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在博物馆上学是一种什么体验？

博物馆与学校的合作由来已久。近年来，教育作为博物馆的公共职能更是被社会广泛关注。一般而言，在学校课堂开展的教育为正式教育，而博物馆教育则属于非正式教育的范畴。大量研究表明，在文化场馆（包括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图书馆、研究所、动植物园等）开展的非正式教育，对少年儿童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这些场馆中开展好的教育活动，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创新能力以及学习以外的社交能力。我国近年来也大力推动中小学校广泛利用博物馆资源，为国家的未来培养具备核心素养的创新型人才。

然而，在英国，一些从事博物馆教育相关工作的人员，似乎已不满足于仅仅在博物馆中进行非正式教育，而是开始探索将正式教育也置于公共文化场所中。2016年，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文化研究所发起了“我在博物馆上小学”项目，大胆尝试在博物馆中完成国家统一课程大纲的教学。这一项目，以两个星期至一个学期为周期，将托儿所和小学课堂完完全全地搬进博物馆。参加项目的孩子像在学校里一样，在博物馆中度过一整天。

01 项目的缘起

“希望所有孩子都能够感受到在博物馆学习的快乐与灵感。”

“我在博物馆上小学”的灵感来自于一位专门为文化场馆设计教育空间的建筑师——温蒂·詹姆斯。她说：“作为三个孩子的妈妈，我看到了他们在博物馆学习中得到的快乐与灵感，而这种快乐与灵感能够也应该让所有孩子感受到。”项目发起之后，也得到了伦敦国王学院教育、传播和社会学院学者的支持，此外还与“遗产业内人”（Heritage Insider）咨询公司合作完成了项目前的调查、项目中的观察与记录以及项目后的评估报告。

除了温蒂·詹姆斯的灵感迸发，“我在博物馆上小学”项目的诞生也和英国的教育文化环境密切相关。比如学校资源出现短缺，校舍与教师都亟需增加。人们不断反思以考试分数为评估标准的传统教育模式的弊端，同时，大量研究证实了学生在文化环境中学习的益处。社会与国家，需要为未来培养更多具有创造性、灵活性和专注力的孩子。而博物馆也亟需培养更多元的忠实观众，以及缓解不断增加的财政压力。

虽然我国和英国的国情大不相同，但两国教育与博物馆行业所面临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相通性。更重要的是，“我在博物馆上小学”项目的展开、结果及后续的回顾中所见的成果与问题，均对我国馆校合作的开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因此，笔者认为这一项目可作为国外博物馆教育及馆校合作的案例进行研究。

02 计划的制定与项目的评估

在项目开始之前，伦敦国王学院在2015年5月至8月通过实地调研，进行了可行性研究，并确定了三对博物馆与学校的合作关系，均为小学或托儿所与本地博物馆的联合，涉及了英国不同地区和不同年龄段的学生。第一对为哈德良小学和南希尔兹阿尔比亚罗马城堡与博物馆，29名五年级小学生在博物馆进行了3个月（一个学期）的学习；第二对为生命银行肯辛通幼儿中心和泰特利物浦美术馆，24名3至4岁幼儿在这里度过了两个星期；第三对为位于斯旺西的圣托马斯社区小学与国家海滨博物馆，两组4至5岁的儿童，各在博物馆中学习了5个星期。

三对馆校合作组合地理位置分布（橘色：南希尔兹组合；绿色：利物浦组合；蓝色：斯旺西组合）

以伦敦国王学院为主导的项目组为每对馆校组合列出了计划大纲，其中包括了细致的操作手册，涵盖这一项目日常运营的方方面面，包括研究项目的目的、报道与传播、风险分析、参与者情况、时间安排和实施方法、班级在博物馆学习空间的安置、学生的交通、安全和健康等问题、对教师教学的支持、现场运营责任、项目后的成果分析和未来方案制定。虽然这一操作手册在实际运营中作用有限，但制定这一手册的过程极大地帮助项目组解决了后勤问题和其他潜在问题，更重要的是厘清了项目中各方的责任划分，为项目未来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项目从一开始，便委托了第三方咨询机构用田野记录、访谈、问卷等多种方式，从三个方面对项目进行整体的评估。这三个方面包括项目的开展、博物馆作为长期正式教育场地的优势与劣势、及各利益相关方（博物馆工作人员、志愿者、教师、学生和家长）在认知和态度上的变化，最终为项目出具了详细的评估报告。报告展示了项目的方方面面：项目的缘起、社会背景、评估方法、项目的策划与实施、项目结果与影响、项目参与人员的反思探讨、对未来项目实施的建议，以及在馆校合作、博物馆教育领域的文献综述。虽然评估报告中提及，评估的对象“我在博物馆上小学”的四组馆校组合，是具有学术研究和实验性质的项目，但这一报告成为其他有意参与项目的机构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这一项目本身继续进行的基石。

事实上，评估顾问全程参与博物馆教育活动的做法，在欧洲国家已不少见。比如，宋娴博士的《博物馆与学校的合作机制》一书中提到，德国的德意志国家博物馆与学校合作的项目中，完善的计划制定和有效的评估体系都必不可少。馆校双方在充分沟通之后制定计划，为项目的进行提供了框架，也为定期的评估提供了方向。评估顾问会根据馆校双方各自的目标来检测计划实施的进程并评估结果，以此来测试计划的有效性，在需要的时候方便修改计划，更好地进一步合作。虽然引入第三方评估的机制在我国还未有耳闻，但国内很多博物馆在设计教育课程时，都加入了考核课程效果的环节，以评估课程设计是否完善，并根据需要做出及时的调整。

03 项目成功的关键因素

对学校教师来说，教室是他们最有安全感的教学环境。将课堂整体搬入博物馆，对老师们来说挑战极大。

在这一项目中，学校老师对孩子在博物馆的安全、健康、精神和学习负有完全的责任。教师必须根据博物馆的环境、藏品和教育资源来调整授课和工作的方式。这种情况下，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参与便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教师授课的效果。博物馆参与程度越高，精力投入越多，博物馆藏品的利用效果就越好，学生得到的学习体验也就越独特、越丰富。

“我在博物馆上小学”的三对馆校合作关系中，泰特利物浦美术馆（合作方为生命银行肯辛通幼儿中心）是三家博物馆中参与程度最高的。美术馆派出了一位早教专家，对幼儿在博物馆中的学习全程进行了引导。同时，美术馆在一面墙上设置了一个“发现树”，以可视化的方式标注孩子在学习过程中的兴趣点，并将这些点和本馆馆藏及学校资源配对，从而在原有教育活动的基础上增添了新的教育项目和内容，最大限度地利用本馆藏品，配合学校老师和孩子完成规定的教学课程。

泰特利物浦美术馆的“发现树”

而斯旺西的圣托马斯社区小学与国家海滨博物馆根据威尔士统一课程，首先评估所有可能在博物馆中教授的知识，将这些知识分类，设计学习活动，并和统一课程中的版块和教学目标相对应，最终的课程计划表基本可以涵盖统一课程大纲的所有版块。其中有些课程是特别设计的，有些则是利用博物馆已有的教育活动。

哈德良小学-南希尔兹阿尔比亚罗马城堡与博物馆这对组合，应是三组中对教授校本课程的要求最高的。然而，从评估报告中可以看到，学校和博物馆对各自的需求和对方可提供的资源似乎并未进行充分沟通，因而出现了一些困难。比如，学校教师为了配合利用博物馆的藏品，需要创造性地设计一套跨学科的课程大纲，并改变授课方式，将历史、地理、文学、科学、艺术各个学科的知识融合在一起。由于博物馆参与程度不够，这一压力全部落在了学校教师的身上。但由于学校和博物馆均未就如何最大限度利用馆藏资源接受系统的培训，最终仅有小部分馆藏资源被用于讲授课程内容。另外，即便是配合博物馆资源修改了课程计划，学校教师依然反映，在馆内无法教授数学课，因为没有白板和其它教具，体育课也只能回到校园中进行。在笔者看来，这些问题似乎都是可以通过前期充分的沟通、计划和资源的调配来解决的。

除了教学任务，博物馆在其它硬件设施上的配合也很重要。比如，泰特利物浦美术馆餐厅特别为孩子设计了一份菜单，以适应他们的饮食和营养需求。再如，博物馆会重新规划教育空间的使用方式和使用时间。

04 令人欣喜的有益成果

“我在博物馆上小学”项目实施过程纵然困难重重，但参与的博物馆、学校和教师以及儿童，都发生了一些可喜的变化。

对博物馆而言，由于从未如此长时间地连续接触同一年龄段的同一群儿童观众，这次的项目便使得博物馆对这些孩子的兴趣、能力和需求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孩子们在这期间的变化，博物馆教育人员看在眼里，使他们在工作方式上也变得更加重视对每个儿童个体的观察。这非常有助于博物馆设计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教育活动以及展览计划。另外，与学校教师的密切合作，也让博物馆教育人员了解了学校不同课程的教学方式和内容，不只有助于博物馆开发交叉学科以及和国家课程相关联的教育项目，也为他们的职业发展的带来有益的提升。

由于孩子们在博物馆中学习的时候会到达馆内各个区域，这改变了博物馆对于教育空间的利用态度，变得更加开放和灵活。此外，对博物馆来说，这一项目的进行有赖于各个部门之间的合作，调动了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各种形式参与到博物馆教育工作中来，这也使教育工作的地位在馆内得到了整体的提升。

对学校和教师来说，在博物馆教学的经历使他们更加积极地探索各种创新性的教学方法。为了配合博物馆的馆藏资源，老师们需要发挥创造力改造课程大纲。此外，传统教室中的教具都较为抽象，而博物馆中的实物资料则更接近真实的世界，学生在博物馆看到书本上的知识，不只会加深印象，还会让他们觉得学校学习的内容是真实存在的，是有用的。因此，学校老师回到教室之后，延续了使用实物教学的方法。

哈德良小学学生在南希尔兹阿尔比亚罗马城堡与博物馆上课

此外，学校教师也从博物馆的教育活动中获得灵感与启发。比如，在圣托马斯社区小学与国家海滨博物馆这对组合中，国家海滨博物馆曾邀请一名自由职业的演员、教育员为孩子们讲述博物馆展示的“罗宾”单翼机的故事。演员带着孩子们穿上戏服，让他们扮演单翼机制造中出现的人物，在这过程中便将飞机的设计、飞行原理、这架飞机的重要性传递出来。孩子非常喜欢这种方式。项目结束后，圣托马斯社区小学的老师将这一形式保留了下来，丰富了学校的教学方式。再如，受泰特美术馆设置“发现树”的启发，习惯于单向传授知识的学校老师，越来越认同“以孩子为中心”（child-centered learning）的教育理念。更重要的是，学校和老师开始真正重视校外教育资源的利用，对在校外进行的授课也更加有信心，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传统教学环境的依赖。

斯旺西国家海滨博物馆的教育员与圣托马斯社区小学的学生

孩子们在这一过程中的变化是最大的。其中最突出的便是几乎所有孩子都更加乐于交流，变得更加自信。有些在学校环境中非常沉默的孩子，在这一项目中开始主动开口说话。那些非英语母语学生的英语交流能力也显著提高。在博物馆的环境中，学生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度和独立性，比如，在泰特美术馆，孩子们每天中午可以自主选择午餐的款式，然后像大人一样围坐在桌上一起吃饭。

圣托马斯社区小学的学生在斯旺西国家海滨博物馆

此外，在丰富多样的学习环境中，各个年龄段的孩子都表现出了高涨的学习热情，他们更加主动专注地完成每天的学习任务，积极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授课的效果非常好。比如，哈德良小学的学生每天要完成学习日志，老师们发现学生的词汇量有了显著增加。另外，老师和博物馆工作人员还发现，孩子们有着很强的适应能力。仅仅过了几天，学生对博物馆的感受就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感觉自己是博物馆的主人，不只在博物馆学习知识，还在学习中创造知识。他们会带着家长和其他观众参观，为他们讲解，讲解的内容都是自己理解消化的结果。如此，他们主动承担了博物馆文化使者的责任，成为联结博物馆与社区的桥梁。

05 稳步前进的后续发展

“我在博物馆上小学”最初的四组合作实验结束之后，很多学校和博物馆都对这一项目很感兴趣。为了让这一合作模式能够持续进行，项目组整理了一套功能强大的“工具箱”，为后续参与的机构提供指引。这套指引中包括试点项目的总结、文献资料的整合、选择合作方的方法、做计划的步骤、应该解决的问题、如何利用博物馆资源教授国家课程、如何进行评估等等。从最初发起至今，此项目已经吸纳了500余名小学和幼儿园的学生参加，在博物馆、美术馆、植物园完成11周的课程。

2020年的一场疫情，使学校和博物馆被迫关上了大门。随着新冠疫情防控在世界各国的常态化，为了让孩子们尽早回到教育环境中，欧美地区的学校逐渐重新开放。然而，在疫情依然严峻的情况下，如何安全开展教学工作的问题并未解决。博物馆在疫情中也举步维艰。此时，“我在博物馆上小学”则为学校和博物馆人提供了新思路，项目组也为疫情期间项目的开展提供了最新的方案，而这一项目也从英国跨洋到达了美国。

路易斯安纳儿童博物馆

2019年8月，美国路易斯安纳儿童博物馆新馆向公众开放。这座新馆斥资4750万美元，面积达3.4万平方米，坐落于约526万平方米的新奥尔良城市公园内。然而开放才半年，就因疫情被迫关闭。2020年6月中旬的重新开放也未能缓解其严重的财政危机。向来关注儿童教育的博物馆工作人员同时关注到了学校面临的困境，以及“我在博物馆上小学”这一项目，便决定一试。于是，博物馆和本地一所以生活较贫困的非裔学生为主体的学校形成了合作关系，为他们的幼儿园和托儿所提供学习场地，直至2020年12月份。这座新建的儿童博物馆，有针对孩子建设的现代化的学习环境，丰富的学习资源，完善的基础设施，是将学校搬进博物馆的理想场所。在项目实施中，学校教师和学生成为了博物馆的一部分，不仅充分利用了博物馆的各种设施，还一定程度地参与了博物馆的日常工作，比如前台的接待工作。这一合作关系，也为博物馆吸引了2.5万美元的资金，以维持四个月的正常运转。

兰斯顿·休斯学院的学生在路易斯安纳儿童博物馆

如今，“我在博物馆上小学”项目依然低调而稳定地进行着。四年前的一次灵感迸发，却在2020年残酷的疫情中发挥了作用，不由得令人感觉温暖。这样的经历对于在博物馆度过疫情的孩子来说，将会是终生难忘的回忆。这不也正是博物馆真正的价值所在吗？

06 结语

“我在博物馆上小学”从2016年发起至今，影响虽然有限，但其对博物馆与学校合作新模式的大胆探索，从理念和实践层面，均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比如，博物馆教育活动如何更好地计划与评估，如何更加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博物馆与学校教师之间如何互相学习，如何更加深入地理解对方的工作方式，博物馆教育内容如何与国家课程接轨，如何借鉴博物馆教育以改善正式教育中的弊端，博物馆如何持续地对学生、家庭甚至社区产生影响等等，都是这一项目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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