河姆渡文化黑陶刻划猪纹钵

人类文明的第一缕曙光

考古学家十分谨慎地将我国的新、旧石器时代交替之期界定在距今1万年前左右的时间，这一界定比最先提出新、旧石器时代划分理论的英国考古学家卢伯克的观点“人类最早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时间在1.8万年前左右”晚了许多。但实际上，由制作原始陶器开启的华夏文明曙光绽放的时间，与卢伯克提出的人类在1.8万年前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的看法基本一致。

2012年，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考古新发现尘埃落定。仙人洞遗址发现的陶罐经碳十四测定年代距今两万年之久，于是仙人洞遗址陶器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陶器。这一考古学结论，使得此前关于人类最早的陶器出现于西亚，继之又有人提出出现于日本的说法不攻自破。

此外，广东牛栏洞、广西甑皮岩和湖南玉蟾岩等遗址的陶器距今约在1.2万年至1.5万年之间。另有广西大岩遗址、北京转年遗址、江苏神仙洞遗址等发现的陶器也在万年以上。这些遗址发现的陶器及其碎片可能包括陶罐、陶缸、陶盆、陶碗、陶釜等。

可以相信，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深入，还会有新的更多的同类遗址被发现。人类在万年以前的活动状态会越来越清晰可见，原始陶器会越来越丰富、多样，陶器记述的早期人类的光辉会日显夺目。

在人类生存的早期，获取或创造维持生命的物质是人的第一要务。虽然精神和心灵也需要一定程度的慰藉，但那时的精神需求毕竟不是主要矛盾。因此，陶器和主要作为生产工具的石器一样都是为着解决人的生命和生存问题而产生的。

陶器的出现是人类主观改造世界、创造世界能力的一次飞跃。在此之前，人类以打制石器为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工具。诚然，当陶器产生时石器还在发挥着巨大的生产和生活功能，但是陶器一旦出现，人类文明的圣火就以燎原之势燃烧开来。

自人类学会制作陶器以后，为生产和生活的创造性劳动与此前大不相同。陶是泥土与火结合起来的产物。人的思维活动、立体的想象能力和创造能力，通过易于改造的泥土变成了陶罐、陶缸、陶釜、陶盆、陶碗等，这些陶器最先用于生活和生产的需要，特别是饮食的需要。如此，人类结束了长期的干食状态，步入汤食和干湿混食的阶段，饮食结构发生变化，食物链条延伸，生命周期拉长，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首先从饮食上开始，一步步从必然王国走向了自由王国。饮食文化较之其他一切文化最早出现了。

因此，陶器较之打制、磨制石器可称之为人类文明的第一缕曙光。

十分重要的文化符号

出土陶器所证明的华夏文明发生的历史，不仅纠正了安特生等人“中国原始陶器由西亚传入”的谬说，证明了中国陶器生产早于日本等国的事实，同时还解决了历史文献记述的错讹。

《史记》载：“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韩非子》也说：“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大戴礼注补》有记：“曰重华，好学孝友，闻于四海，陶渔事亲。”上述文献均极言虞舜品德高尚，能力非常，解决了东夷人制陶而苦窳的难题。这在当时真可谓功盖当世，善莫大焉。于是以李斯为代表的《仓颉篇》作牵强附会之论：“舜始为陶。”

战国时期的另一名著《吕氏春秋》有言：“昆吾作陶。”汉之许慎《说文解字》延续这一观点提出：“陶瓦器也，从缶，古者昆吾作陶。”

汉刘向《列仙传》有记，黄帝时即有陶正之官名宁封子者。成书于晋代的《事物纪原》记载：“周书曰神农用陶，尸子曰夏桀臣昆吾作陶，吕氏春秋亦曰昆吾作陶，黄帝时有宁封人为陶正，则陶始于炎帝明矣。”

上述文献资料各自表达了关于陶器的起源问题，但是都与事实相去甚远。

《考工记解》的著者是个聪明人，他说：“陶器亦自古有之，舜微时已陶渔矣，必至虞时瓦器愈精好也。”这一观点今天看来确实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前述已及陶器之发源问题。江西万年仙人洞、湖南玉蟾岩、广东牛栏洞、广西甑皮岩等遗址所见陶器都早于文献所记数千年以上。另有裴李岗文化诸遗址、河姆渡文化遗址、仰韶文化遗址所掘原始陶器窑址遗存及大量种类不一、用途不一、造型不一的陶质器皿更证明，陶器不仅在史前传说期已经存在，并且已达到相当高级的阶段，基本适应或满足了饮食、酿酒、存贮、运输、纺织印染、建筑等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这一当代人类学、考古学求证的重大问题，当然不会被几千年前的李斯、司马迁、刘向等人所知晓。因此我们也无法责怪古人研究问题的不到位。

这里特别强调陶器的起源问题，不单单是要说明陶最早起于何时何处，此外，还牵涉到人类学、考古学上仅仅用石器工艺（打制、磨制石器）判断早期人类文明的发展属性和发展阶段的方法是否全面的问题。唯如此，我们才认为：较之于石器和其他原始器物，陶才是真正的早期文明的象征。陶在现代考古学产生前是古代文献一直关注但一直未能正确解决的问题。陶在人类早期发展史的分期中的符号性意义十分重要，应该受到更多关注，发挥核心作用。

文化形态的决定因素

新石器时代以后，书写人类社会文明的主角由石器变成了陶器。

自上世纪20年代初中国的现代考古学由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开启后，新石器时代诸多文化形态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红山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大溪文化等，可谓异彩纷呈，各显神秀。

这些文化形态包含着丰富的考古学、人类学内涵。考古发掘所见遗物既有石器，也有骨器、木器和其他质地的器皿，但种类最多、最丰富、最广泛的首推陶器。大量的陶器为考古断代、分期、分类提供了最为有力的实证。不仅如此，由于陶器生产延续时间十分长久，贯穿着整个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一万多年的时间，在这个历史长河中，由于各遗址年代不同、地理环境不一，人类创造的陶器造型、类别、数量、质量、艺术水平不同，陶器所“书写”、反映的文化信息也大有差异。这些复杂丰富的文化内涵为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从不同角度研究人类发展历史提供了鲜活、可靠的证据。正因为此，陶器成为界定诸多遗址文化形态的不二之选。今天，当我们看到原始的陶器就如同看到鲜活生动的古代文字，无数的陶器组成了一部用泥土书写的文明史话，稍加留心，我们就可以从这部文明史话中读出先民的精神，理解先民的心灵，甚至在夜深人静之时与旷远渺茫语境下的原始人类对话。

（原标题：一缕光芒四射的文明曙光——五说陶瓷之功用。文字、图片来源中国文化报及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