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生活舞蹈：承载记忆的身体

近日，由于2020年持续的疫情影响，深圳“OCAT2020表演”原计划中的“重写剧场史”展演“变异”为一次“特别项目”，即：在“待测情境下重写剧场史”的展演、展览和论坛系列活动，将表演、艺术史的讨论嵌合于正在发生的现实语境下，通过两个现场表演（《感染、紧急状态和贝多芬》和《红》）、五场论坛讲座、一个表演文献开放展的交织叠进来进行讨论与沉陷。

其中，生活舞蹈工作室的讲座表演“另一种方式——关于《红》”传递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悲剧具备的快感：怜悯，畏惧，以及一种被清洁净化了的情感。

痛苦是这个世界上最具有个人色彩的东西，而正是这种东西，占据了悲剧的内核。

作为OCAT深圳馆主办的《待测——重写剧场史》的表演之一，生活舞蹈工作室的讲座表演“另一种方式——关于《红》”传递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悲剧具备的快感：怜悯，畏惧，以及一种被清洁净化了的情感。 

生活舞蹈工作室的作品《红》的出发点是革命样板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八个革命样板戏是其创建人、编舞和舞者文慧的成长历程中至关重要的文艺作品，她怀着亲历者的复杂情感与体验，以纪录剧场的方式重访《红色娘子军》。作品由“纪录”与“剧场”组成，相互交织：舞台幕布上的投影内容整合了大量关于《红色娘子军》的文献资料，包括图文与访谈录像；四位原班演出人马则以四种不同的身份与《红色娘子军》相联系——刘祝英和文慧分别出生于1950年代和1960年代，文革时期被选入地方团、演出过上千场《红色娘子军》的刘祝英一直是文慧在文革时期的偶像，而后来投身于现代舞实践的文慧则成为刘祝英在1980年代后密切关注的对象；江帆和李新民都是八零后，曾在上海歌剧舞剧院任编导的江帆通过分析《红色娘子军》中的一些舞蹈技术细节，挖掘了身体动作流露出的潜意识；而从云南农村移民城市并走上舞台的李新民，以素人的身体袒露出情感与记忆的张力。 

▲ 开场

▲ 观众问答环节

然而，原定在深圳的演出却因为六月中旬北京又爆发了新一波疫情，《红》的部分演员无法出京，于是改以讲座表演的方式进行，取名：另一种方式——关于《红》。由文慧、张献和雷琰作为主演和主讲，分别从三条线索带给观众创作背后的故事与经验：文慧作为《红》的主创者，分享《红》的创作路径和这件作品完成之后的反思；剧作家、剧场导演张献，也是《红》的受访者和文革的亲历者，分享了一些他的亲身经历以及对当时文化政策的分析；资深舞者雷琰曾参与过2019年《红》的演出，她既扮演了作品中原本江帆扮演的角色，也作为一名观众提出了一些她对作品的疑问。 

▲ 剧作家、剧场导演张献

▲ 编舞和舞者文慧

在标准的剧场空间中，“另一种方式——关于《红》”构建了多重空间，层层嵌套：投影幕布中播放着《红》的部分演出影像及受访者的视频，这些画面中同时包含了曾经的舞台空间与纪录影像中的空间；现场的舞台上，三名艺术家时而重演《红》中的片段并与幕布投影录像中的表演完美同步，时而跳脱出原作而展开回忆、分析、提问与讨论；观众席上，观众们同时体验着《红色娘子军》的原作、受访者们的回忆、《红》四位舞者的表演、现场三人的表演与讲述、自己对样板戏的回忆、自己对身体的激活与思考。这些空间在现场相互交叠，比如在录像中的舞台上，江帆将自己裹入投影幕布中，她的身体与文献中的文字、图像与人物亲密地、却又在意识上极其遥远地相互裹挟。创作团队精妙地将所有这些空间剪辑成一部层次丰富的档案，并呈现出生动的表演性与感染力。 

▲ 幕布中的幕布

▲ 录像中，江帆将自己裹入主舞台的投影幕布

负责作品文本的庄稼昀在《红》的官方介绍中写道“身体是档案馆，是历史的见证与承载，也是记忆的催化剂。身体深处埋嵌着一段过去，而我们用由历史和记忆标注的身体再现过去，通过身体将经历一代代积累和交接下去，也通过身体将某个历史情境中的生命政治逻辑展演出来。”

▲ 录像中，记述历史的文字投在幕布上，也投在站在幕布前的演员身上

我将现场表演留给我印象深刻的三个片段记录在此：

舞蹈技术细节反映出的潜意识

投影录像中，江帆亲身演示了某位红色娘子军主演曾经的一个手势错误——正确的手势是双手都应大翻掌，但这位主演却一手翻掌、一手兰花指。她从舞蹈训练与潜意识分析其来源：她先演示了这一手势在中国传统民族舞、西方芭蕾舞与样板戏中的标准动作与其间的异同，指出样板戏将所有女性角色的女性化动作都统一成了男性动作，比如把兰花指全部统一成大翻掌。然而，作为一名舞者的身体惯性，夹带着由舞蹈训练所潜移默化的性别姿态，让这位主演犯下了这个错误。这是一个真实的对规训与自我意识的暴露。 

▲ 曾经的样板戏演员用他学习时同样的方法教授现在的小朋友，江帆站在这画面中

▲ 录像中展示标准化的表演道具设计

用话筒敲击心脏表现剧烈疼痛

文慧用一段舞蹈表现极度的压抑与疼痛，这种疼痛不仅来自舞者极度高压与机械化的训练下身体感受到的巨大疼痛，还有因无法挣脱这种规训而产生的心灵上的压抑。她用话筒猛烈地敲击她的左胸，那是心脏的位置，敲击的节奏对应着心跳的搏动，活生生的人的挣扎与痛苦在越来越响、几欲让人捂住耳朵的闷闷的带有话筒回响的敲击声中直直地刺入我的心。文慧用尽全身的力气将双眼圆睁，就好像要看穿这束缚她身体、给她带来极大痛苦的牢笼，她要用这锋利的目光与敲击，把它震得粉碎。 

▲ 演出现场

被压迫与被要求的强势女性角色

作为一部讨论女子军队的戏，《红色娘子军》表露中一种对女性的指引性，它既包含着一种显见的、聒噪的平等，又隐藏着固有的、残酷的不公平。一位受访者提到自己刚生产完乳房还在涨奶就被强硬地要求演出，练功房中乳汁夹着汗水滴在地板上，男演员疑惑的目光让她感到羞耻与怨愤。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演出，她可以在指导员的“纵容”下，用向组织递交离婚申请向阻止她“抛头露面”的丈夫示威。身为一名女性的被定义的权利与义务混杂在作为一名样板戏女演员的职责之中。 

▲ 录像中与张献的访谈，提到当时观众对异性的目光

“另一种方式——关于《红》”让我们了解了《红》，自然也了解了样板戏及其携带出的种种对那个离我们并不久远、却已糟主流叙事刻意抛弃的年代与集体生活的回忆。它潜伏于仍活在当代社会中的中国人的意识深处，并时刻能够调动出焦灼不安。这是一个振聋发聩地提醒我们如何书写与叙述历史的剧场——我们每个人都脱不了干系，都深受其书写与叙述的影响。它郑重地提出一份宣言：我们都可以成为书写与叙述者，喊出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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