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宁强与千年前的文物相逢 是无上缘分

2021年的除夕夜，一件流失海外一个世纪的文物登上了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它就是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第8窟北壁主尊佛首。4个月前，国家文物局监测发现，日本东瀛国际拍卖株式会社将在东京拍卖一尊“唐-天龙山石雕佛头”。经过专家鉴定，佛首雕刻技术娴熟、表现手法细腻、时代特征鲜明，确认来自开凿于北朝晚期至隋唐时期的天龙山石窟。2020年12月12日，作为当年第100件回归文物，佛首安全抵达北京，结束了一个世纪的漂泊。

天龙山回归佛头

这一幕让坐在电视机前的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宁强感触良多，30年前他赴美国哈佛大学美术系攻读博士的时候，教室门口就陈列着一尊天龙山的飞天，而另一些来自天龙山的菩萨、弟子和供养人的浮雕像则存放在学校图书馆内。宁强记得教授会拿这些文物来出考题，“比如有一件天龙山的《维摩诘经变》，考你什么时代的，有什么艺术价值，对世界文明有什么贡献。可以说美国的很多学生，包括后来做了教授的那些人，他们关于中国艺术的启蒙就是从天龙山的这些文物开始的。”

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宁强在美国多所大学执教了近10年，2008年7月回国任教至今。佛教造像一直是宁强的一项研究重点，从敦煌莫高窟到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天龙山石窟、龟兹石窟群……几乎走遍全国大小石窟的他，对此可谓稔熟于胸。他认为，“文物回归当然是一件好事，它能唤醒人们对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的重视。不过文物回归也不仅仅只有这一种形式，更重要的是，留在天龙山的佛造像，还有更多其他地方的文物，更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和保护。”

回归不仅仅只有一种方式

宁强介绍，天龙山石窟位于太原市西南40公里的天龙山山腰，最早的开凿者为东魏大丞相高欢，之后陆续开凿出25个洞窟。由于其造型娴熟、比例适当、线条柔和、雕刻精细，被看作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典范，在世界雕塑艺术史上也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宋元时期，天龙山石窟逐渐衰落，直到20世纪初才被重新发现，尤其受到国外学者的关注，并引发了搜藏热潮。上个世纪20年代，在外国古董商的驱动下，天龙山石窟遭到大规模的盗凿，200多尊雕像被盗运往境外，破坏程度是中国石窟寺中最为惨烈的。

宁强在哈佛大学看到的天龙山文物就是经历了这样的厄运。在美国，收藏家温索浦在世时购买了很多天龙山石窟造像，1943年去世前，他将这些造像及其他中西方艺术品留给了哈佛大学。宁强记得佛像的来龙去脉、包括具体来自天龙山的哪座石窟，全在说明上写得清清楚楚。身边的美国同学都为之惊叹，但作为中国留学生的他却心情复杂，骄傲的同时又充满遗憾。

“文物离开了它本身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它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都会降低，因为只有在它原来的位置上，文物才能发挥它的原始功能。”

但由于历史客观原因，收藏于海外的大部分天龙山文物回不了家，而回归也不仅仅只有一种方式。

据宁强介绍，由巫鸿教授创立的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东亚艺术中心在2013年启动了“天龙山石窟项目”，对散落海外的天龙山石窟佛、菩萨等造像逐一进行三维扫描、信息采集和建立模型，并通过电脑软件的整合处理，最终为观众呈现出数字化的天龙山石窟。工作人员走访了英国、荷兰、德国、意大利、瑞士、加拿大和日本等地，成功定位了一百多尊流失海外的造像及残像。

2019年9月，天龙山石窟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展在太原市博物馆展出，数字复原技术第一次让身首分离的天龙山佛造像合二为一，魂归故里。

天龙山唐代大佛窟

从敦煌出发，一头扎进了新疆

天龙山佛头回归令人振奋，但宁强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人们都希望流失的文物能够全回来，但我们也应该明白这不现实。首先流失海外的文物数量巨大，靠买是买不完的。其次我认为，就中国的研究领域、教学领域甚至公众需求这方面，国内留下来的东西远比那些流出去的好千百倍，我们并不是没有的看，而是可看的太多。”尤其走遍全国大大小小的石窟，宁强对此的感受更加深刻。

30多年前，宁强从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进入敦煌研究院工作，莫高窟辉煌绚烂的佛教艺术就此开启了他对佛造像浓厚的兴趣，而对敦煌石刻的研究更是延续至今。他陆续出版了《中国敦煌学史》《敦煌佛教艺术——美术史的分析》《敦煌石窟寺研究》等专著，还担任了国家社科重点攻关项目“百年敦煌学史”的首席专家。

早在敦煌研究院担任院长助理的时候，为了探索敦煌艺术的源头，宁强又开始对西域文明产生好奇。遗憾的是，当时国内早期研究敦煌的人对新疆不敢轻易涉足，“因为大家的知识体系都是在敦煌建立的，一走到新疆发现读不懂。虽然都是佛教文化，莫高窟主要是大乘佛教，比较耳熟能详，而新疆的石窟特别是龟兹石窟群，以小乘佛教为主，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熟悉。这些洞窟又不像莫高窟保存得那么完整，大量壁画和雕塑被盗往国外，想知道它原来什么样子就得去德国看、去法国看，这样你才能够搞得懂。”

研究西域佛教艺术还需要语言方面的充足准备，当年大批德、日、法的探险家来西域挖掘文物，留下了第一手的文字记录，阅读原作内容便成为掌握资料必不可少的环节。

回国之后，对西域佛教艺术和考古一直很着迷的宁强注意到国内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仍比较薄弱，而自己又具备一些先决条件，就一头扎进了新疆。

“其实我还在密歇根大学当老师的时候，就曾经带着美国和欧洲的大学教授去新疆考察，我自己在美期间跑了五趟，南疆北疆都走。尤其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沿有一批考古的重点，就是西域三十六国的好多小国家，当年被沙漠掩埋后来又露出来了，还有一些是挖掘出来的，都是重要的新资料。塔克拉玛干沙漠北沿的龟兹石窟群、焉耆的佛寺、吐鲁番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等等一大批地点，90%已经被斯坦因、伯希和、斯文赫定发掘过，打下了一定基础，当年拿走的文物也都拍了照片出版了，只要你看得懂，都可以用起来。”

神秘土地上的未解之谜

宁强还鼓励自己的研究生和博士生关注西域考古，假期亲自带领他们入疆考察调研，很多历史学院和美术学院学生的毕业论文都以此为题。他特别希望青年一代能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有所作为，因为这里还存在着太多的未解之谜。

“首先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楼兰。楼兰的名声很大，《汉书》里有记载，还有很多相关的笔记小说。但是楼兰怎么消失的至今不知道，楼兰与汉地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也不是很清楚。还有楼兰的城池，还有没有其他的城池？我们现在挖到的就是首都吗？是不是只有一个首都？这些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有确切的答案。”

另一个就是精绝国，《汉书》里记载它有480户人家，3000多人，相当于内地的一个小村子，但当兵的就有500人。宁强说记载虽然简短，可是考古挖掘出来的东西却很丰富，最有名的就是一个墓葬主人胳膊上缠着的织锦护臂，上面有8个汉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挖出来的精绝国人红头发高鼻梁，我的一个美国教授朋友还开玩笑说跟他弟弟长得一模一样。精绝国人难道使用的是汉文吗？也有人想当然地说肯定是汉朝皇帝赐给他的，可我觉得未必，也有可能是本地产品。精绝国虽然只有不到500户人家，也不是汉人，但是汉人在那儿做生意、做工的有没有？都可能有。”

中国学者一直在考证历史上西域与内地更密切的关系，获得了一些成果，宁强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里也谈到了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说到龟兹，了解的都是佛教艺术，像克孜尔石窟，可是那儿还有史前文明，出土了石刻和彩陶。我就发现龟兹的彩陶纹样和造型，跟甘肃、青海的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在新石器时代，那里和内地的关系就已经很明显了。”

精绝国织锦护臂“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研究西域文化更多的还要运用新的方法提出新的解释

大量谜题的产生源自对西域的典籍记载的缺乏，大多只是一鳞半爪，这就导致了依赖史料记载的传统史学家，在西域的研究上受到了局限。

没有那么多记载可查，就要依赖于考古发现，而宁强认为这正是新疆的优势所在——气候干燥，文物保存条件好。与此同时，这又是一项新的挑战，因为研究者要把文物当成史料本身，“其实实物比文字史料更加真实可靠，没有经过人为的删节、篡改或发挥，只是它需要一些新的观察问题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和解读。”

宁强发现面对西域出土的一些史前的东西，视觉分析的能力非常重要。“比如一块石刻，记录上写的是：上刻三人，一人手持弓，前绘一大象。但通过形象分析可以看出来三个人是男是女，互相之间是什么关系。还有的记录写着：此弓箭射。但你仔细观察会发现弓箭不是对着动物的要害部位，而是对着动物的蹄子在射。箭的前面也不是尖的，是分叉的，猎人只是要打伤动物，而不是要杀死动物。还有的石刻描绘的是一个壮汉用一块大石头从地上滚向动物的脚，也是要把动物的脚打残。把受伤的动物养起来，过冬的时候就有的吃了，这反映了那个地区正处于从狩猎到圈养的一个过渡期，从单纯的狩猎到圈养，是一个重大的生产方式的进步。”

解读出画面背后的内容，就重建起当时的生产、生活状态，一个单纯的记录者也就转变为一个研究者。宁强说，这就是他现在在西域做的事情，研究西域文化的时候，不仅是整理材料，更多的还要运用新的方法提出新的解释，读出文物里的信息，或许就可以推进西域与敦煌之间历史关联方面的研究。

不过西域考古的难度也是不能回避的，早期斯坦因、斯文赫定这些人只进行了粗浅的挖掘，将暴露出来的最明显的东西拿走了，而国内一直限于各种客观原因没有展开全面的发掘工作，只是对暴露出来的部分进行过再发掘，扩大一点战果。

“西域待开垦的地方太多了，考古大有可为，好多东西被沙子掩埋起来就像庞贝城一样，但沙子是流动的，未解之谜一定能解开。不过西域考古面临的挑战确实比内地多，一个是本地的考古力量还比较薄弱，其次是保护设施还没有那么完善，所以发掘肯定要谨慎进行。更何况研究人员如果去罗布泊或塔克拉玛干沙漠这样的地方发掘，恐怕还会面临生命危险。”

但宁强又补充道：“现在国家的投入大了，资料也比较系统了，很多早期的研究著作已经翻译成中文或正在翻译当中。新疆考古所的李文英所长还送了我一箱书，都是他们所近年来出版的一些研究成果，是对多年工作的一个总结。”

他感慨，新疆的考古界同行都非常友好，有很强的合作精神，让他对西域研究的兴趣和信心又增强了很多。

宁强（前排右一）和学生们在传说中牛头山的古洞中

历史遗迹是活的，不是死的

在新疆考察多年，一段关于寻找牛头山的记忆让宁强念念不忘，或许可以解释他痴迷考古艺术的深层原因。

“敦煌有很多表现于阗国牛头山的壁画，牛头山是于阗国众神之山，相当于奥林匹亚。而且说牛头山有一个天梯，从山脚一直通到天上。”

古于阗国就在今天的和田市，那么牛头山在哪里呢？牛头山上究竟有没有众神？那个梯子在不在？宁强决心一定要去看一看。有一年暑假他带着学生们就出发了，直奔和田寻找牛头山。当地司机开到附近迷了路，总在一个小村子里打转，宁强就和学生们下车向当地老乡求助。其中一位长者会汉语，听懂了这些学生和老师在找什么，他告诉宁强村里人都不知道牛头山这个说法，因为它现在有另外一个名字，“然后他就说了一句维语，我听不懂，问他能不能找个人把我们带上去，他就叫来了一个小伙子，骑了辆摩托领着我们转到了一座山顶上，告诉我这个地方就是你们想要找的牛头山。”

牛头山顾名思义有两座山峰，中间是凹下去的，宁强发现顶部有一个当地圣人的墓，也就是说这里曾经持续被认为是一座圣山。这让宁强的信心大增，非找到那把梯子不可。没想到一转到山脚下，就发现一个洞，里面就有一个木梯子。山洞的旁边还住着一户人家，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

“大家都很兴奋，纷纷往里面爬。我们发现洞里面曾经住过人，空间挺大的，还铺了当地的地毯，但是没有佛像。”

找到了牛头山，发现了石洞和梯子，跟敦煌壁画里描绘的都对上了。因为楼兰出土的椅子还能坐，梯子究竟是现代的还是那个时候的，谁也下不了结论，宁强只觉得这场景像极了一段传奇。

几年后他带着第二拨学生再次来到牛头山，发现山洞旁的那户人家不见了，但是在山顶上出现了一个小卖部，有一个维吾尔族老汉在卖东西。宁强问老汉下面那家人到哪里去了，老汉说他就是那家人啊，现在不让在下面住了，他就搬到山上来。偶尔有游客上山，就卖给他们水和小吃。宁强又问起家里那个小姑娘，老汉告诉他那个小姑娘是他的女儿，现在已经出嫁了，还生了两个孩子……

听到这里，宁强一下子很感慨，“这就是发生在牛头山的故事和一家人的命运变迁。所以我会说这些历史遗迹是活的，不是死的，它们还跟生活在这里的人发生互动。那家人以前告诉过我，天太热的时候他们就会钻到洞里去乘凉。”

宁强觉得研究文物其实也是他们这些人生活的一部分，几千年前的东西自己今天还能看到，那就是无上的缘分。

“历史的变迁似乎在西域体现得尤其明显，因为那些东西活生生地就在你面前，比如从阿斯塔那挖出来的唐代点心，你感觉拿起来就可以吃。正因为如此，新疆考古可能需要自己的一些体系，包括人才培养、考古方法论，还有对这些文物的观察和认识，都有它的特殊性。我们只有意识到了这些特殊性，才能够很好地发现、保护，才有条件解开诸多的未解之谜，从而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进行补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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