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国美术学院启动首届“哲匠奖”评选。这是美院面向全校专业技术人员设立的教学研创最高荣誉，旨在表彰师德高尚、教风优良、业务精湛、成果突出的一线工作人员。

2017年获得金奖的是在美术史界享有盛誉的范景中教授，学校向范景中教授正式颁发奖项。但当我们看到范老师在评选会上的发言稿时，很多人落泪了。他说：

“我非常抱歉，学术研究毕竟是最寂寞的事，如果说我们现在的整体水平不如往昔，那不是当今学者缺乏天赋，而是学术的环境变了，学者的经济压力太大了。我常常觉得，我总是让学生埋首学术有把他们推向贫寒之路的危险，所以我内心不由自主的向他们道歉。”

范老师为什么这么说？当今的年轻学者在学术和生活中究竟面对着什么？

范景中手书发言稿 《钱江晚报》图

1月12日，《钱江晚报》就此发布头版头条，引起全国高度关注，版面所限，有大量删节，今天，特别刊发专访完整版及范景中教授的发言稿全文。

范老师所关切，并不仅仅在于年轻学者的生存现实，更在于整个人文学科的现状与未来。

诚如他所言：“一个人能够选择一个目标，付出生命，觉得值得、心甘情愿，是不容易的事。”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保有愿意为之付出一生的理想；愿那些为理想而执着一生的人，都能收获幸福。

范景中 / FAN JING ZHONG

范景中教授，1951年11月生于天津，卓有建树的美术史学者、翻译家和教育家。

范老师长期从事译介西方美术史的工作，特别是对贡布里希的名著《艺术的故事》的翻译与研究，极大地改变了国内美术史领域乃至整个人文学科的学术视野和方法，并为美术史成为人文学科的重要部分作出了贡献。他所撰写的《中华竹韵》一书，已经成为中国古典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

中国美院教授范景中在看宋版《锦绣万花谷》 新华社资料图

记者：我印象非常深，大概三四年前，有一次您问我记者的年薪，我说可能十万多一些，您说史论的年轻学者拿不到这个数。年轻学者的经济状况是您一直关切的？

范景中：我只能说一点个人的感受吧。有时候我会担心会不会把我的学生都带坏了，我觉得会有麻烦。我经常想起波普尔说的一句话：每一个人只有为自己可选择的志业而牺牲的权利，但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去鼓励别人为一个理想而牺牲。

我觉得人文学科的教育，最根本的，它应该培养一个良好的空气，人在这良好的空气中去学会孔子说的温良恭俭让，让人变成一个文雅的人，而不是变成一个狂热分子，变成一个没有理性的人。从这点出发，我们的理性在哪里起作用？是在对人的生命的关注上起作用。

每个人都有权力寻求他的幸福，他的幸福，经济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一面。当然一个人如果能够克服这个，有自己的理想，就能做出别人觉得望尘莫及的事情，但是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些。

我想着我的学生，第一不是他的学术，肯定是他的生活，他的经济问题，因为我知道做学术的难。

记者：您能详细和我们谈谈年轻学者所面对的情况吗？

范景中：其实清贫一点也没什么关系，问题是你自己可以这样，但是会有周围的压力——现在富起来的人越来越多，物价越来越高，房子越来越贵。对一个收入不高的年轻学者来讲怎么办？

现在很多年轻学者就处在经济压力之下，这样怎么能够安心做研究？可是从另外一方面，我又特别希望他们能够安心地做研究。

我有个学生，上海博物馆要他，他来跟我商量。我说你到上海来，首先要考虑的不是工作好坏的问题，而是你能不能承受得了上海的生活压力，你的房子怎么解决？他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待在苏州博物馆，因为苏州生活成本低很多。       

我过去教过美教的一个班，很赏识一个学生，那时候可以贷款读大学，但是他到毕业也没有还清。当时我正好有一笔稿费，就全给他们还款了。他后来在学术上坚持下去了，但我觉得确实很艰难。

学问重要还是立家重要？我们很难说哪个次要。但我觉得做一个人，首先是能够自己养活自己，连糊口都成问题，我觉得是不能做学问的。

遇到家庭条件好，个人条件也好的学生，我就特别珍惜，鼓励他们趁年轻做出点成绩来。但是对于很多人，我不敢说这样的话，因为会给别人造成一个压力，别人如果确实为此而牺牲一些东西，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毕竟，你一个人的时候，你的生命最重要，有了家，一家人的生命最重要，我觉得。

记者：您是不是目睹了一些学生，为了安心于学术研究，放弃了很多世俗意义上的机会。

范景中：万木春（范景中教授的学生，现为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副教授）有一年接到通知，人事处希望他去负责外办，行政上要从一般的老师升级了。他打电话问我的意见，我给否定了。

我不建议他去的原因也很简单，我觉得他的研究能力很强，可以做出更好的学术来。

其实我给学生做这个建议的时候，心里边也不是那么顺畅，有点忐忑。所以我说，可能会把他们推向贫寒。

记者：这种放弃都是有代价的，没人预见他们全身心投入学术的结果，更无法确保能够像老一辈一样功成名就。

范景中：所以我心里边一直很矛盾，有些学生，最早我希望他把学问做得更好，多出成绩，后来我看到他家里生活压力这么大，就把我的想法都隐藏起来了。我觉得他生活压力这么大，我再谈这些东西，没什么用处，还是应该首先把生活问题解决了。

记者：学生会主动和您谈这些问题吗？

范景中：很少，但我能感受到。

记者：关键的原因还是人文学科的年轻学者，整体待遇偏低。

范景中：我们私下有时候议论，现在不是学术的时代，我觉得很有道理。也有很多文章跟过去的学者相比，探讨现在有没有大师，我觉得没什么意义，因为环境完全不一样了。

比如说，1950年代到文革之前，一个大学一级教授一个月工资是300多块，一个工人能有7、80块已经相当好了，一家人20块生活费已经可以了。那时候教授的地位，在工资上可以看出来。现在，一个教授，工资真是没有多少钱。

所以我一直为他们的经济状况而担忧。我在学校艺术人文学院成立会上讲座，就讲到“十字路口的美术史”。我讲到学术研究的高贵性，以前的学者当中不存在高贵不高贵这个问题，现在它带有一种贵族性的味道。你为柴米油盐发愁的话，你怎么来搞学术研究呢？我觉得不提高待遇他们确实不安心。不能怪这个时代没有大学者，很多文章都怪，你说这个时代就没有天才？不会吧。只能说环境确实已经不是一个培养大学者的时代了。

比如说，现在美国有一个很重要的展览，你正好是做这块研究的，你没有条件去看，你能做出一流的学术来吗？

记者：工资收入之外呢，拿做美术史的老师来说，翻译的稿费这些能够贴补生活吗？

范景中：翻译的稿费很低，还没文革之前高。文革之前，翻译1000字是30元，现在翻译1000字按照100元算，你算算里面的含金量，差得多了。一天能翻译多少，也要看难易的程度，如果真遇到难题，光想一个词你就不知道想到什么时候去了，一天100个字也翻译不了。

记者：有没有人因为经济问题不得不放弃学术研究的？

范景中：也有我觉得很好的学生，但是找不到继续做研究的工作，也就放弃了。做美术史，进入博物馆、高校这些研究体系是最合适的，找不到这种工作，如果家里生活条件好一些，或者能得到一些赞助，也可以继续做。这些学生凭着自己的兴趣做，会做得很好，可能短期显现不出来，长期就会显现出来了。

记者：能介意谈谈您年轻时的经历吗？钱是不是个问题？

范景中：1990年我生了一场大病，我当时就拿个基本工资，医疗费很贵，营养也要跟上。我大概还了将近10年的债，一直到90年代末才还清，最后两笔，一笔五万，一笔四万，我记忆犹新。

为什么能还清这笔债？因为我到南京师范大学当特聘教授，得到了一笔钱，一下子就还掉了。如果当时我不去，也是没办法，走投无路了。

这十年，我现在想起来，就是荒唐，无所事事、无所作为的十年。

学校一直很照顾我，只是学校也不能随便增加收入，但都是范老师的事情能帮忙就帮忙，所以我非常感激。

这也是为什么，我教学生的时候，首先想到他们的现实问题，因为我自己有过这样一个经历。所以我不会去要求学生在没有解决经济问题时安心学术，这样有一点不近人情。因为生活的压力，我体会出来了，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还有家庭。

记者：您早年为了回避诱惑，从北京来到浙江美院，这其中的诱惑是否包括金钱？

范景中：那时候和金钱关系不大。当时我在北师大，每天6点多起床，校园里别人都在读书，我觉得压力特别大。

所谓的诱惑，是当时刚刚改革开放，北京机会太多，文化生活太丰富，各种小道消息很诱惑人。我有一位同学是高干子弟，经常给我们带小道消息，听得你一下子就被干扰了。我非常爱看电影，当时一部《根》，要放三个多小时，而且都是在夜里，这一晚上就没了。各种机会让你不能安心读书，所以我想我得走了。

当时显示不出贫富差距，根本就没想到这个问题，大家就想着怎么把要学的东西学到手。

记者：1990年代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金钱开始冲击到社会了。

范：1990年代初我生病，钱对我是个问题，但我觉得这是个特例。社会上，经济对人文学科学者产生压力，我觉得是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有一次我去南山路一个复印店，因为材料比较多，就和小姑娘聊起来了，当时我一听就楞了一下，她比我赚得还多。现在我回忆起琐事，这件事让我印象很深。

后来，有一次一位老师和我说，要去做点幻灯片挣点钱，我问他需要多长时间，时间不长我支持你，要很长时间我不赞成，因为浪费精力，我们笑称赚钱也要跟打乒乓似的，“短平快”。我记得一位老师出国前还问过我，你要是做生意能做成什么样？我一愣，我说我从来没想过我要去做生意。说明那个时候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我自己是因为生病，但健康的人也感受到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恐怕是个问题了。1995年，这个问题已经比较强烈了。

记者：您自己，有过在学术和金钱上纠结的人生阶段吗？

范景中：我没有过，因为我从小穷惯了。上小学时我就能体会到家里生活的艰难。我父亲在农场劳动，因为政治问题，一个月只能回家一次，我和姐姐、弟弟常在街道干些活来弥补家里生活的不足。那时候父亲的工资是一个月30块，我们家是五口人。我有一个表哥在二机部工作，每次到天津来看我妈妈，都谈及很希望我当一个画家，他知道我喜欢画画，但依家里那时候的条件是不可能的。当然在社会上我也受到另外一种冷遇，因为出身不好，被当另类看待。在这种压力下，生活时间长了，我就自然而然了。所以“上山下乡”时，我去内蒙插队，就想多挣点工分给家里一点补助，根本不会想着自己多挣钱，就是想多读书，在书中寻找一些乐趣和支撑生活的勇气。所以，时间一长，也不会因为周边人特别有钱而特别羡慕。

对我产生比较大影响的，还是1990年生病，不能去国外读书了。当时原本要去牛津，我想以后可能有机会在国际学术领域中奔忙，但这个机会没有了，让我自己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一个人不是自己想干什么都能干成的，我调整了自己的想法，放弃了很多。

我十八九岁最好的读书时间在农村度过，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身体不帮忙，又失去了。当时我已经39岁了，我觉得读书的年华就真的再也没有了。我相信人在四五十岁是做学问最好的时候，但是要把底子打好，我觉得我的底子很差，最好的机会又都没有了。

所以，可能也存在一个问题，我自己有这些想法，也要求家里人会这样。有时候冷静想想，觉得家人也为我分担了很多，吃了很多苦。

记者：所以，外人可以觉得为了学术研究而安于清贫是很高贵的事情，但对于家人而言，是一种愧疚。

范景中：是。

记者：所以学生如果有不同选择，您也能够理解。

范景中：是，我理解别人，因为我自己有过这样一个经历，我就知道了。我一点也不会这样去要求，这样有一点不近人情。因为生活的压力，我体会出来了，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像我们家，我岳母家、父母家，我觉得我们都有义务也有责任去负担一些，我们没有能力的时候，确实也都要依靠他们。

记者：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和金钱之间，是不是存在本质的矛盾，还是在目前的环境下突出了？

范景中：这个问题始终有，我觉得是在目前的状况下突出了。

不要说一般的学者，我给你举例我最熟悉的贡布里希。贡布里希到英国的时候，是从故乡维也纳流亡过去的，没有生活来源，他也发愁。后来他写了《艺术的故事》，销量非常好，很多人以为他发财了，其实他写完立刻就卖掉了版权，是拿不到版税的。他一直在为经济问题担忧，他谈论起沃尔夫林的时候说，像沃尔夫林那时候的研究条件，我们现在已经都不具备了。沃尔夫林的家境和个人条件都比较稳定。

记者：生活艰难的人，究竟能不能做出好学问来？

范景中：我觉得能，但毕竟是少数。乾嘉时期的大学者汪中，比较贫困，也不得不入幕府去给人家做一些文书的工作，有余再做自己的学问。遇上幕主愿意赞助学术，请他来主持刊刻一套书，或者校什么东西，让他做学术，也给他解决钱，那好办。如果不是这个情况，他们也没法干。

记者：有没有办法去平衡学术和生活？是不是要做好人文学科的研究，必须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范景中：我觉得文科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文科不是职业教育，人文教育如果天天为自己的柴米油盐忧愁，我觉得这不是文科教育。

记者：家庭情况不那么好的学生，听到恐怕会很难过。

范景中：对，所以我从来不把这些话说得这么直。而且如果家庭情况不好的学生，其实我也不会去鼓励他们来做文科。

拿美术史来说，贡布里希的爸爸也不让他读美术史，让他学法律。本来一直就是这样，文科实际上都是这样。

记者：所以做文科研究，还应该有一种不求回报的心态。

范景中：我觉得文科首先是自己个人兴趣的事情，然后他会意识到不光是自己有这种兴趣，也应该让大家都有这种兴趣。因为获取内心清净也好，或者说获取幸福也好，为文明延续也好，文科责任重大。当他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可能会超越自我，把经济这些东西都抛到九霄云外。

做文科不需要多大的天赋，我觉得中人就可以了，关键在于能不能持之以恒。理想不是空的，你要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能够做出不平凡的事儿，是因为你有理想，但是你要牢牢记住自己是个平凡的人，个人问题、家庭问题，如果你能够在这些基础上超脱，能够有远大想法去做事，理想就不是一个空中楼阁了。

年轻的时候我就悟到了，一个人十七八岁有理想不奇怪，二十五六岁有理想，我觉得你要去奋斗了，三四十岁这个理想还在，那你是真有理想。年轻时大家都有一种美好憧憬，有一个梦，梦境要变成现实不破灭，我觉得要靠人一生奋斗、一生持之以恒。

一个人能够选择一个目标，付出生命，觉得值得、心甘情愿，是不容易的事儿。

记者：不可否认的是，您的学生，哪怕经济基础不是很好的，论文和学术成果都特别优秀。

范景中：一说起我的事情，我总是说谢谢我的学生。我有一个很幸运的事，学生都很优秀，比方说每年的特优生都跑到我这里来了。也不是说特优生就一定比别人好，而是可能他们自我约束能力比较强，希望自己能在各方面做得优秀。有自我约束能力的人到我这里来读书，看到师兄弟做得很好，会产生希望看齐的压力，这种压力会变成一种动力，让他们很自觉地去学。

比如说，大家都说毕斐是最用功的一个，他的用功让其他人都害怕，不敢不用功。

（用功到什么程度？）

什么时候看他，灯都是亮的。

你可能知道，美术史是越学越迷人的，这种迷人会让人忘了自己的经济压力。一旦让你觉得这么忘我的时候，也忘了金钱的压力了。

记者：我个人感觉，学者和商人在一起，学者的地位还是很高的，不知道您的感受是不是这样。

范景中：我没有这种感受。作为一个学者，你受不受人尊重，不是你个人的事情，是社会的事情。现在社会大家都是拜金，你怎么会觉得你受人尊重呢？比如追星的人，肯定比追学者的人要多得多。

记者：您为此而悲观吗？

范景中：我从来不悲观。原因很简单，我觉得未来是开放的，如果大家都悲观，那肯定非常灰暗。这需要有一种乐观的、充满阳光的眼光去看未来。只要不再发生大的战乱，再过五十年，那些条件好的家庭，孙辈成长起来，不需要再为经济分忧，全身心投入学术，会有更大的起色。

更重要的是，可能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美术史的重要了。一个国家的学术水平是由美术史代表的，为美术史而奋斗，决不是为一个学科，它实际上是为整个学术而奋斗。

记者：如果社会希望有所改变，让年轻学者更安心于学术，您认为环境、制度上必须做出的首要改变在于？

范景中：提高工资。（大概多少？）如果可能的话，我觉得年轻学者的年薪希望能有30万左右吧。这只是工资部分，不包括项目，我觉得项目不是提高学者生活的，这只是让他们研究的，跟生活没什么关系。

记者：30万是很高的年薪了。

范景中：我觉得人文学科的学者在社会上就应该是最高薪的，他们不是像理工科那样为社会直接创造财富的人，他们是在制造一种空气，看不见摸不着地影响着社会，对社会的影响是移风易俗的。一个社会，如果希望人的素质能够提高，这种空气非常重要。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空气中，空气污染、稀薄、质量不高怎么行，我觉得文科就是这个东西。

另外，光靠学校是不现实的，人文学科的提高不是一个学校的事情，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事情。理工科的重要性当然毋庸置疑，但是大家也要意识到人文学科的重要性不次于理工科。不论你是学什么的，学理工科的人也要重视文科，这个就像一只鸟的双翼，不能偏废其一，我既爱科学我也爱艺术。现在文科教授最高只有二级，理工科有一级，这个待遇就是不公平的。这个也不能怪国家，可能是各方面的问题，但是无形中对学者可能有一个打击，一个很有抱负的人，可能一下子心就凉了一截。

记者：年轻学者拿了30万的年薪，是不是也应该有所要求？现在也有一些学者不好好做研究的。

范景中：我觉得对学者提出的要求很简单，他应该推动学科发展。到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谈学科建设。

现在我觉得那些新学科就是让人眼花缭乱，没有学术的根基，这些新学科你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是沙上建塔。

在大学里，老师自己学术把做好，本身就是一个教育，你给你的学生立了样板。你把你的研究成果、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书、你自己怎么解决问题，怎么读书这些，告诉学生就行了。

对学生来说，大学里还是要靠自觉。他们如果没有主动学习的能力，大学就白读了。

记者：也有一些学者，在稍微有一些成果之后，就把精力花在经济上了，他们生活各方面还是比较好的。

范景中：我觉得都可以理解，不管选择什么，都希望各有所得。

对于我自己而言，我很少有什么纠结，因为我从自己的选择当中，能够得到一种……实际上，我跟这个社会是有一段距离的，我经常会有一种自己脱离社会的、超现实的感觉。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学问能够助我一臂之力，也是很不错的。我并没有羡慕别人，我觉得自己在学问上受益匪浅，我很感恩。

记者：学校里说，早年看您都是凌晨一两点睡，早上六七点起来了。

范景中：这个倒是真的。当时我住在办公室，对面就是学生宿舍，很多人见我和我说，睡一觉去厕所看到我的灯还亮着。第二天，六点半肯定起来了，可能跟年轻有关系吧，当时我在当编辑，两个刊物，一年八期，比现在还忙，我还经常跑印刷厂。（苦吗？）我觉得还好吧，所谓还好就是，因为自己有一个想法，你想去把这个实现了，于是就有一种力量。

记者：获得“哲匠奖”时，您当时的感受？您是唯一一位全票通过的老师，这也是大家对您的感恩。

范景中：其实我一直说这个奖不要给我，我希望更多年轻老师能得奖，年轻老师应该受到好的鼓励。年纪大的很多人都功成名就，多一点光环、少一点光环都无所谓了。

“哲匠奖”金奖 范景中

“哲匠奖”评委会颁奖词

他是一位译者。他近四十年的译介工作，为中国现代艺术史学科奠定了知识与方法的根基，其影响波及中国所有人文领域。

他是一位学者。他虚怀若谷，治学谨严，凭借深厚的学养、广博的学识，将艺术史在中国建设成为一门高水平的人文学科。

他是一位读书人，一位写作者。他视读书如生命本能，视写作为神圣志业。作为读书人，他深知“风雅之在今日，岌岌乎危于一线”；作为写作者，他相信形式创造情感，文辞生发意兴。他谦逊的写作，召唤出文人世界的风雅与情志，他殷殷的教导，温润青年学子的文心。

然而，最重要也最根本地，他是一位教师。作为教师，他教导学生敬畏前人，取法乎上，引领弟子涵养胸襟，锻造品格。如今，他的弟子已遍布大江南北，成为中国艺术史学的中坚力量。

对朋友们来说，他的品格令人敬服——宽厚、真诚、坦荡、磊落。

对学生们来说，他的教诲洞彻心扉——视学问永无所止，视生命明日将逝。

在2016年中国美术学院哲匠奖评选会上的发言

文 | 范景中2016年12月16日

尊敬的领导和老师：

非常荣幸向您们作汇报，众所周知，美院人才济济，藏龙卧虎，我的汇报决不敢争什么哲匠，而是想谈谈自己三十多年来所坚持的一些想法，以听取各位的指点。由于眼睛的关系，不能使用PPT，请各位原谅。

几年前，由于我的两位学生荣获全国的优秀博士论文奖，学校也给我发奖，并让我谈心得感受。我说，我感谢学校也感谢学生，但这不是我的功劳。当时我谈了我为学校做的三件事，那时三言两语，现在稍为详细地说说第一件。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我就不断呼吁：美术史应是一门人文学科，而不是美术中可有可无的附属之物。在这种观念下，我和几位年轻朋友用翻译的手段开始介绍西方美术史的学术源流，和基本理论，以便让大家知道它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境界。这也许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最有系统，最有规模的为一个学科建设而进行的翻译活动，它不但为后来高校的美术史学科建设打下基础，而且也让图像、图式、图像学等一连串观念成为社会上通用的文化术语。这一场自觉的翻译就像一块石子，投在湖中，引发了一串串的涟漪，它自然也引起了国外学术界的关注，作为副产品，贡布里希、高居翰的藏书也在我院落户生根。

简言之，这场翻译不是由于出版社约稿的被动行为，而是我有学术选择、有学术评价的翻译。在工作中，我梳理了西方美术史的美学史，而且这一取向正和西方学术界自己开始评价它们的美术史历史几乎同步，我自己事后也感到惊讶。近十年来，不只有英文的文章，甚至还有日文和韩文的文章都论述了我们的翻译工作。之所以引起了如此大的反响，我想最关键的是，它的最终目标是指向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和建设的。那时我预言，我们的工作在三十年后会以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力量体现出来。

可我积劳成疾，得了重病，小者危机失明，大者关乎生命，以至有朋友劝我，何必为一个学科不要命，甚至放弃自己的著书立说。好在我决不会仅仅为一个学科所困扰，尽管我今天只汇报自己的学科。我曾经说过翻译对人的潜移默化，说它能让人视学问永生无止，视生命明日将逝，人生苦短，他的短暂生命是在学问的长河中延续的。更重要的是，在我看来，一个国家的学术水平是由美术史代表的，为美术史而奋斗，决不是为一个学科，它实际上是为整个学术而奋斗。

这样说，绝不是危言耸听。我所知道，二战之前，德国的学术水平最高，它就突出地反映在美术史上。二战中，学者纷纷外逃，结果是在英美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变革。英国人向来讲品味，可他们的美术史是在德国学者进入后才建立的。美国虽有美术史，但真正的繁荣也是因为德国学者进入引起的。用纽约大学校长库克的话说：前辈勤种树，我们摘果。

美术史为什么能化装学术水平，其根本上有两条：第一条，龚自珍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一国的历史，是由典籍和图像代表的，图像一亡，文明即黯然失色一半。文艺复兴之所以那么辉煌，完全是因为它的图像。西方的学术，文艺复兴是重镇，而此中最棒的学者都离不开美术史，这也说明了美术史是跨学科最多的学术领域，它的每一条根都伸向了文明的深处，从这个角度就可以看出，美术史也是最难的学问。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王国维赞扬宋代学者的研究，说他们代表了中国学术的高峰，因为宋代的学者既带有研究的眼光，也带有观赏的眼光，这两种眼光的融合乃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最高精神。而美术史比任何学科都接近这种境界，这种精神，因为它天然就具有这种眼光。简言之，美术史最能代表学术的根本精神。这是第二条。

鉴于以上两条，我才一直宣扬，美术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学术研究水平的指示器。

但我也非常抱歉，学术研究毕竟是最寂寞的事，如果说我们现在的整体水平不如往昔，那不是当今学者缺乏天赋，而是学术的环境变了，学者的经济压力太大了。我常常觉得，我总是让学生埋首学术有把他们推向贫寒之路的危险，所以我内心不由自主的向他们道歉。

我也向学校道歉。学校为了各种原因，要搞许多活动，可我从未督促我的学生踊跃参加。而我经常向学生讲的是我们学校的学术财富，在这批财富中，美术史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以前，我们的西方美术史水平全国第一，现在，中国美术史也当仁不让，这是我们家底的重要部分。

好的大学都有它的家底，大学的光荣，大学的魄力，大学的命脉，全在这个家底上。现在，美术史成了中国美院的一个重要家底，这来之不易。新学科再蓬勃，这个家底也不能丢。这是它的经典所在，精华所在，它不但不能丢，而且要看守的更严。所以我管学生管的较严，而学生又把他们的学生管的较严。我们不敢多多旁骛，我们总是督促自己，也互相鼓励，用学术研究来传承这个家底。我们把大量的生命和精力都用在了教学生传承并增光这个家底上。如果说，我们有时不那么热衷新学科的建设，这是恳请学校谅解的。当然，我们更盼望的是，学校能给美术史更多更大的支持。

这样说，肯定是有些过分了。实际上，学校已给了美术史最大的支持，我不过是得便宜卖乖而已。说句心里话，我的汇报是来感恩的，不光是为自己，也是为了美术史来感恩的。如果不是学校把美术史置于心脏的地位，不是各位老师的大力支持，我们不能取得现在的斐然成绩。这种成绩用不着标尺和奖状就能衡量，只要全国问一问这个领域的学生，他们很少不认为中国美院代表着美术史的最高水平，就足够了。

以上是我的汇报，请大家批评。最后，我再次向学校领导，也向在座的各位表达我的衷心感恩。谢谢各位！

▾ 书单推荐 ▾

《美术史的形状（共2册）》

《从瓦萨里到20世纪20年代》

傅新生 李本正 翻译

《西方美术史的文献和书目》王 彤 编著范景中 主编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美术史的形状》是为那些对西方美术史的历史有兴趣的读者编纂的，在本书序言一开篇中，范景中教授就这样写道。

对那些想了解西方美术史的探索方法、一般理论和学术演变的读者来说，这套书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的框架。

书名中的“形状”，是复数的形状，是多种多样的形状。范景中认为这也是表明了自己没有陷入那种味美术史寻求本质的泥潭。

“当我谈论形状时，我想到的不是研究学科，而是研究问题；我的信念是，只要你研究问题，它们随时都可能冲破任何题材或学科的界限。”

第二册则是关于美术史文献的书目。第一章导论，我们会看到对美术史的研究怎样和各种各样的书目联系起来；第二章是基本的工具书；第三章则反映西方美术史发展到一个巅峰水平的一些成果；美术史的方法、理论和境界都在第四章展现；最后第五章关注的是瓦尔堡图书馆。

如果说美术史家都是旅行家这种说法言之不虚的话，那么，本书也是想给对这一领域有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份旅行用图。

《中华竹韵》中国古典传统中的一些品味许江 主编 / 范景中 撰文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中华竹韵》一书的撰写，前后耗时七年，数易其稿，终于在2011年得以初版。平装分上、下两册，共38万字。

本书以中华竹文化、竹艺术为主要研究和叙述“主轴”，涉及哲学、书画、文学、品鉴、园林、生活等诸多领域。

虽以“竹”为核心，却又不仅仅局限于竹，而是让我们了解中国人何以爱竹，又爱到了何种境界。

这其中衍生出的，其实正是“中国古典传统中的一些品味”，即文人士大夫在艺术、文学和精神上的独特“品味”。并以此与西方有关的艺术、哲学等品味相比较分析，析异同，辨渊源。书中也引用了大量的中外古典文献资料，跨越艺术人文及自然科学。

有人称这本书是一部关于竹的百科全书，一部关于竹的文化发展史，其实，它更像是一部中国文人艺术发展史、文人精神史和心灵史。

获第四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艺术类二等奖。第七届华东地区书籍设计双年展整体设计特等奖，第21届浙江树人出版奖，华东地区大学出版社第九届优秀教材、学术著作。

《风景与书》范景中 李丹丹 主编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由中国美术学院范景中教授担任学术主持、上海明珠美术馆馆长李丹丹策划的“风景与书”大展，年初于沪上为观众呈现了一部动人的“西湖志”——围绕着西湖风景和西湖文献，展览共展出陈丹青、清川阿莎美（Asami Kiyokawa）、王冬龄、徐冰、严善錞、杨小京、周小英7位参展艺术家创作的书法、题跋、版画、油画、刺绣书籍等艺术作品200余件，贯穿了古今当下西湖畔的名士佳人、情思才绪；交织着雕版孤椠、书画题跋、装置艺术等表现形式；诉说起作为艺术与文化符号的湖光山色与纸墨烟华。

为纪念本次展览，并帮助观者深入了解相关艺术家的创作心路与创作理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特将其结集出版为《风景与书》图册，内容包括：（一）全部展览作品高清彩图和中英文著录信息；（二）范景中、李丹丹撰写的两篇导读；（三）唐冠科撰写的两篇万字长文，中英对照，详细研究介绍了严善錞的版画艺术；（四）徐冰、严善錞、杨小京等艺术家撰写的创作手记，尤以杨小京为最，发表手记多达13篇；（五）范景中、周小英创作的40余件古书画题跋之释文，以及其中秘笈善本的版本介绍。

净琉璃室批校本丛刊

《庚子销夏记》《钞本白石道人歌曲》

《白石道人歌曲附校谱》《籀史》

《冬心先生题画记》《旧馆坛碑考》

《前尘梦影录》《画禅室随笔》

《乐府杂录·教坊记》《三家宋板书目录》

《留春草堂诗钞》《诗媛三家集·续离骚》

《柳如是遗集》

本丛刊遴选范景中、周小英二教授收藏、校跋之珍贵古籍，以宣纸彩色影印技术仿真再现。原大线装，单独定价。目前共出版十三种，涵盖嘉靖本、名家抄本、写刻本、影写本等版本类型，各书皆经二教授校勘题跋，朱批累累。

其经名家手抄、收藏者，如《三家宋板书目录》系黄丕烈与门人手抄，晚清以来古书凡经荛翁一跋即成善本、藏家视同宋椠，若此手抄者，其价值又当几何。又如《籀史》系乾隆间柞溪钱本诚端楷精抄，经张廷济、王国维等递藏，有静庵先生钤印及手书浮签。

有世所罕见者，如清初邹斯漪编刻明清之际名媛诗集，历来著录仅有八种，本丛书则收录了新发现之谢瑛、顾文婉二种，与柳如是诗合订；又附以龚自珍编辑的一部诗选《续离骚》，亦是秘本。又如晚清著名学者张文虎，为姜夔歌曲所作《白石歌曲校谱》考据精严，此次似为首次出版。

更有精校详考者，如沈曾植影乾隆刻本《白石道人歌曲》，两教授考校全书，撰考证万余言，几与原书等量，皆由周小英以蝇头小楷题于各叶眉端。而《冬心先生题画记》，后人合刻上板时，所据底本已有残脱。周教授遍寻稿钞本、单刻本与原画题跋，补足合刻本原阕题记十余则，仍于讹字、夺文及误拆偶并者一一厘正，终成善本。

《文艺复兴：西方艺术的伟大时代》》

[英] E.H.贡布里希 著

李本正 范景中 选编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贡布里希自己曾说获得了双重身份的生活，一方面他是一个普及读物的作家，因为他写了《艺术的故事》；另一方面人们都知道他是文艺复兴方面的专家，写的都是较为难读的论文。

西方文艺复兴艺术研究代表了美术史研究的最高水平。著名大师从布克哈特、沃尔夫林到潘诺夫斯基、贡布里希，都在这一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比起他的前辈来，贡布里希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除了他是一个反黑格尔主义者之外，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我们无法把他归为某家某派，他不但决不为某家某派的理论和方法所囿，而且他尤其反对标宗立派。并且，贡布里希也特别强调：哪些声称解释了整个人类行为和历史的立论，例如种族主义、心理分析、结构主义等等，其许诺必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所寻求的解释和我们所采用的方法永远视我们自己的兴趣和我们所希望解决的问题而定。

这部文艺复兴研究文选，反映了贡布里希在这方面的实践。有耐心的读者在通读了这部选集之后会不难发现，贡布里希的理论和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他采用什么方法完全取决于他手中的问题。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在他的著作中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他始终强调的苏格拉底式的谦虚，强调人的知识在细节上可能存在极大的差异但在无知上则是相同的，因此应该强调批评的方法。

正如他在一次谈话中对我们所说的那样：批评是学术的动力，如果我活的年纪足够大，我也会反过来批评自己！

本书由李本正、范景中选编，共收录21篇文字，适合在基本阅读了贡布里希其他大部分艺术史著作后，再作文艺复兴的专题阅读与研究。

《美术史的基本概念》

[瑞士] 海因里希·沃尔夫林 著

洪天富 范景中 译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美术史的基本概念——后期艺术风格发展的问题》是沃尔夫林的代表作之一，也是20世纪欧美世界极有影响的一部美学和美术史著作。该版本是2015年由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所推出的全新中译本，由洪天富、范景中教授所译。

书中，沃尔夫林把文化史、心理学和形式分析融为一体，论述了欧洲16、17世纪艺术风格的历史嬗变。全书基于五对基本概念设置主要章节，从绘画、雕塑、建筑角度，熟练驾驭大量视觉材料，概括了古典艺术与巴洛克艺术之间的主要区别。同时，也让人思考以下问题：不同文化、不同时代是否存在共同的模式，从而构成表面上显得杂乱无章的艺术的发展基础？是什么因素引起人们对同一幅画或同一个画家完全不同的反应？此书和作者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古典艺术》一起被视为风格研究的重要文献。

《美术史的基本概念》第一版印刷于1915年，此后在西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美术界到音乐界到文学界，20世纪的哪部美术史著作都难以望其项背（只有贡氏《艺术的故事》例外）。它在中国的影响，也大得令人吃惊，超过了任何一部美术史甚至美学专著。遗憾的是，《美术史的基本概念》反而被后来研究西方学术的学者遗忘了，连朱光潜先生的大作《西方美学史》都未论及。

该书隶属于范景中教授主编的“艺术史研究丛书”，丛书目前还出版有《瓦萨里和他的名人传》《版画及其创造者-明末湖州刻书与版画创作》《问题 : 装饰历史的基础》《味水轩里的闲居者》等。

《考古与艺术史的交汇》

范景中 郑岩 孔令伟 主编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7年，中国美术学院经过近十年的学术和人才准备，在原美术史论系的基础上，新成立了艺术人文学院。“考古与艺术史的交汇”，是学院成立后的第一个国际性学术会议。

来自海内外高等艺术院校与文化研究机构的知名专家、学者30余人，围绕物质文化、博物馆与艺术史学新走向；卷轴、古墓与文献；金石学的现代意义；考古新发现与近30年中国美术史研究共四个主题展开学术研讨。

这次学术研讨，被集结出版为这本《考古与艺术史的交汇——中国美术学院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这次会议和论文集的出版，可说是考古学和美术史这两个“共生学科”更密切地相长的新标志。它进一步消解了“艺术史对抗考古学”的偏见。

《盧鸿基文集（全2册）》》

卢鸿基 著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在2008年的一次演讲中，范景中教授曾低调谈到自己三件“还有点意思”的事：一是从八十年代就提倡美术史是人文学科；二是把贡布里希藏书搬到我院(2003年我在洪再新的帮助下，又接收了高居瀚的藏书)；第三件便是为自己的老师卢鸿基出版了两大卷文集《卢鸿基文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年)。

在浙江美院（中国美术学院前身），范景中曾跟随卢鸿基教授学习美术史。卢鸿基是中国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集雕塑家、画家、诗人、教育家、艺术理论家于一身。他也是鲁迅新兴木刻运动的先驱，抗日救亡时期叱咤风云的人物。除了雕塑、版画、粉画方面的造诣之外，卢鸿基在艺术理论上也深有研究，还做了不少翻译工作，擅诗词，身后留下遗稿约四十万字、诗词二百余首。

范景中说：“卢鸿基老师给我最好的条件就是不管我，他是个文人，写诗词，写方言方面的书，也是个雕塑家，兴趣广泛，喜欢学生陪他游山玩水。后来，卢鸿基老师说，读书你自己读，有什么问题找我；若有哪个老师要你去听他的课，必须提前和我说，没我批准不准去听。这就是他的教学特色。那时候学校气氛很好，读书很自由。大家吃完饭，在西湖边散步，都是在讨论艺术的问题，辩论印象派的问题、现代派的问题、现代小说的问题，等等。”

这本《卢鸿基文集(全2册)》收录了先生生平写的多篇日记、散文、书信、随记等，为我们了解先生起了重要的作用。

此书出版后范景中教授在序言中写道：“《卢鸿基先生文集（全2册）》本应半世纪前出版，不料推迟至今。世事蜉蝣，发人浩叹。先生酌选篇目，盖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其时冯雪峰先生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征稿之请，故编辑之。旋即风云丕变，先生不复作梓行之想，手写净稿亦供塞洞覆瓿。沈困中，唯吟诗遣兴，以抒感愤，以耗壮心。”

《柳如是事辑》

范景中 周书田 编纂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一直以来在美术史上深有研究的范景中教授，其实学诗词出身，对中国的旧学一直念念不忘。

上世纪80年代以后，范景中主要读两个人，一个是钱钟书，一个是陈寅恪。这两位学者对其后来的学术研究非常大。

范景中读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是上世纪80年代初。读完这本书之后，范景中就产生了一个想法——不能再写文章了。他觉得自己功力、学力都不够了，没有资格再写东西。

之后，范景中很少写文章，基本不敢写书。范景中又想到，陈寅恪先生写这书的时候已经目盲了，他引用的文献，能否给出更好的版本？

从这个问题入手，范景中开始陆续为《柳如是别传》做一个补充性附录的工作。这本《柳如是事辑》就是这个工作的结果之一。

(原标题：范景中：我总是让学生埋首学术有把他们推向贫寒之路的危险，所以我内心不由自主的向他们道歉。图片及文字来源于一页南山和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