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背后她们巾帼不让须眉_艺术家_艺术家

艺术商业 2020-03-13 07:25

原标题：巾帼不让须眉：镜头背后的她们

和很多艺术类别一样，摄影也常被看做是男人的领域。正所谓巾帼不让须眉，如果没有今天介绍的这几位女性摄影师，摄影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

Dorothea Lange

全世界第一位获得古根海姆奖的女性

Dorothea Lange是一位获得古根海姆奖的摄影师，且是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女性。在20世纪20年代，她作为一名肖像摄影师在旧金山取得了成功，到了1933年，经济大萧条最严重的时候，她开始拍摄工作室外的生活。在早期的一次短途旅行中，她带着格拉菲相机（Graflex camera）去了附近的一家救济站，那里有一位被称为“白色天使”（White Angel）的女性专门为大批失业人员提供食物。于是在“白色天使面包线”（White Angel Bread Line）有了这样一张照片：一名握着双手和紧闭嘴巴的男子背对着饥饿的人群，他的动作和表情常常被认为是集体绝望的代表。

Dorothea Lange作品

Dorothea没有觉得自己的照片可归类为艺术。1935年初，在她未来丈夫Taylor建议下，她开始为加利福尼亚州紧急救济管理局工作。当年夏天，该机构被转移到英国皇家美术学院，该学院最近启动了一个摄影纪录片项目，以引起人们对农村贫困人口困境的关注。

Dorothea Lange作品

1936年3月初，Dorothea开车经过加利福尼亚州尼波莫的一个标牌，上面写着“采摘豌豆的人的营地”。在那里她遇到了一位母亲和她的孩子们。“我看到了这个饥饿而绝望的母亲，就像被磁铁吸住了一样。”她后来回忆说。她说，他们一直靠孩子在周围田地里寻找的冷冻蔬菜和杀死小鸟为生。Dorothea为这名32岁的女性 Florence Owens Thompson拍摄了七张不同组合的照片。

Dorothea Lange作品

其中一张照片紧紧聚焦在Florence的脸上，把她变成了一个圣母玛利亚式的人物，成为了大萧条的象征，这也是历史上最著名的照片之一。这张照片发表在1936年3月11日《纽约时报》上，还配上了一篇社论：“‘新政’对这位母亲和她的孩子们意味着什么？”随后这张照片在1940年首次在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出，展览名称为“豌豆采摘者家族”，加利福尼亚州；1966年，当博物馆举办Dorothea作品回顾展时，这张照片有了现在的名字：加州尼波莫的移民母亲。

Dorothea Lange作品

1942年，随着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政府战争安置局指派她记录战时对日裔美国人的拘留，她拍摄了一批重要的照片，但美国政府一直扣留这些照片，不被发表。在她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里，Dorothea一直在与日益增多的健康问题抗争，但仍然很活跃。她与人共同创立了“Aperture”(光圈) ，一家出版期刊和高端摄影书籍的小型出版社。她为《生活》（Life）杂志做任务，在犹他州、爱尔兰和死亡谷旅行。她还陪同丈夫在巴基斯坦、韩国和越南等地工作，记录她沿途看到的东西。1965年10月，Dorothea因食道癌去世。

Gerda Taro

世界上第一位在战场上牺牲的女性战地摄影记者

陌生的Gerda Taro曾经有个响亮的名字——Robert Capa。Robert Capa曾经是Gerda Taro和她男友Endre Friedmann一起杜撰出来的名字，选择这个明显没有地域感的名字初衷是想把照片卖得贵一点。

Gerda Taro和她男友Endre Friedmann

1933年，受过良好教育的Gerda因为她鲜明反纳粹的态度被拘留，后被迫经波兰流亡巴黎。1934年，与同样因政治被迫流亡的难民Endre相遇。Gerta跟着Endre学习怎样使用徕卡相机，并学习如何冲洗自己拍摄的胶卷。1936年2月，她获得了荷兰ABC通讯社的记者证，真正成为了独立的摄影记者。俩人杜撰了神秘的摄影师Robert Capa，在这期间Gerta成了这个杜撰摄影师的经纪人，向媒体推销照片。此时，两个人拍摄的照片都会用Robert Capa的名义出售。之后，杜撰的谎言被戳破，但因为照片本身质量高，杂志社依然刊登照片。

西班牙内战战场上的Gerda Taro（照片中右）

Gerda Taro作品

Gerda和Endre在1936年8月一起奔赴西班牙内战的战场，在这场战争中拍摄了大量的战地照片。Endre因《战士之死》这张照片使得Robert Capa名声大噪。Gerda不愿在依附在这名字之下，她拒绝了Endre的求婚，从“Robert Capa”脱离出来，用Photo Trao的名字发表她拍摄的照片，成为真正独立的摄影师个体。

Gerda Taro作品

Gerda一直在寻找属于自己的那张历史性佳作，她镜头下往往充满着独特的女性视角。一张发表在《VU杂志》上的照片中，一名西班牙女性正举枪接受军事训练，全神贯注的姿态，成为战争中欧洲女性的代表。Gerda并没有拍出与《战士之死》有相同影响力的照片，这并不是她才能不够，而是她没有时间去展露。1937年7月25日，她在西班牙布鲁内特拍摄，被一辆失控的坦克碾过她所乘坐运载伤病员的车，她最终不治身亡。

法国报纸刊登Gerda Taro的讣告

她是世界上第一位在战场上牺牲的女性战地摄影记者，出事时她正为一家法国报纸拍摄照片，这家报纸在头版为Gerda刊登讣告。因为她坚定的反法西斯态度，法国共产党将她歌颂为一名反法西斯英雄，并为她举办了隆重的葬礼。

Diane Arbus

世界上第一位被指责为“不道德”的摄影师

Diane Arbus曾说过：“我总认为摄影是一件下流的事——那也正是我最喜欢它的原因之一，我第一次拍照，觉得自己堕落了。”这是历史上第一位被指责为“不道德”的摄影师，而她的经典作品在纽约当代美术馆进行展出的时候，很多人都冲着它吐口水。Diane所拍摄的对象，大都是不“美”的，连体人、侏儒症、巨人症、变性人、易装癖、智障者、天体族这样一些正常社会中所谓的畸形人；即使拍摄的是正常人，往往也表现出一种极度变态的倾向，丑陋的外表，让人厌恶的表情，穿着粗俗，一切都与美好格格不入。

这张照片的拍卖价格曾经高达188400美元，成为Diane的代表作品之一

Diane1923年生于美国纽约一个百万富翁的家庭，虽然在安逸的上流社会中长大，然而在她的回忆中，这样的生活并无幸福可言。因为受困于这种“不真实”带来的痛苦，Diane小时候第一次遇见畸形人就感受到了深深的震撼，她会刻意在大街小巷中搜寻他们的身影，甚至跟踪他们，想要搞清楚他们是如何生活的。

Diane Arbus作品

Diane曾和18岁时结婚的服装摄影师Aaron Arbus一起经营工作室，在Aaron影响下Diane爱上了摄影，并成为了他的助手，很快在时尚摄影行业崭露头角。但这并不是Diane想要拍的东西。她用了一段时间，慢慢明白自己一直想要拍的究竟是什么——是那些“邪恶的东西”。她为了拍摄这些“邪恶的东西”混迹于下流社会，成为贫民窟、妓院或变性人旅馆的常客。为了能够拍摄到畸形人，Diane想尽一切办法，甚至愿意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参加他们的天体露营会。

Child with a toy hand grenade in Central Park

Diane影像中的人物总是毫无畏惧地瞪视着镜头。在她另一张著名的作品Child with a toy hand grenade in Central Park中，一个名叫Colin Wood的精瘦男孩，手里紧握着一个玩具手榴弹，男孩子直面镜头，双臂贴在身体两边，一手捏着玩具手榴弹，一手呈虚握状，最古怪的是他脸上的表情——瞪着眼、撇着嘴，带着与他年龄不相符的一种莫名情绪。

Child with a toy hand grenade in Central Park一系列底片

从一系列曝光的同卷底片上，男孩活泼地做着各种动作，神态天真、调皮。究竟发生了什么，会产生如此狰狞的一刻？而Diane又为何单单将那一张挑选出来呢？Colin在后来接受《华盛顿邮报》的采访中提到，他曾经在青春期十分抗拒这张照片，认为Diane在对着一个穿着水手服的瘦削男孩取乐。然而现在他却十分热爱这张照片。他说：“她抓住了我恼怒的瞬间。而那种情绪是真实的。我确实在恼怒。我的父母离婚了，我感到孤独，我感到被抛弃。我就像要爆炸了一般。Diane似乎是同情的。她抓住了每个人的孤独。每一个人都想互相连接，但是却不知如何连接。”

Diane Arbus作品

观看Diane的作品是一种不可否认的严峻考验，她的拍摄对象在正常人的眼中，是异样的，但他们的目光和神情却强大地震慑住了“正常的”我们。Diane有严重忧郁症，后来罹患肝癌的遭遇，让她最终选择结束生命。1971年7月26日，48岁的黛安梳洗整齐，然后服用了一把巴比妥盐酸，躺在了公寓的浴缸里，割双腕自杀。

Mary Ellen Mark

传奇女摄影师

和之前介绍的三位不同，Mary Ellen Mark可谓科班出身，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艺术史与绘画学系，获新闻摄影硕士。她在世界各地的街头上游走，拍摄那些生活在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她喜欢称自己为街拍摄影师，Mary曾说：“绝大多数我喜欢的照片都是记录于间歇。”

印度马戏团

Mary的作品涉猎范围很广，常常将镜头对准较为边缘人物的生存状态：街头流浪少年、马戏团、精神病人等。从1966年起Mary成为一位自由投稿摄影师，凭着对社会底层的关心和洞察力，35岁的她在1976年来到了俄勒冈州的精神病院，在其中唯一的女性禁闭室里“禁闭”了36天。尽管这个病室的女性患者是被认为对她们自己以及其他人具有危险性的，但Mary全然不顾。她终于以被评为年度优秀摄影集《81号病房》中的87张黑白照片，向社会展现了这些灵魂崩溃者的真实世界。

81号病房

凭借着这一组作品，Mary开始受到更多关注，她也从纪实摄影之中寻找到了自己追寻的目标，于是前后历时十年，她在印度孟买福克兰路的“红灯街”中完成了又一本影集《福克兰路》，与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下等妓女和变性人为知心朋友，通过镜头将人性的悲哀作了最透彻的揭露。

1977年，Mary加入了“女性大熊猫”的马格南，随后创立了自己的工作室。1983年，Mary再以一组惊人之作——揭露西雅图和华盛顿沦落街头阴暗角落的青少年的生活，这组报道成为美国每年大约100万流浪青少年的缩影，赢得了年度摄影大奖。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的作品最关键的就是进入，其中没有什么秘密。我只是向人们解释我在干什么，然后让他们自己决定是否让我进入。”

伍迪·艾伦

强尼·德普

除了自己拍摄的项目之外，Mary也担任剧照摄影师。她已为100多部电影出任摄影工作。她是一位特殊的剧照摄影师，拍摄了上千幅幕后作品，从60年代费里尼的《爱情神话》，70年代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米洛斯福曼《飞越疯人院》，到奥斯卡获奖影片巴兹·鲁赫曼的《红磨坊》，阿加多·冈萨雷斯·伊纳里多的《通天塔》，蒂姆·波顿的《理发师陶德》等等。你可以看到如：亨利·方达、凯瑟琳·赫本、凯特·布兰切特、布拉德·皮特、强尼·德普、尼克·基德曼、达斯汀·霍夫曼、杰克·尼科尔森等人的肖像。Mary坚持胶片摄影，她说：“我与胶片同在，从来不用PS，这也是我学习摄影的方式——在相机内‘制造’ 照片，然而现在的摄影都是在电脑里完成。我不反对数码摄影，于我而言，胶片更好。”2015年5月25日，获奖无数的Mary在纽约去世，一代传奇陨落。

Sally Mann

处于道德舆论风暴之中的女摄影师

1992年因发表Immediate Family（亲密家庭）系列使Sally Mann声名大噪，2001年更曾荣获时代杂志美国最佳摄影师的头衔，Immediate Family系列是以围绕在她三个孩子为主的创作，这也使得Sally处在道德舆论的风暴之中。

Sally Mann作品

Sally的父亲是一位乡村医生，同时是一位艺术爱好者。她的父亲认为艺术的表达只有三种形式，那就是：性、死亡和奇思妙想。这种认知对Sally造成了一定影响，Immediate Family这组作品围绕着裸露、意外受伤和死亡拍摄了自己的三个孩子。有艺评家抨击她制造美学化儿童性欲与暴力的意象。她的作品所引起的道德恐慌，还造成宗教卫道份子以儿童色情的指控，带领警方临检她的摄影展览。

也有人极力赞扬她作品中那些与伤害、暴力或死亡有关的意象事实上展现了天底下所有悉心呵护子女的父母共有的心情，并且作品本身极具美学成就。对她而言，“这些照片就是孩子给予的礼物：这些礼物来自一个像触摸天使的翅膀一样短暂的瞬间中。当我架起相机时，我祈祷着天使的来临，我们身处在一种恩赐的状态中，我们期待着回报，这个是与‘时机的天使’同在的恩赐的状态。”在Immediate Family的序文中，Sally就清楚地表达，这些照片展现了她与子女范围相当宽广且复杂多面的欲望：“我们编造着一个成长的故事。这是个错综复杂的故事，而有时我们也因这给它加上个的标题：愤怒、爱、死亡、淫荡和美丽，但我们说起它时毫无畏惧也没有羞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