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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 作者:柳青2020-12-17 13:55

原标题:“2020年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让进入文学史的文本鲜活地再现于舞台

“2020年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12月15日落下帷幕。2020年展演的作品中,高甲戏《范进中举》源自《儒林外史》,昆剧《草桥惊梦》从张生的视角演绎《西厢记》,黄梅戏《浮生六记》原著为清代文人沈复的自传体散文,越剧《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改编自茨威格同名代表作,滇剧《马克白夫人》化用莎剧……这些作品的风格差异甚大,但都试图从成熟的文学作品中寻找当代戏曲创作的支点。

已故学者董健曾在他的学术代表作《中国戏剧现代化的艰难历程》中呼吁:在剧场中召回文学,舞台上除了综合的表现手段,还必须依靠文学来负载精神,照亮观众的心灵。当代戏曲创作屡屡在争议中前行,几经波折,时至今日,除了明确以“歌舞演故事”的原则重建戏曲美学的风貌,也需要在审美的共识之上,寻找充分现代的核心精神——那是宋元戏剧曾爆发过的光芒,也是田汉和欧阳予倩等人在“新戏旧戏”的纷争中有过的探索,即挑战固有的伦理秩序而进入普通人的精神世界,用文学的手段赋予舞台以新文体、新观念和新价值。

古典文学滋养了传统戏曲,也曾被“名角”的光环覆盖

昆剧《草桥惊梦》搁置了通行的舞台演出本《南西厢》,回到王实甫的原始文本,这既是让进入文学史的经典文本鲜活地再现于当代舞台,也尝试借此回溯古典戏曲曾有过的文学主导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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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之际,中国本土戏剧拥有了高度成熟的样式,中国传统文学历经积淀,到元代与表演艺术相遇,诞生了诸如王实甫《西厢记》和关汉卿《救风尘》这样既具有理想戏剧情节又创造文学修辞巅峰的作品。王实甫、关汉卿、白朴、马致远等元代剧作家留给后代最宝贵的遗产在于,他们的笔下诞生了“自由自觉的人”,他们创造的角色拥有健康的欲望、挑战不公平结构的勇气和自主强大的行动力。

古典文学滋养了传统戏曲,很多当代观众与传统戏的初遇,震惊于“唱词之美”。但在传统戏发展的过程中,欣赏门槛相对低的舞台表演系统逐渐取代了需要更高审美能力的文学修辞系统,结果就是文本创作能力在传统戏曲中逐渐衰落。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借贾母口吻嘲笑流行戏码跳不出“才子佳人私会后花园”的套路,胡适也曾批评明清传奇大多“用八股文体做的”。相对于文本的幼稚俗套,剧作观念保守疲弱,角色脸谱化、静态化,演员载歌载舞的能力被突出了,“表演至上”成为行业默认的原则。汤显祖尚能霸气说出“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这样编剧中心的宣言,而他之后,“名角”的光环逐渐覆盖文本的文学性和思想内涵,成为戏曲观演的主导。

深得传统戏曲熏染的欧阳予倩初次接触“文明戏”时,惊诧于戏剧表达能冲破一元化的伦理秩序,拥有开放的价值体系和观念。田汉钟爱传统戏曲的美学系统,但他也是最早提出“戏曲创作要进入人的世界。”而这一观念的践行困难重重。鲁迅曾写文感叹:“戏还是那样旧,先前欣赏易卜生之流的剧本《终身大事》的青年,多拜倒于《天女散花》《黛玉葬花》的台下了。”他失望于当时的围绕着名演员的戏曲创作,借助观众心理惯性,以世俗文化的姿态占据市场,却在精神层面放弃了现代性的启蒙追求。

从1930年代到1960年代,田汉致力于“戏曲改良”,他创作了20多个戏曲剧本,包括京剧、湘剧和越剧等。经由他的努力,200年来“文学性和思想贫困化的地方戏” (陈白尘语)被注入了现代意识。田汉的代表作《江汉渔歌》《白蛇传》《谢瑶环》等既能生动地搬演于舞台,也是自洽、完整的文学作品,这让编剧重回戏曲创作的中心地位,至少是和演员同等重要的地位。

戏曲在诉诸审美之外,同样诉诸于心灵

回到2020年小剧场展演的现场,面对这些新作,重点不在于争议“歌舞为表,文学为里”孰轻孰重。剧场是一门综合艺术,是同等重要的不同环节共同组成的。正如学者董健所总结,当代戏曲创作的“现代性”涵盖了具有现代意识的核心精神、符合现代思维的舞台语言系统和引领现代审美的美学风貌,它们是平行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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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赋予戏曲美学的风貌,文学则是承载了观演双方精神需求的载体。

以红娘为主线的轻喜剧风格《南西厢》深入人心,但一旦回到王实甫的文本,仍然会让人感慨,“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亮相“2020年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的昆剧《草桥惊梦》重新梳理了“待月西厢下”的故事,让这部文学典籍散发它凌驾于时间的现代性光芒:王实甫写出了一个多情孟浪的少年,他受着激情的驱驰也受困于欲望受挫的失落,意志坚决的行动力和受人摆布的被动感何其矛盾地共存于他的一念一动之间。《西厢记》里迷人的不在于情节本身,而是少年男女在诚实的欲望和森严秩序的摩擦中,各自现出的倏忽变幻的精神图谱。

滇剧《马克白夫人》仿佛走到《马克白》这个血腥戏剧的幕后,它用简洁的戏剧流程展现隐在幕后的杀戮和暴力,邪恶的浓度在舞台上渐增,但剧作者没有站在全知全能的视角裁决这个女性,而是徐徐展开她内心世界里残忍和脆弱的交锋。

婺剧《无名》是一部在完成度层面仍存在很大空间的新作,剧作给出了一个拥有丰富阐释可能性的戏剧模型,剧中三个最终死去的犯人很难说是“觉醒的人”,他们接二连三地被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强力所毁灭,但主角之一在面临死亡的时刻,意识到他为之献身的理念是罪恶的,不允许平行价值观念存在的、独一无二的伦理原则是荒诞的。这个剧作构架触及了戏剧实践中最珍贵的价值:不要用一种价值去否定、消灭另一种,而是呈现不同价值之间的碰撞和撕扯。

这些作品让观众看到,戏曲在试图寻回文学能力时,它在传统戏曲美学资源之上,触及更高的艺术原则——程式化的歌舞表演不仅能诉诸感官愉悦的欣赏,也能超越传统戏曲封闭的伦理秩序,在精神世界的层面观照人情人性。进入这个诗意盎然的宇宙,强烈的抒情特征也将更有效地激活“歌舞演故事”的戏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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