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三星堆新发现的黄金面具，为何右耳有明显耳洞？

3月20日上午，“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通报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

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考古新发现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祭祀坑”平面均为长方形，规模在3.5-19平方米之间。目前，3、4、5、6号坑内已发掘至器物层，7号和8号坑正在发掘坑内填土，现已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形金饰片、金箔、眼部有彩绘铜头像、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精美牙雕残件、玉琮、玉石器等重要文物500余件。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微博

据川观新闻新闻消息，这一次考古发掘，汇聚了众多考古黑科技，同时，还将首次尝试使用3D打印来进行文物提取。

此次在3号坑中发现了丰富的体量非常大的青铜器，通过扫描打印文物3D模型，将套在器物上，在提取过程中保护文物。

一起来看看，三星堆遗址新发现哪些“宝物”？

▲金面具残片

▲肉眼不可见的丝绸制品残留物

▲大型青铜器

▲具有人类形象特征的青铜器

▲青铜人像

▲象牙及象牙雕刻

▲黄金制品

▲玉石制品

三星堆出土金面具打了耳洞？

专家：这是古蜀人的传统

3月20日下午，“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新闻通气会召开。会上，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冉宏林介绍，35年以后，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重启，主要有两方面看点。

首先是，新发现的六座祭祀坑，每个都有新看点。比如3号坑出土了一座70厘米高的大口尊，是国内最大的一件，圆口方体的铜尊，是首次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铜类器，还有一件大规模、大体量的顶尊跪坐人像，肩部的装饰十分繁复，这也是独一无二的。“另外，5号坑出土了目前发现最重的、体量最大的金面具，也是首次发现；4号坑发现了焚烧的象牙和玉琮；8号坑发现了疑似墙壁的红烧土残块，以及可能属于房屋地面的一些残块。”

其次，这次考古发掘运用了很多新技术，多学科多团队共同工作，形成了新的工作面貌和气象。

冉宏林还透露，现阶段考古勘探没有发现确切的文字，不过在陶器上发现了相关刻画符号，“我们倾向于相信三星堆遗址是有文字的。”

据介绍，目前三星堆8号坑还在清理过程中，从已经掌握的信息看，这里应该会出土比较多的文物和埋葬堆积。“我们通过两方面得出的这样一个判断：第一，8号坑是面积最大的一个坑，有将近20平方米，相较之下，3号坑只有15平方米左右；第二，前期进行勘探时，这里的物理勘探信息比较强烈，有助于我们掌握大致的埋藏情况。”冉宏林表示。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雷雨介绍，目前三星堆一共发现八座祭祀坑，初步判断不是同时期形成的，有时代上的早晚，这一点在地层关系上得到了验证。不过它们的性质趋同，都是祭祀坑或者祭祀器物的掩埋坑，不是之前认为的亡国宝器掩埋坑。

▲三星堆新出土的金面具，右耳有个明显的耳洞。国家文物局供图

此次新发现的黄金面具，人脸右耳有个耳洞，引起了网友讨论，对此雷雨表示，此前出土的三星堆人面具都有耳朵穿孔，“说明那时候的古蜀人的确有穿耳洞的习惯，是三星堆的传统。”

三星堆博物馆党组书记、常务副馆长朱家可表示，此前通过1、2号“祭祀坑”的发现，三星堆博物馆建立了起来。这次新发掘了六座“祭祀坑”，将为此筹建三星堆博物馆新馆，目前已在全球征集方案，57家国内外顶级设计团队参与评比。

三星堆新发现有何意义？

专家：有助于复原当时“神庙”的空间

专家表示，这次新发布将更加丰富和深化对于三星堆遗址、三星堆文化的认识，为更加全面认识三星堆文化与周边地区的文化，特别是与中原地区、江汉平原地区文化的历史关系以及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六个祭祀坑出土很多新器型 体现中原文化古蜀文化交融

“2020年10月至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1986年发掘的一号坑和二号坑的区域开展考古勘探与发掘，基本明确了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空间格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雷雨介绍，新发现的六座“祭祀坑”，与1986年发掘的两座“祭祀坑”共同分布于三星堆城墙与南城墙之间三星堆台地东部，周围分布着与祭祀活动有关的矩形沟槽、圆形坑和大型沟槽式建筑等。

据了解，新发现的六座“祭祀坑”平面均为长方形，规模在3.5平方米至19平方米之间。目前，3、4、5、6号坑内已发掘至器物层，7号和8号坑正在发掘坑内填土，现已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金箔、眼部有彩绘铜头像、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精美牙雕残件、玉琮、玉石器等重要文物500余件。

三星堆第1、2号“祭祀坑”发掘者、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原副院长陈显丹介绍，与之前的两座相比，新发现的六座“祭祀坑”坑型都为长方形，基本形制与朝向一致，出土文物种类相似，但出现了很多新器型，同时，祭祀坑大小不同，深浅不一，坑内的文物各有侧重，有的坑象牙多一些，有的坑大件青铜器较多。

“此次考古发掘出现的新器型，既反应了与中原文化有密切联系，也揭示了古蜀文化在文明交流中吸收融合为己所用的创新。” 陈显丹表示。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认为，三星堆“祭祀区”的新发现有助于解决长期悬而未解的学术问题，比如最基本的年代问题和性质问题。“过去我们只发现了两个坑，这次新发现从两个坑增加到八个坑，并且对周围进行了详细的勘探，有助于复原当时‘神庙’或‘祭祀区’内部的空间，对完整认识当时的礼仪空间，宗教思想，乃至于反映的宇宙观念，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在考古发掘现场直接设置考古实验室

时隔30余年，三星堆遗址再次迎来大规模考古发掘，科技考古的作用得到凸显。

“针对本次新发现坑的发掘、保护与信息提取，我们专门设计了一套多功能考古操作系统，努力创新设计具有中国风格的考古发掘设施设备。”雷雨介绍。

▲青铜神树。国家文物局供图

例如，在考古发掘现场直接设置了考古实验室，实现考古出土文物与文物保护无缝对接，此举属于首创。

同时，考古工作者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建设考古发掘舱、集成发掘平台、多功能发掘操作系统，在多学科、多机构的专业团队支撑下，构成了传统考古、实验室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护深度融合的工作模式。

“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也是一大特点，在此次发掘工作中，共有30多家单位参与其中，不同单位的多学科研究人员不仅参与考古发掘，还参与多学科研究方案的设定、样品的采集等，避免出现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研究两张皮的不利局面。”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冉宏林表示。

三星堆遗址考古人员还对发掘信息进行了全方位采集，冉宏林认为，“考古发掘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代的事，也要把信息留给后代，保留足够多的信息为今后的发掘保护研究提供足够丰富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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