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歌剧电影中双簧表演的大问题 

我曾经对英国如此着迷的一件事是：无论是亨德尔歌剧或是好莱坞影片，都是在其他地方流行多时之后，才飘过英伦海峡，又一次掀起热潮。数月前，我翻看伦敦各大报纸，发现周末特刊评论的影片，早在美国或亚洲放映过了，有几部甚至在飞机上的娱乐系统里都已翻滚多时。

真正引起我注意的是《美声》（Bel Canto，2018，美国）这部电影。导演保罗·威茨（Paul Weitz）请来了朱丽安·摩尔（Julianne Moore）扮演歌剧巨星，故事的主线是恐怖分子挟持人质的暴力事件。歌剧大明星飘洋过海来到拉丁美洲，为一位日本商人的私人盛会担任演出嘉宾。宴会开始不久，一群武装恐怖分子攻进豪华大宅，俘虏了全部宾客。事实上，我在飞机上已经看过这部影片，觉得导演拍得不太好，但也没有上心。后来阅读英国媒体对其的苛刻评论，在读到其中的贬义词时，心里还是感觉有点出乎意料。

朱丽安•摩尔扮演电影《美声》中的歌剧巨星

《卫报》批评它为“挟持人质的空洞故事”；《每日邮报》警告读者，这部电影“在各个层面都令人失望”；《每日镜报》则认为“到了枪战场面出现时，大家都舒了一口气”。某位影评人揶揄《美声》是“真实地营造出被挟持的滋味”，另一位更添油加醋地说：“唯一被挟持的人质就是我，真想逃出电影院。”

首先，我必须强调，自己并没有付钱买票去看《美声》，我也不认为航空公司会为这部糟糕的影片退票——看罢电影，我没有任何冲动，要跑到书店购买安·帕切特（Ann Patchett）的原创小说。尽管如此，这部电影算不上我近期看过最糟糕的——也不是那一周内我看过最差劲的作品。如果说它最差劲，未免是种抬举了。无论最好或最差，在某种程度上都可算是一种荣耀。

电影《美声》的原著作者安•帕切特（右）与幕后献声的蕾妮•弗莱明

但是，某些关于这部电影的评语却令我念念不忘。“一桶桶的煽情肥膏，政治触觉幼稚至极，对嘴型的效果也确实吓人”——这是《泰晤士报》的开场白。另一位影评家叹息地说，“摩尔本是个出色的演员，但她的默剧技巧却不尽如人意。”《标准晚报》甚至建议：既然摩尔饰演歌剧演员的角色可信度不高，为什么不直接让女高音蕾内·弗莱明来演呢？（电影中摩尔角色的歌唱段落，的确由弗莱明录制的。）

电影《美声》海报

我可以肯定，说这话的影评人肯定从来没有看过弗莱明演戏。我在百老汇的舞台上看过她的演出。纵使她扮演的就是一位歌剧明星，你还是得怀着“姑且信以为真”（suspension of disbelief）的心态度过整个晚上。但这确实指出了我对《美声》的质疑。这部电影里对歌者角色塑造的可信度，无论是演员还是导演或者后期制作团队都完全无从下手——他们彻底地失败。

不久以后，我在亚洲协会香港中心举办的公开讲座中，与因给电影《红色小提琴》（The Red Violin）配乐而赢得奥斯卡金像奖的作曲家约翰·科里利亚诺（John Corigliano）进行了访谈。电影在1999年上映时，我曾为《洛杉矶时报》写过一篇报道，深入探讨了导演佛朗索瓦·吉拉德（François Girard）为了营造多位演员演奏小提琴时的真实感所投入的资源与精力。

此前的几年，也有另一部与音乐有关的电影，那就是《闪亮的风采》（Shine）。导演斯科特·希克斯（Scott Hicks）安排演员杰弗里·拉什（Geoffrey Rush）模仿患有神经紧张症的大卫·赫夫考（David Helfgott）的钢琴技巧。训练的过程十分艰巨：拉什坐在一台雅马哈自动演奏钢琴（Yamaha Disklavier）前，仔细地跟着电动操作的琴键练习指法。相比之下，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成功发明“自动演奏小提琴”——尤其是《红色小提琴》的故事情节中出现了不同年龄层的小提琴手，吉哈德只能采用一些“低科技”的方法来呈现真实的演奏感。

《红色小提琴》中，相比起教儿童演员拉小提琴，教一位10岁的小提琴学生表演更为容易。导演找来了一位10岁的琴童来饰演影片中的“神童”一角，下功夫教他如何表演（相比起教儿童演员拉小提琴，这要容易得多）。电影中还有一个老年小提琴家的角色。导演请来了一位蒙特利尔交响乐团的退休乐手——请留意，这不是理所当然的——让他来扮演职业乐手，令人信服。乔舒亚·贝尔（Joshua Bell）面对的挑战更大。这位小提琴大师为《红色小提琴》电影中全部的独奏乐段录制配乐，包括华人演员张艾嘉的一小段音乐。张艾嘉扮演了一位小提琴高手的女儿——她学过拉琴，但并不算专业。为了准备拍摄《红色小提琴》，张艾嘉花了几个月时间来学习小提琴基本功。在这一段落里，贝尔需要露出真挚的感情，但只能用上有限的技巧来显示这是一位新手的演奏。对于这么高水平的演奏家来说，要克制自己的技艺更具挑战性。

张艾嘉在《红色小提琴》中扮演了一位小提琴高手的女儿

最令导演头疼的角色，也是整部电影最具挑战性的部分，是一个虚构的角色——19世纪英国小提琴家，名叫弗雷德里克·波普（Frederick Pope）。他是浪漫过度的拜伦与放荡不羁的帕格尼尼的综合体。饰演波普的杰森·弗莱明（Jason Flemyng）模仿拜伦得心应手，却无法胜任帕格尼尼的特质。

在悠久的电影历史中，还有一部1946年由让·尼古拉斯科（Jean Negulesco）执导的《诙谐曲》（Humoresque）。当中的小提琴演奏片段用了以下的拍摄方法：当时22岁的小提琴大师艾萨克·斯特恩（Isaac Stern）的手指在指板上舞动，但捧着小提琴是演员约翰·加菲尔德（John Garfield）。《红色小提琴》的拍摄过程中，也有令科里利亚诺记忆犹新的小插曲。导演曾把一场戏称为“八爪鱼”的拍摄：在镜头之外，杰森·弗莱明用肩托把小提琴举起来，双手向外伸展；乔舒亚·贝尔站在左边，左手手臂从腋下穿过弗莱明的身体（贝尔的手指在指板上）；另一位英国小提琴手站在弗莱明的右边，右手手臂同样穿过弗莱明，将琴弓轻放在琴弦上。左右两位小提琴家的手肘都跟演员的手肘绑在一起。他们一动，演员的身体也会有所反应。

为《红色小提琴》录制小提琴配乐的乔舒亚•贝尔，也录制了唱片

这听起来够复杂了吧？但拍摄歌唱家更为艰难，如同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在史派克·李（Spike Lee ）执导的《爵士风情》（Mo’ Better Blues）中，丹泽尔·华盛顿（Denzel Washington）出演小号手。我以前学过小号，一眼就能发现虽然丹泽尔·华盛顿对模仿指法方面下了功夫，看起来有模有样，可惜他忽略了呼吸节奏，面部肌肉也丝毫不动，效果太失真了。

《爵士风情》中，丹泽尔•华盛顿出演小号手

歌唱家不存在演奏乐器的问题，但不知何故，拍摄上遇到的问题更加复杂。就算是最成功的音乐剧电影都会困难重重，更何况歌剧电影呢？最近，我翻开多明戈的回忆录（《我的头四十年》），他描述了当年为弗朗哥·泽菲雷利（Franco Zeffirelli）拍摄《茶花女》的场景。这部电影至今仍是歌剧电影最成功的例子。平常拍摄电影，前期的影像部分弄好了以后才加上音乐。但是，拍摄歌剧电影必须先把音乐录制剪辑好，然后拍摄的时候，歌手只能跟播放的录音来对嘴型。

“我觉得有困难。如果我真的跟着录音唱出来——真的发声唱出来——我就听不到自己的录音，因此无法对上嘴型。”多明戈这样写道，“另一方面，如果我为了听到录音而不打开喉咙歌唱，视觉效果就没有可信性：能听到高亢的歌声却看不出歌唱家的嘴唇或喉咙用力的迹象，真是荒谬。”

演员们虽然在模仿指法下了功夫 可惜忽略了呼吸节奏，面部肌肉也丝毫不动

这让我开始思考。歌剧电影属于特别门类。多明戈的回忆录虽然描绘了以上的情况，歌剧演员在银幕上只是“演歌剧”，跟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是有界限的。我们坐在观众席，听着普契尼美妙绝伦的旋律；但在《波希米亚人》的世界里，鲁道夫只是在家门前与女生搭讪。

但是，关于歌剧演员的电影又怎样？条件与因素不可同日而语。我的脑海里浮现多年前以及近年来我喜欢的电影。无论是《歌剧红伶》（Diva）中名副其实的歌剧演员威尔赫梅尼娅·费尔南德斯（Wilhelmenia Fernandez），或是《邂逅维纳斯》（Meeting Venus）中由格伦·克洛斯（Glenn Close）扮演的歌剧明星，还有，上天保佑我，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在《跑调天后》（Florence Foster Jenkins）的开口发声——那绝对不能算是歌唱！——任何人饰演歌剧演员，必须有充分准备，上场的时候真的要“做秀”。

（图片来源于艺无界及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