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英伦乐队最好的年代过去了，我很怀念它

如果说“酷不列颠”（Cool Britannia）有什么配方和调料的话，摇滚乐和乐队一定是最重要的那一份。

如果流行音乐史上有一个“乐队的夏天”，那一定是英国人创造的。

你应该还记得，伦敦奥运会开幕式那首无论听多少遍都依然悦耳的Hey Jude，来自披头士乐队的熟悉旋律让人们再次陷入对“英伦风”的痴迷——如果有什么是人类共同语言的话，那一定是音乐。人们在英伦摇滚、女王和“007”詹姆斯·邦德的奇妙化学反应里，瞥见了一丝“帝国余晖”。

我们将时间拨回到1997年3月，美国的时尚杂志Vanity Fair （《名利场》）出品了一期直到现在还被人津津乐道的Cool Britannia （“酷不列颠”）专刊。

Vanity Fair 1997年三月刊的封面图。图/Vanity Fair

当期的杂志封面是英国绿洲乐队Oasis的主唱Liam Gallagher 和他的女友Patsy Kensit 睡在一张床上，枕套上是英国米字国旗，Liam胡乱地用同样印着英国米字旗的被子盖着，女友则身着内衣躺在被子上。

杂志的封面文章叫London Swings Again（《伦敦再次蓬勃》）， 当时的英国工党领袖托尼·布莱尔出现在杂志的143页——有人认为，这期时尚杂志，帮助了布莱尔的“新工党”树立新的形象，让他赢得了接下来的选举。

《名利场》的这期专题，可以说是对《时代》杂志在1966年4月的Swing London （蓬勃伦敦）特辑致敬。在披头士统治音乐榜单的六十年代，英伦风席卷了世界。

《时代》杂志在1966年4月封面，伦敦成为世界的“时尚中心”， 2019年六月的《时代》杂志，英国和整个欧洲陷入危机。图/Time

时间回到现在，在2019年的六月，《时代》杂志又聚焦在英国，这次的焦点是进展缓慢的脱欧进程，封面里，时任英国首相的特蕾莎·梅和举着英国国旗的鲍里斯·约翰逊等一众政客在一辆即将被淹没的英伦红色巴士上——这一点儿也不酷了。

三张封面讲述了英国半个多世纪的变迁。从60年代的“英伦入侵”，到九十年代的“酷不列颠“，到2012年的伦敦奥运，再到如今的脱欧困境，英国怎么就不再是那个Cool Britannia了？辉煌一时的不列颠文化，是否还能够延续它的独特魅力？

披头士开启“英伦入侵”：必然发生的偶然

如果说“酷不列颠”（Cool Britannia）有什么配方和调料的话，摇滚乐和乐队一定是最重要的那一份。

在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摇滚乐是彻头彻尾的“舶来品”。摇滚乐诞生在美国，如果追溯，可以追溯到黑人音乐。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摇滚融合了布鲁斯、爵士和乡村音乐，逐渐成了我们现在熟悉的，配备着吉他、贝斯和鼓的一种以乐团为核心的音乐形式。

18世纪晚期，北美种植园里，黑人奴隶们的音乐影响了后期美国的主流音乐。最早的“摇滚”其实可追溯至黑人音乐。图/维基百科

受到美国的影响，英国发展出了自己的Beat group（节拍音乐团体），有了自己的Merseybeat（莫西节拍），这种强调节奏和旋律的风格因为在莫西河畔的利物浦和曼彻斯特被发扬光大而得名。披头士就是兼具美国风格与英国本土风格的乐队之一。

那为什么当时的英国会接受来自美国的音乐风格？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披头士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爆红，可以说是必然发生的偶然。

六十年代，世界逐渐走出二战的阴影。经历过二战的人们，不愿再让他们的下一代经历战火下的压抑岁月，因此给了他们的下一代更大的自由。

当时的年轻人，赶上了这一段剧变与昂扬并存的年代。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次“婴儿潮”。战后稳定的生活和各国不同的福利政策及经济扶持计划，使出生人口大量增加。

美国成为了这一场政治和经济变革的中心。在当时，最值得瞩目的，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马歇尔计划，也就是“欧洲复兴计划”，这是战后美国最著名的对外经济政策。在欧洲大量的基础设施被战争损坏后，马歇尔计划的资金无异于雪中送炭，英国是接受马歇尔计划援助最多的国家之一。

英国接收了32.97亿美元的援助，排在援助计划第二名的法国只有22.96亿美元——可以说，英国是该计划最大的受益国。

美国的援助对英国的战后的恢复有难以估量的作用——输入英国的不止有美元和商品，还有文化。在披头士乐队出现之前，英国的青年文化受到很多来自美国的影响。

Elvis Presley, Chuck Berry 和 Carl Perkins 一众美国歌手很快被英国年轻人接受，摇滚乐也开始被英国接受，并被英国年轻人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

“猫王”在六十年代深受年轻人喜爱。图/维基百科

与经济共同发展的是六十年代的平权运动。1961年，肯尼迪上任后不久就颁布了《就业平等法》，它规定雇主不得因种族、国别、肤色而歧视员工，应当给所有人平等的机会。

“女性地位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也在当时成立，专门促进对女性权益的保障。黑人、女性的权利在六十年代初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

肯尼迪遇刺后，他的继任者林登·约翰逊在1964年颁布了《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这项法案是六十年代平权运动的里程碑，它肯定了从五十年代开始，大众对平等的诉求。

美国发生的变化，也影响了英国。英国的保守党在1964年下台，强调平等的工党上台执政。

当然，六十年代这种昂扬的时代感，光靠“经济”“平权”是不可能达到的。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电视技术的发展，为英伦文化对大西洋彼岸的征服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

1962年七月，英国和美国之间的第一次卫星直播成功。

在1963年，也就是披头士乐队在美国爆火的前一年，在美国境内，电视首次超过了报纸成为人们主要的信息源。在当年的调查中36%的受访者认为电视是更可信的信息源，只有24%受访者认为报纸更为可信。

参加苏利文秀的披头士乐队。图/维基百科

1964年2月9日，披头士第一次到美国，他们出现在晚间节目艾德·苏利文秀。7300万美国人收看了这期节目——这是当时美国人口的三分之一。

现代传媒给了这支新兴乐队从未有过的声量。短短两个月之后，披头士就已经占领了美国音乐公告牌百大热门的12席——其中百大榜的前五名都是披头士的歌曲。

披头士乐队的爆红，是因为他们借着科技的发展和新的商业模式，做了一次成功的“推销”。他们精准地把握到了时代的脉搏，他们作为个体的经验，融入了歌曲中。

在1964年，《生活杂志》（Life magazine）写道：“在1776年，英国失去了北美的殖民地，上一周，披头士把它夺回来了。”

之后人们评价，《生活杂志》的这句话，是“甜蜜的投降”。

年轻人们热爱披头士，人们对披头士的“投降”只是靠悦耳的旋律和好听的节奏吗？

早年间披头士乐队常驻汉堡，见证了东德西德的分裂，柏林墙的建成。他们借着电视和电台在英国走红，并在欧陆巡演，收获了第一批英国境外的观众。在肯尼迪遇刺之后的第一个春天来到美国，人们认为他们抚平了美国人心理的创伤，带来了新的朝气与希望。

他们支持民权，1964年，在美国大火后，他们开始了巡演，但在得知弗罗里达州观众席仍然需要按照种族分隔时，他们威胁说要取消演唱会，当地的警察部门也只好妥协，取消了对演唱会观众的种族分隔政策。

披头士的音乐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时代感揉杂了进去，尽管他们很少创作直接关于政治的歌曲，但是他们的旋律、表演和个人魅力一起，变成了时代的名片。在很多网站上投票六十年代的代表人物，披头士的排名甚至会在登上月球的阿姆斯特朗前面。

披头士的流行，为稍后的滚石乐队、大卫·鲍伊和埃尔顿·约翰等英国歌手的流行打开了一扇门。

大卫·鲍伊是后来最为独树一帜的英国艺术家。图/豆瓣

让英国文化大出风头的不仅仅是音乐。1962年，第一部007电影上映，带着顶级间谍装备的英伦绅士詹姆斯·邦德成为了英国的新名片。1966年，英国获得世界杯冠军，全英国为此沸腾。1969年，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登月，大卫·鲍伊创作了Space Oddity，尽管当时电视、电台认为这首描写歌“晦气”，但它还是成为了时代经典。

我们现在回望披头士乐队和之后的英国乐队、音乐人的成功时，还不能忘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们使用的语言。

十八世纪大英帝国叱咤一时，尽管此时风光已不再，但是大英帝国为英国文化的传播留下了受用至今的宝贵遗产——英语的强势地位。

在英联邦国家和英国的前殖民地，英语还是主要的语言，而即便英联邦以外的国家，也需要用英语作为外交语言和商务语言。这给英国的艺术家们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

披头士的曲子无疑是非常优秀的，但是试想，如果 Hey Jude、Here Comes the Sun、Imagine等披头士名作是用法语、德语或者西班牙语作词的，它们是否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如此大的传唱度呢？

披头士的走红路径是英国-欧洲-美国，在欧洲举办的演唱会活动是他们事业的一次转折，如果抛开英语的强势地位，他们很难在短时期内获得如此大的观众群。其实直到今天，欧洲最重要的歌唱比赛“欧洲歌唱大赛”（曾经推出过席琳·迪翁，ABBA等音乐人）上，很多选手仍然选择唱英语歌曲。

总结起来，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披头士为代表的英伦文化的蓬勃发展，与英美之间的文化互动、科技的发展、披头士本身的魅力与时代的契合，以及英语的强势地位密不可分。

“英国病人”：失落中成长的音乐人

但六十年代末期，文化上的蓬勃也难以掩饰英国的经济上的无力。

前文提到，英国接受了最多来自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但是经济上的援助虽然帮助英国重建了城市和基础设施，也仍然难以扭转英国经济上的停滞。

事实上，与文化上的强势输出产生对比的是，直到1967年——英国夺得世界杯冠军的第二年——英国仍未摆脱“欧洲病人”的称号。大量的进口货物让英国本土的商业失去了竞争力，英国在六十年代一直处于贸易逆差中。

在19世纪，英帝国的极盛时期，它的工业产值占到全世界的22%，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它的产值只占到4.9%。

当年八月，英国的黄金储备减少了3360万美元，到十月，英国的失业人数仍有57万，失业率为3.5%，在同时期的法国，失业率为3%，而西德的失业率仅为2.5%。

学者托尼·朱特说：“相比起开发新产品和开拓新市场，（二战后的）英国工厂主似乎更愿意依旧守着低投入、低研发成本、低工资员工和日渐萎缩的市场不放。”

1978年，英国的失业人数达到160万，物价指数翻了两倍，英国出现了最大规模的罢工潮。

利物浦的码头工人抗议活动。图/维基百科

这种颓势，在八十年代仍在持续。

在19世纪初，披头士的故乡利物浦曾是全球贸易的中心之一——全世界40%的货物贸易要经过利物浦港口。

到了披头士爆火的60年代末期，利物浦已然风光不再，大型集装箱的应用让利物浦这个相对偏小的港口失去了优势。1982年，利物浦的失业率已经达到17%，是当时英国失业率最高的城市。

失业率同样高的，还有伦敦北部的曼彻斯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它的失业率也曾达到过17%。在九十年代再次掀起一阵英伦风潮的绿洲乐队就来自这个城市。

绿洲乐队主唱Liam在采访中时常提起自己并不轻松的童年，大环境的压力被施加在家庭关系上——在父母离婚后，他的母亲靠做服务员养活一家人。

Liam可能很难想到，尽管少年时代的他对政府充满怀疑，且不屑一顾，但到了1997年，他会进入唐宁街10号，和总理托尼·布莱尔共进午餐。

1979年，撒切尔政府上台，英国开始了“自由市场化”的改革。撒切尔的政策围绕着“货币主义”展开——即更相信自由市场的力量，而抛弃工党的国家干预政策。

她任内的主要措施有四项内容，国有企业私营化、控制货币、削减福利开支，以及削弱工会力量。

撒切尔视察军队。图/维基百科

在撒切尔改革的初期，有三百万人失业，GDP下降了3%，经济一度陷入混乱。到1983年，情况才开始好转。撒切尔执政后期，英国经济虽然好转，但对底层民众的损害却难以修复。相对富裕的南部英国的情况，也并没有比罢工不断的北部更好。

这种普遍的失落感，从另一个方面成为了英国乐队创作的某种源泉。就像中国的东北衰落，刺激了东北文学的“文艺复兴”。

山羊皮乐队的主唱Brett Anderson 在他的回忆录《漆黑清晨》里，有大量对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记录，从他的回忆录里，我们能够感受到，当时的社会底层环境如何地塑造了未来的音乐人：

“我们家所有的东西不是自制的就是二手的……每周六下午（我们）都去村政厅与推推挤挤的退休老人们角力，花几枚硬币把饰品、书籍甚至内衣抢到手……

“我觉得自己小时候并未特别意识到家里很穷……因为父亲的收入微薄，我有资格免费领取小餐。不知何故，领餐没有低调地进行，孩子们若不幸落入这不被人羡慕的小群体，就得被学校逼着公开排队……在众目睽睽之下，窃笑揶揄声中领受特别餐劵。”

安德森总结道：“在富裕与权力的幕布映衬下，我们的贫穷被聚光灯照耀。”这句话是对撒切尔时期，新一轮极速的城市化下，底层生活状态的残酷写照。

如果文字不够直接表现当时罢工带来的经济萧条，电影《跳出我天地》中可以直观感受到这种无望的生活。透过追逐芭蕾梦想的小比利的眼睛，我们可以看到矿工罢工、工会矛盾和不平等的教育。

《跳出我天地》的时代设定在萧条的英国北部罢工时期。图/豆瓣

作为团体，英国乐队的成员们大多数是在学校和酒吧等环境里开始组乐队，Queen、Blur和绿洲乐队等，都有着从伙伴到乐团的相似路径，而这种成长路径，与英国校园文化和酒吧文化密不可分——英国相对轻松的教育环境和发达的酒吧文化是乐团成长的绝佳土壤。

尽管Queen（皇后乐队）和其他乐队中有一部分学霸甚至拿到了博士学位，但是大部分乐团成员是工人阶级家庭出身——教育系统中的“边缘人”在乐队中找到了归属。

披头士乐队开始于列侬在高中以及利物浦大学期间和好友组成的校园乐队；绿洲乐队的主唱Liam，是在学校里遇到 Paul McGuigan ，开始了组乐队的日子；电台司令（Radiohead)成立于主唱Thom Yorke就读的高中；山羊皮乐队（Suede）在主唱布雷特·安德森与朋友就读于伦敦大学学院时成立；同样成立于伦敦大学学院的，还有后来的Coldplay乐队……

美国的音乐，更强调歌手个人的魅力，相比起来，英国乐队的魅力来自于团队。

这种由校园期间男性兄弟情谊开始，之后成名的乐团，在其他国家比较少见，而在拥有“私立男校”历史和相对宽松的教育制度的英国，却成了“标配”。

从这种乐团传统延展开来，我们其实可以窥见另一个英国乐队横霸榜单的原因：其他国家，比如北美和欧洲的艺术家，都是以个人形式发展。尤其在美国，麦当娜，迈克尔·杰克逊和碧昂斯等，很多都是从团体，再走向个人。

出身底层的艺术家们，在“美国梦”的叙事下，个人的光彩要远大于团体。在英国，个人的魅力则在乐团中得到呈现。

工党的“酷英伦”：英伦乐团的复兴

如果说共同的失落是八十年代后期英国乐队的“底色”，那么在九十年代初，政治的加入为英国音乐的新一轮流行添了一把火，这是之前的英伦风潮里没有出现过的。

“新工党，新不列颠”是当时工党提出的口号。图/维基百科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英国，物质条件已经远远超过了二战后期到六十年代的生活水平，但是高失业率、福利政策的改革和高通胀率使社会仍然存在着长久的压抑感。青年一代渴望变革，音乐成为他们宣泄的途径之一。

那些希望变革的青年同时还有另一个身份——消费者。绿洲乐队、Blur乐队、Pulp乐队等九十年代兴起的乐队在市场表现不俗。根据2008年的统计，绿洲乐队的专辑 (What's the story ) Morning Glory 一共售出2200万张，成为了英国最受欢迎的专辑。

在英国的尼布沃斯音乐节（英国著名露天音乐节）上，绿洲乐队共售出了25万张票，创下了英国音乐表演的售票记录。

创下销售记录的绿洲乐队专辑 (What's the story ) Morning Glory. 图/豆瓣

消费者们并非因为有意识地想要去“反抗”而购买各类乐队的专辑和演唱会门票，但是这种无意识的消费行为，却成为了一种“政治性消费”。娱乐工业敏锐地嗅到此时的青年诉求，打造了Britpop作为新的卖点。

可以说英伦的艺术是让英国重新“酷”起来的发动机。

导演丹尼·博伊尔的电影《猜火车》，是对二十世纪末英国年轻人心理状态的绝佳描摹，电影中虽然涉及吸毒、犯罪等糜烂的生活，但它概括了一种普遍的精神状态。这部影片成为经典，成为一代人的回忆，导演对音乐的选择居功至伟。Blur、Pulp和Sleeper等英伦乐队都为电影献上了自己的经典。

《猜火车》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摇滚犹如硬币的正反面，无法分开。图/豆瓣

不仅仅是资本开始“讨好”年轻人，青年一代渴求改变的声音与正在寻求改革的英国工党产生了共振。

1995年，时任工党领袖的布莱尔在下议院与Blur乐队的主唱Damon Albarn一起喝酒。1996年，布莱尔出现在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上，向绿洲乐队, 石玫瑰乐队（Stone Roses）等乐队致敬，并且为大卫·鲍伊颁发了终生成就奖。不久之后，布莱尔还出现在了时尚杂志《名利场》当中。

这一切都帮助工党和布莱尔获得了更多的支持，使他们赢得了1997年的大选。在大选之后，工党政府继续“公关”，外交部专门聘请了人员，为英国在世界范围内重新树立“酷”英伦形象出谋划策。这些“公关”人员，甚至包括绿洲乐队的经理人Alan McGee——他出身底层，愿意看到工党为英国带来的新改变。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的英伦音乐得到商业和政治（尤其是新执政的工党政府）的共同加持后，呈现出与保守党执政时期的不同气象，年轻人也普遍相信在新的政治环境下，生活会往更好的方向去。

商业和政治上的合作打造的以Britpop为代表的新英伦风潮，不仅仅让英国对外重新树立了形象，重新塑造了英国人的国族认同——它甚至打破了政治家和流行文化的隔阂。

比如在布莱尔与绿洲乐队、Blur乐队频繁互动后，撒切尔夫人也现身BBC Radio2 的音乐广播分享自己喜欢的音乐；后来的首相卡梅伦对媒体说自己很喜欢Smiths乐队的音乐；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在The Arsenio Hall Show上表演萨克斯；奥巴马则请碧昂斯在就职典礼上演唱国歌……

时代终曲：节奏压倒旋律

直到“脱欧”的发生，人们才发现流行文化和政治之间的桥梁似乎再次被切断了。在民调中，百分之八十的年轻人选择留在欧盟，而投票赞同脱欧的，大部分是年龄45以上的中年人。

上个世纪末布莱尔政府开始的“酷英伦”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

回望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席卷世界的英伦风潮，它是伴随着全球化和一体化而来的。英国的文化符号，伴随着音乐、电影和书籍等不断地进行输出，英国似乎回到了“文化大国”的地位。

在经济危机和难民危机后，政治上，年轻人与老一辈已经却越来越难以达成共识，不同阶层的人之间也越来越难有共同语言。

Coldplay尽管很受欢迎，但是仅凭一支乐队已经很难重现往日英伦乐队全盛时期的辉煌。/维基百科

现在人们常拿脱欧来当作英国衰落的证明。尽管有过披头士、绿洲乐队和Coldplay等乐队曾经引领世界的潮流，但是此时，英国已经没有能够在全球掀起“英伦热”的、作为文化符号的乐队了。

另一个乐队衰落的原因，是因为现在节奏的重要性已经取代了旋律，嘻哈音乐、电子音乐等都将节奏放在首位，而在世界范围内流行的歌曲，已经不一定都是旋律抓人的英文歌了。

从韩国的Psy推出《江南style》，到前两年爆红的西语神曲Despacito，再到近年深受年轻人喜爱的的Billie Eilish都已经表明，音乐的世界性靠的不是旋律，而是节奏。

最近当红的Billie Eilish，歌曲的节奏和编曲深受年轻人喜爱。图/维基百科

但这仅仅是英伦风的衰落吗？还是在新一轮“逆全球化”下发生的无可奈何的普遍文化现象，能够将整个世界青年人联系起来的符号，还能够再出现吗？当整个世界越来越难以找到共同的联结时，我们还会记得绿洲乐队唱起的那句：

Don't Look Back in anger（不要为往事而懊恼） 吗？

（图片来源于新周刊及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