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刺杀小说家》：杀死那个理想主义者

距离双雪涛辞掉银行柜员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小说创作，已经十年了。

今年将有两部根据他的小说所改编的电影上映，一部就是即将在3天后春节档公映的《刺杀小说家》；另一部则是悬疑要素和东北元素都很突出的《平原上的摩西》。

从世俗角度来看，双雪涛似乎已经是一位“成功”的作家了，但他却在前几天的采访中说：“‘成功’这个词用在作家身上很奇怪，我觉得还是活下来了，以作家的身份活下来，而且基本上是相对自由的，以自己比较喜欢的方式在活着。”

双雪涛说“活下来了”，并不仅仅是出于谦逊。他说，自己还是有信心的，用文字来讲故事这件事，那么古老、却依然还是很有生命力，他觉得这是“人类很难放弃的”。

可以预想，作为一篇气质浓厚，主题也十分“文青范儿”的小说，《刺杀》在影像化时一定会进行大刀阔斧地改编。今天，我们仍旧想把目光拉回这篇小说本身，看看它最初的文本，包含着怎样的力量，又是如何夹杂着愤怒、理想主义与文学的光芒？

郁郁不得志的小说家

近年来，流行影视作品中的小说家形象往往是充满传奇色彩、富有力量的。

比如《消失的妻子》中充满诡计的腹黑作家妻子，比如韩剧中拽上天的高冷美艳御姐作家。由于穿越文的发展，还出现不少穿越到自己小说或剧本中，傻白甜、玛丽苏的作家形象。

但是在正统的严肃文学里，小说家的形象却从来都是落魄的、艰难的、边缘的（并且由于根深蒂固的社会性别结构问题，通常都是男性）。比如黑塞在《荒原狼》中塑造的哈里，贫穷而拘谨，远离世人，孤苦伶仃，每日将自己关在房间里经历哲学家般苦涩的思考。

波拉尼奥的散文诗和小说中，总有一个郁郁不得志的作家主角，被贫穷和淋病缠身，为了面包钱把同一篇小说修改标题投到不同比赛中获取奖金，留恋于女性之间获取短暂安慰同时反复染上性病。

《刺杀小说家》（下简称《刺杀》）继承了这个传统，里面的主角之一，将要被刺杀的“小说家”也是一名彻头彻尾的失败者。没有工作，没有恋人和朋友，和母亲住在一起，依靠母亲的养老金过着连自己也厌弃的生活。

他每天在附近的操场散步一个小时，生活中除了写小说没有其它任何事情，偶尔问母亲要零用钱去找底层妓女排解寂寞，换来的却只有接连不断的退稿信。

这样一名羸弱的小说家，为什么有人非要雇佣刺客去刺杀他呢？

这是一个奇幻的展开，因为小说家所写的故事，与真实世界发生了联动。在《刺杀小说家》中，小说家构想了一篇奇幻小说，其中的反派叫做“赤发鬼”。

当赤发鬼发生意外或生病时，现实中一个叫做老伯的人也会受到相应身体伤害。按照小说的发展，赤发鬼非死不可，所以老伯才雇杀手刺杀小说家。

杀手询问道，为什么非要杀他不可呢？那就是一个不得志的人啊。让他不要写，或者去写别的故事不就好了？

老伯曾经设法阻止过，让小说家投的每一篇稿子都只能收到退稿信，希望他放弃写作。但是小说家只是把退稿信团成一团，继续写自己的。就是这份一无所有的坚定，让老伯不得不雇凶杀了他。

双雪涛说，他构想的初衷十分简单，这篇小说写于2013年，那时候他还很年轻，有着理想主义的文学梦和艺术家清高的坚持，在《翅鬼》获得台湾百花奖后辞职在家写作，却老被退稿，老是遭到否定。

于是他带着愤怒的情绪写了这篇小说，并在小说里设置了一个不断阻碍他投稿的人物“老伯”。

不过正如小说中的小说家没有放弃写作，双雪涛也没有。他说，他相信文学的力量，这股“最根本的力量”使他坚持下去，虽然可能是幻觉，一种自己受到某种感召的幻觉。

借《刺杀》里小说家之口，双雪涛说出了自己的内心声音：“我听见在遥远的地方有一个声音在跟我说话，你这个人到了这个时候，只能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存在了，你被选中了，别无选择了。”

这种莫名的使命感使他坚持了下来，并且保留了愤怒。

愤怒

愤怒，是双雪涛创作的关键词之一。

2020年，双雪涛在《单读》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我们走在地狱的屋顶》的短文。他提到，这个时代的作家还是应该保持一种“愤怒的感觉”，与时代之间的联系。

在文中，双雪涛这么写道：“很多时候，愤怒使人盲目，但是在一些时候，愤怒使人清醒，击碎假装沉思实际袖手旁观的外壳，思考文学本质上的活力和去向。

……一个真相与美缺失的社会，永远孕育着现实灾难和人文灾难的种子，因为经济发展而遮掩的这些早已被历史证明的常识如果还不能回到我们的生活里，所有人追求的物质生活和安逸的自转其实都是有意无意的自我蒙骗。

因为人类生活绝不是仅此而已，不单是说我们这种造物单纯精神层面对智识的需求，而是它迟早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作家的工作在现实层面非常渺小，但是如果作家也放弃了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那写几行字，搞几部电影也确实没什么大意思，无非是生产了一些无魂的材料而已。小林一茶有两行俳句：我们走在地狱的屋顶/凝望着花朵。

作家恨一些东西，必然地，是因为他（她）爱一些东西。”

在双雪涛的小说中便常常能看到，诸多细节、诸多暗流汹涌，都被他用文字描述了下来。

《刺杀》中的小说家构建出一个完全架空的、不知时代的世界。幻想小说在熟悉度的把握上很重要，太熟悉了则无趣，太陌生了则没法带入。然而，小说中这些元素却与现实产生了微妙的勾连。

故事中的这个世界是失序的，街头上挂满人头，时不时会有人冲进家里抢劫和杀人。这紧张的局面却全程使用了一种克制的文风，再加上少年久藏的憨傻，读起来别具一番荒诞风味。

无论是制度还是场景，我们都很难从中找到现实中的参照，但接受起来却毫无问题。。京城、侠客、报仇等属于古代武侠的元素一下子就将陌生的变成了熟悉的。赤发鬼亦鬼亦神的形象，像极了张牙舞爪的地狱恶神。

《刺杀》中的小说家对应现实中的双雪涛自己，小说家故事中的久藏则对应小说家自己。憨直的久藏对复仇的执着，正如小说家对小说的坚持。他们都天真而倔强，是各自时代里仅存的理想主义者。

《刺杀》中故事里的反派赤发鬼是个将京城分成13块卖掉的“卖国贼”，结合双雪涛本人对东北题材的擅长，很难不让人联想到90年代下岗潮时，国有集体资产被腐败者拆分并侵吞的种种行为。

小说家努力想在故事中干掉赤发鬼，却遭到刺杀，也正如理想主义者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遭遇。

理想主义

如今，“理想主义”很多时候已经变成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甚至略带贬义的词汇。就像《刺杀》中，赤发鬼和主角久藏的父亲当初信誓旦旦要重整天下，但面对既得利益，首先踢掉的就是久藏父亲这种真正的理想主义者。

而我们在各种网络媒体文章、成功学中所听到的理想主义的宣言，更多是一种媚俗，一种姿态。

在情怀也被消费殆尽的今天，还有人在坚持理想主义吗？所谓理想主义者，从来不是听起来那么光鲜亮丽。除了生活与经济上的窘迫，面临更多的是来自外界的误解与由此产生的屈辱。

要成为一个作家、艺术家，在大多数语境中都成了“羞耻的”，仿佛一种原罪。在许多人眼里，这就是一种超出常规的、怪异的、非正常的人生道路。

就在《刺杀小说家》改编的电影即将上映，另一部小说《平原上的摩西》也即将在大荧幕公映时，双雪涛接受采访也开始被问及，“成功的感受如何？”

双雪涛回答说，他觉得非常幸运，但“不能说是成功了，而是活下来了，以作家的身份活下来，以自己比较喜欢的方式活着。”

双雪涛说“活下来了”，并不仅仅是出于谦逊，而是饱经折磨后，的确被磨去了些许棱角。但他最尖锐的愤怒和最纯粹的理想，仍保留在《刺杀》中。

所谓的“小说家”，多半是抛却了正常生活的人，再活下来。从贫穷之中活下来，从偏离日常的边缘社会中活下来，也从创作的痛苦中活下来，从看不到希望的不得志中活下来。

在《刺杀》里，改变了刺杀小说家的杀手的契机，正是这位不得志小说家的种种生活细节。

当杀手找到小说家时，发现他十分好接近，每天都在操场上一圈圈散步，并且因为寂寞，两人很快地就聊上了天。原本以为是凶险的刺杀任务，杀手却发现小说家身体虚弱，杀起来一点都不费劲，甚至小说家自己也没有太多活下去的欲念。

原来小说家的故事陷入了困局，他想不到如何继续下去了，因此痛苦不已。小说家毫无防备地说：“我真是完全无希望的人，除了写小说干不了别的，而写小说的人生又是如此痛苦，而我之所以没死，只是觉得还有些小说没有写完。想死和想活，都是因为写小说这件事，是原因也是结果，反复推动着我一直这么生活着。”

文中的小说家与杀手对待生活分别有两种不同的极端态度：一个完全抛弃现实生活，一心构建自己的小说世界；一个在人生困境中迷失，丧失自我。

在这样轻松的刺杀任务之前，杀手却犹豫了。而后，杀手被小说家的故事带着，开始重新面对自己的真实人生。杀手终究是被小说家的故事拯救了，小说家也在杀手的启发下完成了这个故事。

谈及何为“小说”，双雪涛说：“把它当成一种叙述艺术，把它当成一种精神世界，把它当成一种精神的日记，或者把它当成一种在白日里可以尽情冒险。

但如果把小说当做一个产品的话，永远不可能把它写好，这是我对这个问题比较终极的回答。”

这仿佛是一面现实的镜子，很多时候，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在匆忙的生活中总是难免南辕北辙，偶尔也会迷失自我。

这种时候，往往是文学的力量让我们得以在一个虚拟的世界中去探险，去陷入某种现实难以直面的困境，也因此才得以直面自己真实的诉求，才能有机会获得心灵的拯救。

在《刺杀小说家》里，因为有创作者（“小说家”）不惜抛弃正常生活坚持创作出的世界，普通人（“杀手”）才有重新诚实面对自己的那么一线生机。

这就是文学的存在意义了，尽管在这个充斥着各种娱乐产品和媒体信息的超速奔跑的时代，文学已成为被忽视的小众一隅，但还有许许多多“小说家”的存在和坚持，我们终究能从中获取一些慰藉和希望。

就像《死亡诗社》里讲，“金融，工程，建筑，计算，固然很重要，那是我们生存的条件；但诗歌，浪漫，爱，是我们生而为人的原因。”

文学从千疮百孔的生活中拨出一颗心来，摆在人们眼前。尽管大多数人仍然对此视而不见，却也会在不经意的一瞥中被击中。给人一点点意义，和一点点希望。

尾声

双雪涛在《我们走在地狱的屋顶》一文中谈到，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曾提到过一个哲学问题，晚上开车时，有一只兔子在车灯前面跑，兔子不知道如何摆脱光束，它只能一直向前跑。

双雪涛在文中发问，“我想此刻我们很多人都是这只兔子，在这种情况下，什么又是对我们有用的呢？”

在带着愤怒写下这篇短文一年后，双雪涛与记者黄月在不久前的一次谈话中说到：

“这个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荒谬。之前大家都觉得好像这个世界也就那么样了，循规蹈矩的往前走，所谓的‘发展’。

后来发现，咣当来了一个事，这个世界乱作一团，但是大家也在自救，也在想办法继续往前走。很多我们所谓的理性主义的东西，认为通过分析逻辑就能达到某一种幸福的东西，好象有时候有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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