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艺术介入乡村的六种视角

2021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致辞中指出，历经8年的脱贫攻坚行动取得决定性胜利，现行标准下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2月21日，中央一号文件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今后重点。两个月后，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从法律层面为今后的乡村振兴铺平了道路，也标志着我国的乡村建设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通过后第三天，5月1日上午，“艺术在浮梁2021”于景德镇市浮梁县寒溪村开幕。由瀚和文化实施，大地艺术节之父北川富朗担任顾问，“艺术在浮梁2021”项目邀请了26位艺术家，创作了22个艺术项目，并推出在地文创品牌“18方”。“艺术在浮梁”引入了日本大地艺术节的核心理念，是通过文化艺术带动乡村振兴的一次积极尝试。

“艺术在浮梁2021”道旗飘扬在茶山（摄影：异想社）

艺术介入作为乡村可持续发展的一种路径，在日本的实践中已得到了印证。由北川富朗所打造的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自2000年起共吸引游客近300万人次，仅2015年两个月的展期内就为当地创造了51亿日元的收入。2010年，濑户内国际艺术祭启动，吸引了安藤忠雄、西泽立卫、妹岛和世、草间弥生等著名建筑师、艺术家的参与。

与此同时，中国艺术界也进行过大量的乡村实验。2011年由欧宁、左靖发起的“碧山计划”通过建立“碧山共同体”，意在使村民们重新建立对家乡的“恋地情节”。由渠岩在2007年发起“许村计划”则在村中引入了“许村艺术公社”、“许村论坛”以及两年一届的“许村艺术节”。此外，合川国际新媒体艺术节、石节子美术馆、守望原乡2018广安田野双年展等也都是艺术介入乡村的尝试。

伊利亚和艾米莉亚·卡巴科夫的作品《梯田》在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中展出（图片来源/中国艺术现场）

然而对地方政府而言，引入艺术与引入工厂、项目等不同，他们往往无法对一次艺术事件所具有的价值进行评估，很难投入资金进行运作。而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推进和《乡村振兴法》的公布，我们可以窥见地方政府对待乡村艺术事件态度的显著转变。当年的“碧山计划”从尴尬前行到最终失败，眼下的“艺术在浮梁”则获得了地方政府的积极站台和全力支持。这背后，有着地方政府探索乡村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急迫性。当乡村的价值和艺术的价值在官方视野下均发生了变化，我们也需要重新审视艺术介入乡村的意义。

视角一

城市资本链条中的乡村

今天的中国乡村是怎样的？首先需要被正视的现象是，乡村并非是普遍想象中自给自足、脱离资本的。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下，乡村与城市的关系已不再是简单的城乡二元结构，而是相互黏连和依赖的。

无论是产业化的特色农产品或是乡村旅游业，它们实际都是城市资本对乡村的空间占领，是城市化向外延伸的触角。大量的乡村振兴行动也正是通过将乡村导入到城市资本链条来带动乡村经济的发展。在此过程中，乡村的复杂性便增加了，它需要依赖城市资本来维系自身发展，也因此需要满足来自城市和乡村本身的目光和期待。

当乡村已成为城市资本链条的一部分，我们也需要用资本的视角看待艺术在乡村的介入，将其作为乡村吸引人流、拉动乡村旅游业的方法之一进行探讨。

视角二

艺术作为乡村在互联网时代的传播载体

当乡村与城市一样同处于资本积累的环境下，它便需要如城市般建立起品牌传播能力。在互联网环境下，以往作为乡村宣传卖点的“农家”、“山水”、“田园”等要素失去了其传播效力。人们对信息的大量接收使这些乡村要素变得扁平而毫无特点，每个乡村独有的地方记忆、精神和情感也无法通过这些“千村一面”的口号为外人所理解。而艺术能够对乡村在地文化进行挖掘和重构，并以更视觉化的方式向大众呈现，使乡村拥有更丰富且具有传播性的形象。在互联网环境下，受众能够快速地借由艺术形象感知乡村的价值。

TANGO的作品《泉有米酒酒馆》在“艺术在浮梁”展出（摄影/刘新征）

在过去，乡村对城市的吸引力往往受限到地域限制，主要辐射圈层为乡村所邻近的城市和地区，极少能吸引距离更远的客群。而在互联网环境下，艺术作品能够突破地域圈层，辐射到各个地方的艺术爱好者。以2016年濑户内国际艺术祭游客的地域分布来看，本地及周边的游客占41%左右，日本国内其他地区占46%，另有13%为国外游客，可见其对国内其他地区甚至国际市场都有较强的吸引力。

视角三

艺术需要乡村

从艺术自身的角度来看，艺术需要空间，因而需要走出其传统的发生地——城市，来到乡村。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周榕在2018年“普通乡村”论坛上指出，互联网的崛起导致了城市实体空间的衰落，而传统城市对于乡村的绝对优势、绝对霸权也在无形中瓦解，这种态势下传统乡村的机会反而到来了。当城市和乡村在虚拟空间崛起下同属于弱势，乡村大量的实体空间、田间地头却都能成为艺术介入的场景，使艺术得以摆脱寸土寸金的城市空间的束缚。

马岩松作品《大地之灯》在“艺术在浮梁”展出 （摄影/田方方）

同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艺术亟需地方性带来的激发和碰撞，尤其是与地方传统文化有着明显异质性的现当代艺术。当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为乡村带来新的文化元素，全球和地方之间的张力能够最大化地得到审视，也激活出只有当地才能体验的独特的艺术魅力。

大卫 • 歌诗坦（以色列）《对饮》在“艺术在浮梁”展出（摄影/刘新征）

视角四

“乡愁”经济

抛开艺术，乡村也天然对城市具有吸引力。乡村旅游可以被看作一种与现代性对抗的另类旅行（alternative tourism）。在城市现代化的高歌猛进下，乡村被消费主义重新编织成一曲浪漫化田园牧歌，成为人们心中不曾被城市病染指的一片洁净之地。在高度城市化的发达国家，人们出于“乡愁”情节逃离城市来到乡村早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我国，乡村旅游业的潜力也正被不断挖掘。

当乡村无法完全脱离城市的资本链条而生存，乡村旅游更撇除不开资本的影响，实际迎合着都市审美并服务于资本积累。“乡愁”乌托邦虽能够为乡村带来旅游业和衍生产业，却也会掩盖乡村实际存在的矛盾和诉求。对此，艺术介入能做些什么？从资本的角度看，艺术自然能够为“乡愁”经济推波助澜，但同时，它也有着更多挖掘乡村现实的可能性。

视角五

艺术作为乡村的叙事者

人口空心化是乡村最普遍存在的问题，传统的乡村社会关系也因此走向支离破碎。乡村振兴除了通过经济建设和招商引资来吸引人回到乡村，也需要修复乡村社会关系和地方认同。

乡村需要艺术，也正因为艺术本身具有的叙事功能，有着挖掘地方叙事、重建社会关系的可能。

艺术作品作为当地文化的叙事者，不仅能使游客对乡村产生更多兴趣，也能在乡村内部孕育地方依恋。艺术作品可以成为村民与艺术家共同成果，来往的参观者也能够提醒当地居民，他们的故事很重要，他们的家乡也有着独特的价值。

“艺术在浮梁”中倪倪、霍城、于瑒的作品《我 • 家 • 乡》：作品以摄影、影像、插画、文字的作品形式，呈现出曾被个体忽视的村民最真实的样貌和他们最想表达的内心。时代的变迁给他们打上了烙印，其中有着对国家建设的奋不顾身，也有着对小家变迁的艰难抉择。（摄影/刘新征）

同时，艺术具有揭露真实困境和诉求的批判性，能够突破浪漫化的乡村想象，推动实际问题的解决。

2021年4月，坚果兄弟在淄博的艺术作品“淄博火锅鱼”引发热议，立即引起了大众对当地河流污染的关注（图片来源/摄影师大朋）

视角六

艺术介入乡村的主体性之辨

任何外部力量对乡村的介入都会出现主体性之争，艺术亦难以逃脱这一局面。当年的碧山计划意在通过艺术的手段为村民建立乡村共同体，也曾受到关于主体性的质疑。2014年，在哈佛攻读社会学博士的周韵于碧山村实地探访后，以一篇《谁的乡村，谁的共同体？——品味、区隔与碧山计划》与欧宁发起论战，其中一项质疑被称为“星星VS路灯”：村里人想要路灯，而外来人更想要看星星。

碧山书局（摄影/知行摄旅行Leo）

这一论断是否符合碧山计划的实情在此刻已不得而知，但我们仍可从星星和路灯的矛盾性中瞥见大量乡村振兴中所存在的主体性争议。艺术介入乡村是否是资本和城市知识分子的狂欢？如何权衡村民和游客的诉求？这些问题或许很难被简单解答，正如许村计划的发起者渠岩所指出，尽管村民的主体性十分重要，但也并不能单纯以村民为主体，“重建乡村的关系，是要不断调整相互之间的角色。”当艺术介入乡村时，首先需要正视这一矛盾，并在主体性上产生复杂的磨合过程，同时不断质疑，反质疑，从而使村民成为不能被忽略的重要角色。

（文字、图片来源城市中国杂志及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