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通州运河往事

缘起

远在通州被确定为北京副中心，大运河森林公园被划入“城市绿心”之前，这片水泊与夹岸烟柳之地被我们确定为双休日的“打卡处”。明清京杭大运河最北段——北运河，进入通州城区后河道渐阔、水量加大，春夏季节，微风过处波光粼粼，近岸多繁花修苇。妻戏称，儿子长大应该会有冲动写一篇回忆儿时的文章——《我与大运河》。

公园的东北部，有一组称作“通州码头”的仿古建筑，是当年拍摄电视连续剧《通州码头》剧组搭建的外景地。2014年春，我在这里的一片抛荒空地上与十几块残碑不期而遇。一眼望去，一块块人为毁坏的残碑，犹如森森白骨，躺在在荒草丛中。

我以粗浅的专业常识，快速扫描这批上自元代下至民国初年的碑文，论史料价值最高，只锁定一块“同知都漕运司事赵公去思碑”。碑身下部被人为砸碎，残高280厘米，是元至正八年（1348）所立。幸好年代并不久远，残存碑文均可清晰辨认，粗略地记载了东汉末年至元代前期，华北地区运河开发的重大事件。

为了行文方便，笔者姑且简称为“赵公去思碑”，碑主为“都漕运使司同知”（漕运司使的副官）赵温（字温甫），“去思碑”简而言之就是碑主的政绩纪念碑。碑文记叙了赵温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出色地完成漕运任务的政绩，同时赞其品质高尚，作风正派，关心下属。在他离任后，此署官员为纪念其业绩和人格，便在衙署内为他树了“去思碑”，为继任者树立典范。

笔者检索了相关寥寥无几的资料，石碑是在20世纪80年代修通州商业街时，从通州旧城西垣台基处挖出来的。这条商业街已经湮灭于“副中心旧城改造”之中，其旧址如今耸立着一座现代商住两用大厦。

与“赵公去思碑”初次邂逅是在2014年，当时在公园西南部即运河西岸空地上，有一处三层仿古式建筑正在修建，据传疑似未来的大运河博物馆。我与妻自以为是地感到安慰，觉得博物馆修好后，荒草丛中的残碑将有安放之地。

2017年冬日傍晚，我们路过那座“疑似建筑”大门口，询问保安，被告知这里是公园管理处新址。于是，初次邂逅之后的第四个春天，我决定考证碑文的史料价值，希望微弱之声引起有司瞩目，能为这些残碑寻一个遮风避雨之处。

现将“赵公去思碑”碑文抄录如下（碑文句读为笔者所加，……代表残损，/代表换行，【】为笔者注释）：

【篆额】同知都漕运司事赵公去思碑

前翰林侍制兼国史院编修修官 春谷 武元亨撰文 /

亚中大夫同知都漕运司事 王钧 篆额/

将仕郎都漕运使司知事 张允恭 书丹/

幽之漕肇于魏武，迄唐河北营田使姜师度，循魏故迹并海凿渠，开泊淇以通饷路。金因……/

至都暨/

国朝有东南之利，江浙之赋岁输米三百五十万石。初，由河转汶、泗、东阿、胶莱达京，以其迁延……/

沧溟之汹涌，冒洪涛之屹立，至直沽之广通始交卸以入京。先时，循魏金旧制……/

而后遣其粮自直沽摼【同牵】白流接通惠廥【意为仓库】，而捣浥润之米经风耗折其数不……/

者。迨我同知赵公之来也，分司通州，当监擣【同捣】坝，傎【同颠】厥釁隟，塞其罅漏，俾纲官运卒粗获休息，革……/

得其人而其政举矣。泊【同洎】迴车【迴车，离任】也，吏卒攀辕脱履，追思不已，夜以继旦，以其遗爱之涤而……/

刊绩于石，兾【同冀】乎扬清芬、播惠泽。是吾济之报德耳。众忻诺，於是纲官吏卒，录其行实……/

陞经历迁上都留守司【留守正二品，同知正三品】，经历入拜监察御史【正七品】，转大都兵马指挥，陟都指挥使【正四品】，秩未满……/

为政者，率皆姑息，见利而忘义，视弊而不更，惟苟且偷安，邀历俸月。孰为之破觚……/

救民于水火，则今之贤运同也。昔见韩温甫，今见赵温甫，异世而同风者也，且公……/

夫之称之曰古之遗爱也。【典故“甘棠遗爱”，旧时颂扬离任的地方官。典出自《毛诗正义》卷一之四《国风•召南•甘棠》】况公大邦之臣，□责之寄而致吏卒无敢慢，无敢欺……/

政民畏之善救民爱之，公兼而有是哉。公讳温，字温甫，开元咸平人【今辽宁开原】。公常为……/

朝既闻善政，敢不揄扬为作颂曰：/

潞有漕 㳂魏金 我因之 利愈深  输淛□/

其功丕 人厚思 碑丰树 揭万世  永为渝/

至正八年正月    日

曹操开辟的华北运河体系

碑文虽为赵温所立，但碑文在追述前朝有关北方运河体系的变迁，先后提及了三位历史人物：东汉末年的曹操、唐代的姜师度和金代的韩玉（字温甫，与赵温同字），有意无意间粗线条地勾勒了汉末、隋唐至金元时期华北平原运河体系变迁的大致情况。笔者查阅诸多论文及陈桥驿主编的《中国运河开发史》（中华书局，2008），以补充碑文“网漏吞船”般的相关叙述，以求读者能有一个清晰且准确的认识。

碑文说“幽之漕肇于魏武”，幽指幽州，应泛指黄河以北（东汉时黄河比今黄河靠北）、太行山以东、燕山以南即今津京冀地区，大规模利用已有水系并人工开凿河道以组成符合军事、政治需要的运河系统，应该说始于东汉末年曹操征服华北地区的系列战争。

建安八年，曹操向袁绍势力中心邺城发动进攻。此时袁绍已死，其二子袁谭和袁尚拒守城池，兄弟因争权内讧，虽阋于墙但外御其侮。曹操此番进军，兵临邺城之下未果而还。史学家推测，除了邺城易守难攻之外，很可能是源于后勤供应不能保障较长时间的围城之战。这种推测的一个主要证据是：撤兵半年之后，曹操采取了一项重大举措：“（建安）九年（204年）春正月，济河，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水经•淇水注》关于曹操此举记载得更加详细：“汉建安九年，魏武王于水口下大仿木以成堰，遏淇水东入白沟以通漕运，故时人号其处为枋头。是以卢谌《征艰赋》曰：后背洪枋巨堰，深渠高堤者也”。（[北魏]郦道元撰，陈桥驿校释：《水经注校释》，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

枋头是一个规模很大的水利枢纽工程。该工程包括两项工程。一是用巨大的仿木做成堰，将原先流入黄河中的淇水加以拦截；另一项工程是开凿渠道，将淇水与原来源头在内黄县的清河相连通。这一条新利用的渠道被称为白沟。然而包括距离曹操时代很近的北魏郦道元在内的后世学者研究证明，它其实是一条干涸的老河道（谭其骧先生认为白沟是《山海经》和《尚书•禹贡》中所记载的黄河故道，见其文章：《海河水系的形成与发展》，收录于《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只是被曹操相中重新利用起来。所以，曹操在建安九年二月，即“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的第二个月就再次出兵进攻邺城。

枋头工程自曹操建成后，历经三国魏、晋，直至南北朝时期，虽然也曾有过短暂的不通航时间，但大部分时间作为黄河北侧水运通道的枢纽。与此同时，因这项水利工程而在这里兴起一座城市，也被称为“枋头”。到了两晋和北朝时期，成为黄河北侧的一个军事重镇。西晋末年向冰率众数千壁于枋头；永嘉之乱后，石勒自河淮地区北趋冀州，即路由枋头；后来东晋谢尚北征，即遣戴施为先锋据枋头；而以枋头命名的著名的枋头之役，则是桓温戎马生涯中最黯淡无光的一页。

曹操由于实施了“遏淇水入白沟”的工程，为他的军队的供给提供了方便的水运。因此，很快就夺取了邺城。袁尚逃到乌丸部族“数入塞为害”，对曹操造成威胁。为了征讨乌丸，曹操在夺取邺城之后很快又开凿了两条运河，于建安十年（205年），“凿渠自呼沲入泒水，名平虏渠；又从泃河口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关于平虏渠和泉州渠的位置，史无明确记载。平虏渠，经过现代学者常征和谭其骧两位老先生不约而同的考证，认定为今天南运河青县至天津独流镇的这一段，事实上就是白沟的延伸。《水经•浊漳水注》中记载有“平虏城”，据谭其骧先生考证为今天青县西南木门店，城因平虏渠而得名。泉州渠，却是因泉州县而得名，据考证其县治位于今天津市武清区杨村镇西南约4公里，而泉州渠南起近天津市内海河，北抵潮河与泃河交汇处（今宝坻县城东南）。由于在东汉末年今天津周围地势低洼（被称为雍奴薮），历史时期许多河流下游在这里频繁改道，可能会留下古河道的痕迹，导致泉州渠可能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弯曲度很大运河，这就足以解释为何史书记载泉州渠180里，而现今直线距离不过50公里。

与白沟运河一样，曹操开凿平虏渠和泉州渠历时很短，可能是利用古河道和天然沼泽洼地等自然因素。平虏渠和泉州渠建成后，黄河以南的河南地区的物资可通过睢阳渠、黄河、淇水、枋头、白沟、清河、平虏渠、泉州渠而达到曹操作战的前线，保证了曹操的军事补给需要。

隋唐时期华北运河干线的变迁

以上详细追述曹操的丰功伟绩，似乎与本文主旨偏离，实则不然，因为接下来“出场”的就是碑文提到的第二位人物——唐河北营田使姜师度。

话说曹操开凿平虏渠之后，到了北魏末年郦道元修《水经注》的时候，称其为“清河”，也就是说，这段运河在郦道元生活的时代已被看做是清河的延伸，平虏渠失去了其本名。此段运河被称为清河，可能不是郦道元的发明，很可能这是当地的人们对此段运河的称谓，郦道元只不过记录了这一情况。因此，平虏渠一名，在当地人们的记忆中，逐渐淡忘，以致曹操开通的平虏渠确切位置，也在世人记忆中模糊，致使在唐代，错把姜师度开凿的运河当做是曹操开凿的平虏渠的位置，张冠李戴，也就难怪《去思碑》以讹传讹“循魏故迹并海凿渠”。

讹误始于《旧唐书•姜师度传》：“师度勤于为政，又有巧思，颇知沟洫之利。始于蓟门之北，涨水为沟，以备奚、契丹之寇。又约魏武旧渠，傍海穿漕，号为平虏渠，以避海艰，粮运者至今利焉”。关于姜师度所开运河的位置，又见于《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八《河北道三•沧州》“鲁城县”：“平鲁渠，在郭内。魏武北伐匈奴开之。”《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五《沧州》“清池县”亦有类似记载：“平虏渠在县南二百步，魏建安中与此穿平虏渠以通军漕，北伐匈奴，又筑城在渠之左”。谭其骧先生已明确指出《元和郡县图志》和《太平寰宇记》所说是错误的。实际上，姜师度开凿的运河位于曹操开凿的平虏渠东面达40多公里之远，这两条河不可同日而语，姜师度所开凿运河可能在当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对后世并无影响，其河道再不为后世所用。

实际上，早在姜师度之前的隋代，曹操开凿的白沟—清河—平虏渠—泉州渠水运通道虽然局部可能还能通航，但能将各河流联系起来的航运干线可能已不存在，重挑历史的重任的是隋炀帝，而契机依然是大规模军事行动——征高丽。

隋炀帝大业四年（608年）正月：“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隋代涿郡的郡治位于蓟城，即今北京老城区西南部的原宣武区。永济渠于大业五年完工。大业七年（611年）二月，隋炀帝“自江都御龙舟入通济渠，遂幸于涿郡”，从扬州直趋涿郡的蓟城，并在蓟城举行盛大的礼仪活动，并开始大规模的集结军队，永济渠承担了繁忙的运输任务。但是隋炀帝发动的此次战争，以失败告终。

永济渠只用了一年时间开通，主要原因是利用了曹操开通的白沟—清河—平虏渠这条水运通道以及河北平面上的古代其它河流故道。实际上，永济渠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从沁水到曹操开通的白沟运河；第二部分为从曹操开通的白沟运河到今天的天津；第三部分为从今天的天津到隋代的涿郡郡治蓟城。其第二部分是利用了曹操所开部分运河段，而其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则是隋代新开通的运河河段，第三部分还利用了古永定河、隋代称为桑干河的河道。

隋炀帝修永济渠，奠定了日后元明清三代京杭大运河在华北地区的河道基础，即永济渠日后成为华北地区沟通黄淮流域和海河水系的主干河道——“御河”或“南运河”，其历史功绩不得不表，而《去思碑》却只字未提。

大运河“最后一公里”的贯通

在碑文所提及的第三位人物——金代的韩玉出场之前，需要顺着时间线做个补充说明：永济渠在整个北宋时期，被统称为“御河”（因隋炀帝沿着永济渠三征高丽而得名），在黄河决流和改道的影响下，时断时续地维持着通航，直至北宋灭亡。进入金代，有两大因素对御河有深刻影响。一是由于黄河河道向南迁移，夺占淮河河道入海，御河摆脱了黄河频繁的冲淤影响。另一个因素是金朝迁都。金海陵王将都城从上京（近黑龙江省阿城白城子）迁移到燕京，对北京城市发展和运河的发展做出重要影响，也使御河的人文地理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了解决京城的粮食及物资供应，海陵王将隋永济渠第三部分——桑干河河道，转移到天津至通州的潞河，从此通州才第一次成为南北运河的北终点、南粮北运的最后集散地。

金代迁都燕京后很长一段时间，船运的终点是通州。由通州到中都的运输，主要是由陆运完成的：“然自通州而上，地峻而水不留，其势益浅，舟胶不行，故常从事陆挽，人颇艰之”。（《金史•河渠志•漕渠》）。

为了打通南北运河的“最后一公里”，金世宗时（1161年到1189年），朝廷提出了开凿从中都到潞水的人工运河。然而“世宗之世，言者请开卢沟金口以通漕运，役众数年，竟无成功”。此事最初于大定十年（1170年）议定，大定十二年渠成，但“以地势高峻，水性浑浊，……竟未见功”。侯仁之先生在他的博士论文《北平历史地理》中专门考证了这条称为“金口河”的运河。他说：“金口河是从石景山以北引出卢沟河水，然后导入中都北护城河。”但是由于石景山以北的河道“比中都城海拔高出约120英尺（约36.6米），故水流过急，夏季时中都城常受洪水威胁。因此，这一河道于1187年（大定二十七年）再度中断”。

当代学者吴宏岐在《略论金代的漕运》一文中考证更加详实：“据实地考察资料，大定十二年所开‘金口’在今石景山北麓石景山发电厂院内……向东南过今玉渊潭，南折入中都北护城河，再向东沿今通惠河道至通州城北入白河。金开金口河后，因为河床比较大，含沙量过高，而不同通航，但仍可以引水灌溉京西稻田。只是到了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金廷害怕河水暴涨，冲决堤岸，对京城的安全有所妨害，所以才派人将其堵塞了事。”

十七年后，即金章宗泰和四年（1204年），我们碑文的第三位人物——韩玉出场了。《金史•韩玉传》载其生平：“字温甫，其先相人，曾祖锡仕金，以济南尹致仕。（韩）玉明昌五年经义、辞赋两科进士，入翰林为应丰……泰和中，建言开通州潞水漕渠，船运至都。升两阶，授同知陕西东路转运使事。”韩玉本传提到的这一工程，包括两部分，一是修改大定十二年漕河的水源，实际上开凿了一条新的漕河；二是疏浚通州的潞河。《金史•乌古论庆寿传》载，这两项工程在泰和五年（1205年）由乌古论庆寿监督完成：“是时，议开通州漕河，诏庆寿按视。漕河成，赐银一百五十两、重币十端。”这次新修的漕河，定名为“通济河”。

从韩玉和乌古论庆寿所受到的重奖来看，他们建议并开通的由中都到通州的漕河（即通济河，又名闸河），与此前的大定年间以卢沟河之水为水源的“故漕河”相比，是相对成功的。究其原因，后世学者认为主要是更换了更合适的水源——高粱河和白莲潭水。高粱河，即为今天流经北京西北部紫竹院和白石桥的高粱河，白莲潭即北京城内的积水潭、什刹海等湖泊。由于这两个水源较为稳定且较少受到泥沙淤积之患，所以新开的漕河才获得了成功。

“都漕运使司”的使命

泰和六年（1206年）金廷的尚书省定制，凡漕河（运河的统称）所经之地，州府官衔内带“提控漕河事”，以“俾催检纲运，营护堤岸”。“通济河，创设巡河官一员，与天津河同为一司，通管漕河闸岸，止名天津巡河官，隶都水监” （《金史•河渠志》）。根据吴宏岐的推测，“天津河”应为通州以南的潞河运道。

这段史料揭示了一项重要制度的创设，即从金代开始，建都于北京的王朝，对天津——通州——京城这部分运河管理的模式确立为：中央部门专设管理运河的衙署和官员，并对天津—通州，通州——京城进行分段，各派专员管理。元代，在中央户部下设京畿都漕运司，创设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九年（1282年）。二十五年，京畿都漕运使司分置内外二司，内司仍旧名，外司称都漕运使司。京畿都漕运司只领在京诸仓出纳粮斛,及新运粮提举司站车运粮公事。 都漕运使司，于河西务置总司，临清置分司，领接运海道粮事，“掌御河上下至直沽、 河西务、 李二寺、 通州等处儧运粮斛”。（《元史•百官志》）。“李二寺”，据当代学者考证，应为“里二泗”的讹误，近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有里二泗村即其原地。

以上“官话”翻译成现代汉语，通俗地讲是指：原京畿都漕运使司掌管御河直至大都的内陆运河漕粮的运输管理（海运漕粮归另外一个部门管理），现在分立出一个“都漕运使司”衙门分管御河至通州段，而原京畿都漕运使司衙门牌子不变，但管理范围缩小为通州至大都城内。以通州为界，分司管理运河河道和漕粮运输，元代是沿袭了金代的传统，笔者估计正因为此，《去思碑》在讲述碑主——都漕运使同知赵温政绩之前，说“先时，循魏金旧制”。其实主要是因循了金代的旧制，而这个所谓“旧制”，结合碑文的下文，就是指大运河从天津至通州这段与通州至大都城内那一段是分属两个部门进行管理。

元代的漕运包括内河河运和海运两部分，其中内河河运漕粮所占比例虽然远远小于海运，但因为海运艰险等原因，而终元代一朝河运和海运并存。本文重点不在详述元代河运河道以及海运航线的开发历史，然而赵温《去思碑》提及到此，故不得不简明扼要加以说明。

元代漕运大致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南宋灭亡前夕（1279年）——至元二十年（1283年）。利用隋代和北宋遗留的大运河之江南河、邗沟段，逆淮河、黄河抵达河南中栾旱站，陆运一百八十里至淇口，入御河至直沽（今天津），然后入潞河至通州。补充说明，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黄河在滑县西南的李固渡被人为决口向东南流，长期夺占淮河河道入海，历经元、明，直至清咸丰五年（1855年）又于河南兰考铜瓦厢决口改道东北流，夺占大清河河道，在山东省北部入渤海，形成今天的黄河河道。因此，在元初，江南的漕粮运至淮河后，可逆黄河而上。

第二阶段，至元二十年——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修通济州河，打通淮河与泗水、汶水、大清河，南来漕船从徐州入济州河转大清河至利六津入渤海，经由渤海至直沽，再入潞河至通州。但由于大清河河口有拦门沙的阻塞，造成同行困难，后来南来的漕粮经济州河至东阿，再经陆运至临清，然后经御河水运至直沽。但由东阿陆运至临清，仍费周折，颇为辛苦，于是至元二十六年修会通河，打通了济州河与御河。从此，由淮河到御河，可以不用中转陆运绕弯路。几乎与此同时，从至元十九年（1282年）开始至至元二十年，元廷又在山东半岛东端修通了胶莱河，黄海海域南来的海运船只可以不必绕山东半岛，直接从胶莱河抵达渤海湾至直沽。但由于种种原因，至元二十六年，耗费巨大的胶莱河被弃用。

第三阶段，至元二十六年至元朝灭亡（1368年），会通河修通之后，内河漕运水路可直达通州城下，至元三十年（1293年）郭守敬修通了连接通州和大都城内积水潭的“通惠河”，元朝内河漕运水路全线贯通，而同时海运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且运粮比例依然大大多于河运。

赵温《去思碑》碑文说：“初，由河转汶、泗、东阿、胶莱达京”下文残缺，之后为：“沧溟之汹涌，冒洪涛之屹立，至直沽之广通始交卸以入京。”笔者推断，碑文记叙的应是上文提及的“第二阶段”，即内河河运在东阿转陆运，而同时海运走胶莱河。

须知，赵温《去思碑》立于至正八年（1349年），碑文追述本朝漕运变迁，止于至元二十六年，其后六十年的历史不着笔墨，尤其是“通惠河”，就在《去思碑》所出土的通州城下，竟然一字未提。其原因，笔者推测，一是可能原本有提及，但是石碑受损，今人看不到了。另外一个可能是，通州至大都的漕运归京畿都漕运使司管辖，所以在“都漕运使同知”赵温的政绩中故意回避了非管辖区的情况。

管窥元代海运弊政

“赵公去思碑”在简单追述前代及本朝运河管理之后，重点描述了“当代弊政”。然而，现存碑文不到50个字：“……捣浥润之米经风耗折其数不……迨我同知赵公之来也，分司通州当监擣坝，傎厥釁隟，塞其罅漏，俾纲官运卒粗获休息”。这短短不到50个字，关键信息有三个：一、漕米因长途运输造成的损坏，在接收的时候有“折阅”问题，即碑文“折其数”；二、在“擣坝”环节，存在制度和流程上“缺口”，容易滋生弊病，具体不知所指；三、赵温堵上这些“缺口”，使得负责押运漕船的官员、士兵得到了“休息”，反推这些“缺口” 可能使得纲官运卒疲惫不堪。

因“赵公去思碑”碑文残缺不全，加之文字本身简略，年代既久，现代人仅凭此管窥元代晚期北运河段漕运管理中的问题如坠雾中一般。幸好《漕运通志》记载了与赵温同时代另外几位“都漕运使”的去思碑，可以作为弥补或者相互佐证。

《漕运通志》卷十，全文引用“直沽接运官德政碑记”：……国家以其事重且难，故于每岁春夏运粮。舟将抵直沽口，即分都漕运官出接运，中书省复遣才干重臣从至海濡，一一交卸，石以万计，其多至数百万。故接运官稍立崖异，辄足为害，矧或从名以较实，鹜外以微誉，民将若之何？盖雇募之令出无涯而诛求之责方未已。于是漕民有或剥舟匍匐而归者，有或借贷狼狈而归者。数年之间，漕运倾疲，而国家之粮饷非可暂息。至正六年夏，接运官、奉政大夫、中书、户部员外郎吴太平禹卿皆以宽简布政，于是漕民相与论列其所以敷惠于漕民者，勒金石。

“德政碑记”立于至正六年（1346年），只比赵温《去思碑》早了两年。“德政碑记”中提到的“直沽接运官”，确指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时期设立的“都漕运使司”；所谓“接运官”是针对在苏州所设立的“海道都漕运万户府”而言的。这个万户府又称为“承运官”，负责组织江南地区漕粮的海运，而海运终点——直沽（今天天津三岔河口）的都漕运使司便是“接运官”。

顾名思义，都漕运使司在“接运”环节，依据制度条例是可以根据漕米成色计算实缴漕粮，与应缴漕粮之差额，需要海运之民自己补足。实际上，所谓成色问题更多体现了接运官的主观判断，如果接运官沽名钓誉，即“从名以较实，鹜外以微誉”，“稍立崖异，辄足为害”。其结果就是漕民遭殃，“有或剥舟匍匐而归者，有或借贷狼狈而归者”，有的以船抵漕米，有的甚至还得借贷，可能是用于弥补漕米或者南归的道路盘缠。

《漕运通志》在同卷还全文引用了比“德政碑记”再早六年即元惠宗至元六年（1340年）的“直沽接运［官］王公董古鲁公去思碑［记］”（以下简称 “王公董古鲁公去思碑”）。“王公董古鲁公去思碑”比较详细地说明了元世祖忽必烈设置“接运官”的初衷就是防止“折阅”的不公对海运之民造成伤害：“每春若夏再运，万户分命僚属，吴会太仓帆恃风径绝洋海运，北抵直沽。漕运万户之在内者亦部置其官，数往翼舟航交受所运，达之京仓。当其归纳授受之际，或失其当，分拿轇輵，狼狈折阅，则海运之民倾资破产以补不足，其患有不能胜者。故朝廷必选官直沽，按临监护，名曰「接运」，监其隐微，辨其枉直，权其授受，砥其平以去其弊。”

然而结合“德政碑记”和我们的常识可知，忽必烈的苦心恰恰也是弊政的渊薮，他设置接运官是为了主持 公道，而如果“接运”的职责所托非人，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加重了弊政的毒害，所以更加体现出择管选任的重要性。这也可以解释，元朝短短不到90年的统治期内，流传至今的颂扬漕运官员政绩的“去思碑”、“德政碑”、“遗爱碑”比较多，包括在北方接运系统的“京畿都漕运使王君去思碑”、本文核心释读的“同知都漕运司事赵公去思碑”，以及上文提及的两块；而南方承运系统，据翁沈君研究，也有不少，而且集中在元晚期的元顺帝继位前后二十年（翁沈君：《方国珍袭击刘家港前后元代海运实景——以元人文集中海运官员资料为中心》，见《国家航海》第十四辑）。

这种“折阅”的弊端不仅仅发生在“接运系统”，实际上“承运系统”往往是祸根，承运与接运遥相勾结。现代学者高荣盛引用“亚中大夫海道副万户燕之哥公政绩碑”进行了描述。高荣盛说，按理，船户起运，“必得米之精糳者，始不败事’，但实际上，“当输粮时，守土大吏委之贰官，洁己者既难其人，漕民交粮，一言‘米恶’，仓庾奸顽，预结群凶，辄肆凌虐，将讼曲直，则迫以风信日期。适当春夏之交，日气曝于上，海气蒸于下，米渐泡腐。至直沽，群有司每归罪漕民。伸雪无所至，或者船籴米，贫不能偿，以故漕民病”。

“王公董古鲁公去思碑”详细记载了一次承运系统和接运系统的“授受”事件。碑文载元惠宗至元六年，海道都漕运万户何里发出的春季漕船抵达直沽，而负责接运的是兵部郎中王君锡和礼部员外郎董元善。因实到的漕米跟此前送来的样米成色有不同，都漕运使司的相关官员建议王君锡和董元善不接受这批漕米，而王、董二人并没有接受这个意见，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陈述了他们的观点，原文抄录如下：“有司举元所进样以比类，其色泽有不同者，弗受，告于公，二公曰：‘郡所进米为样袋二三合耳。使者昼夜驰驿数千里抵京师，风日振薄，无所壅蔽，故能致明洁。若是分运之法，六千石载一舟，气含溟波，蒸盒历暑，色又何能相同？凡以样进者，惧其杂灰糠耳。兹既无是也，色虽不同，苟能饭焉，以充吾饥，受之庸何伤？’”

然而下面的官员还是很挑剔“或又有以米样蒸热，弗受”，王、董二人悲天悯人般地道出海运之民的艰辛：“愀然曰：‘噫，檐储峙者尚尔，况万斛之舟之所积乎？且民捐躯涉万里不测之渊，出入蛟蜗爪牙间，幸至此，汝弗受，将安往归之？邪徒久逗漫淫，蚕食侵牟，民益困。’” 经此一番言语，下面的官员也不敢再鸡蛋里挑骨头，碑文曰：“有司乃不敢有所言”。

王君锡和董元善可能是少数体恤民情的接运官，与赵温一样当属于“异类”，所以被下属们刻碑纪念。经过比对前代同僚德政碑文内容，我们对“赵公去思碑”中有关接运过程中的弊端以及赵温的惠政，可以进行类推而知，以补原碑残损之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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