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两会在即，这三位文博大咖在关注什么？

苏伯民：让文物保护插上数字化和技术的翅膀

加强文物保护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是全国人大代表、敦煌研究院副院长苏伯民一直关注的重点。在致力于敦煌莫高窟壁画、彩塑保护研究，推进敦煌文物数字化的同时，在2021年的两会上，他准备了关于组建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议，让敦煌经验惠及更多的文物古迹。

在莫高窟洞窟前的广场上，苏伯民代表给记者展示了他们正在打造的虚拟现实游览模式，预计今年五六月份就可以正式上线，游客使用手机摄像头自动识别周边场景，虚拟物件就活灵活现地呈现于手机屏幕。

同时，苏伯民代表告诉记者，随着数字化工作的进展，凝结在每张图片上的智慧结晶也越来越多，而版权保护成了他们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调研走访了各地多个文物古迹的数字化保护情况后，苏伯民发现，这不仅仅是莫高窟，也是很多保护人员共同面对的问题。为此，苏伯民建议，“十四五”期间，国家应加大对数字化产品的版权保护。

另外，苏伯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近年来，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不同材质文物的保护技术研发有序推进，一大批濒危珍贵文物得到有效保护。但面对大量亟待保护的文化遗产，基础研究水平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

科技供给能力明显不足，价值挖掘、病害机理、保护材料与工艺研发、预控指标等基础研究相对薄弱，保护理论体系尚未形成……苏伯民分析称，目前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遗产大国地位不匹配，缺少文化遗产领域国家级的基础研究平台支撑，制约中国由文化遗产大国向文化遗产强国转变。

“国家重点实验室”是中国官方组织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聚集和培养优秀科技人才、开展高水平学术交流、具备先进科研装备的重要科技创新基地，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中国管理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最多、跨区域范围最广的文博机构和世界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实体，敦煌研究院成立77年以来，不仅多项创新研究在文物保护领域走在了中国前列，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文物保护与数字化关键技术，还培养了具有国际视野的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与实践团队。

“建议中国科技部依托敦煌研究院、兰州大学文博单位和高校，布局建设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苏伯民展望道，该实验室将立足西北、面向全国、辐射丝绸之路，汇聚与吸纳文化遗产领域顶尖人才，以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石窟寺、壁画和土遗址等不可移动文物为主要研究对象，推动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文化遗产保护合作与交流，全方位展示丝路文化遗产精髓。

苏伯民表示，该实验室将最终建成“一带一路”最有影响力的文化遗产基础研究与技术创新基地，文化遗产保护人才培养和文化交流基地，文化遗产保护基础理论和敦煌学研究基地。

安来顺：让博物馆给社会带来文化驱动力

博物馆，方寸间一览千年。作为全国政协文艺界委员中少数专注于博物馆业的研究者，在沪全国政协委员、国际博物馆协会副主席、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安来顺始终关注着文博行业的机遇、变革和挑战。

“过去一年多来，疫情给博物馆业带来深刻变革，一方面是向社会开放的功能受限，另一方面许多博物馆以‘云观展’等多种方式满足公众需求，文化的慰藉和鼓舞让社会更坚韧，这也激发了博物馆新的文化潜能。”安来顺告诉记者，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他将进一步关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博物馆如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并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文化驱动力。连日来，他还在政协委员读书群中与其他委员切磋交流，进一步完善提案。

安来顺介绍，去年他参与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博物馆协会对全球博物馆、美术馆的跟踪调查。

据预测，疫情可能导致全球13%的博物馆永久关闭。9月调查数据也显示，全球已有6%的博物馆永久关闭，18%挣扎在“生死边缘”。去年全国两会上，安来顺递交了关于激发博物馆新的文化潜能的相关提案，建议总结博物馆数字资源开发、现代科技运用的有益经验，助力数字化建设，全面提升博物馆的社会服务水平。

“今年我准备了一件提案，在去年调研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推动更具体问题的落实。”安来顺表示，当前博物馆业仍存在不确定性，但其文化潜能已得到广泛认可，比如心理疗愈功能、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的新的文化交流方式等。

他建议，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不妨在博物馆内设置“荣誉市民空间”等怀旧空间，邀请小朋友当志愿讲解员，让讲解活动成为老年人的精神慰藉。

此外，博物馆还可以探索整合艺术机构和慈善机构等社会资源，针对残疾人等群体的需求建立服务机制，提升他们的幸福感。

“政协委员不仅是一种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履职的同时，安来顺已在国际博物馆协会和中国博物馆协会任职逾十年，他始终坚持理论研究和实地走访相结合，并在全球博物馆业的交流中汲取养分。在以前的全国两会上，他关注过博物馆数量快速增长引发的“成长的烦恼”、博物馆探索低碳发展、城市建设中考古前置制度化等热点问题，均得到相关部门重视。

2019年底，安来顺来到上海大学任教，进一步将委员履职、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紧密结合。在他看来，上海的城市精神和城市品格也为博物馆业发展带来新机遇。去年12月，首个全球性博物馆研究与交流机构——国际博物馆协会国际博物馆研究与交流中心在上海大学成立。安来顺透露，今年该机构将继续参与对全球博物馆、美术馆的跟踪调查，并为疫情影响下博物馆业的发展提出建议。

袁靖：完善考古技术人才培养体系

“考古工作已经不是一个冷门，我国考古发掘资质单位也已形成国家级、省级、市级机构为主体，高等院校为补充的人才队伍模式，拥有了一支专业化素质较高的队伍。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考古工作仍然面临很大压力，队伍建设基础不稳固，考古从业人员总量少、增长慢等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

3月1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袁靖告诉澎湃新闻，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他将向大会提交“关于关于完善考古技术人才培养体系”的提案。

袁靖提到，“考古人员少任务繁重”问题长期存在。

虽然各省都有专门的考古机构，但是相对于我国广大的国土面积、丰富的地下文物，现有人员远远不能满足工作需要，捉襟见肘。加之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基本建设考古工作量大面广，“十三五”期间，国家文物局批复考古发掘项目4260项、发掘面积341.9万平方米，其中基本建设考古发掘项目3133项、发掘面积253.7万平方米，时间紧、任务重、技术要求高，一些地区的考古人员每年300多天在野外工作，不分寒暑、疲于奔命，难以投入力量开展学术科研，也没有精力和时间开展考古资料整理、研究、成果转化和宣传普及。

考古人才结构不合理也是袁靖长期关注的问题。

袁靖说，“我国现有的32家省级考古发掘资质单位编制仅1760 人，一线项目负责人不足600名；石窟寺考古、高句丽考古、甲骨文研究等小而专的研究领域人员匮乏，甚至存在人才断档的危险；国内虽然有不少高校、考古机构增加了科技考古内设机构和实验室，但是规模小、人员少、力量分散；石质文物修复、壁画保护、考古勘探和绘图等实操性强的技术人员短缺，身份待遇无法保障，年轻人不愿意学，队伍老龄化严重，目前我国只有洛阳职业技术学院、陕西文物保护专修学院两家学院培养技术人员。”

此外，我国考古人才流失情况严重。袁靖谈到，由于工作任务重、人员压力大、待遇偏低，高校考古毕业生进入行业的不足50%；同时，近年来行业骨干和领军人流失非常严重。不少高级职称人员进入高等院校体系，虽仍从事考古研究工作，却造成基层一线考古力量削弱。

针对上述问题，袁靖提出了三点建议：

第一、教育部在考古专业设置、师资配备等方面给予指导和政策支持，鼓励高校培养、输送考古工作急需的专业人才；将文物传统工艺的保护传承纳入职业教育，研究“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在文物保护领域试点，推动建立考古和文物保护领域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体系，支持职业院校与文博企事业单位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建设。

第二、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改革文博行业工资体系，提升从业人员薪资水平，并积极推动落实解决考古野外工作津贴，保障考古从业人员合法权益，切实增强从业人员获得感，调动工作积极性，增强人才吸引力。

第三、支持将技术工人、民工等劳务服务项目，考古资料整理、报告出版、专业测绘、标本检测、出土文物存放保管等专业技术服务项目，通过政府采购方式委托具有发掘资质的高校的考古教学机构承担，鼓励、引导组建考古公司，吸纳更多社会力量参与考古工作，解决行业力量不足问题。强化“以修代培”，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基层文博单位人员培训予以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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