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商业 2020-09-02 09:48
原标题：时代先驱者的“思想草稿” | 亚东图书馆遗珍特展
博尔赫斯对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评论中说，阅读这本书好像“投身于并幸运地迷失在一部人物众多的长篇小说里，其中的人物是一代又一代，剧场就是整个世界，而其漫长久远则是以朝代、征服、发现以及语言和偶像的嬗变来计量”。历史都有其相似性，在一些事物衰亡之时，必定孕育着另一些新事物的生长。人物一代代更迭，总有一些人不满于现状，即便受制于自己的时代，自由意志仍催促他们脱颖而出，成为先驱者。
青年胡适
当14岁的胡适跟随三哥来到1904年的上海读书时，一个面临技术革新与知识爆炸的新世界在他眼前铺陈开，反叛开始萌芽、生长，直到胡适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公派留学，去美国读书。在一个新的国度中，作为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思想开始逐步趋向成熟与完善。他留下的《胡适留学日记》完整记录了这种演变。
《胡适留学日记》
几十万字的绝好自传
《胡适留学日记》是民国五大日记之一，记录了胡适在留美前后的社会见闻、对时代的困惑与思考，是大时代背景下中国一代青年的内心独白与思想演变。作品前前后后经历了几个版本与增订。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欧阳哲生对留学日记做了一个梳理。它的初名是《藏晖室札记》，1939年由亚东图书馆首次整理出版。亚东图书馆在20世纪上半叶与商务印书馆、韬奋书店形成三足鼎立之势。鲁迅有言：“我以为许多事是做的人必须有一门特长的，譬如标点只能让汪原放，做序只能推胡适之，出版只能由亚东图书馆。”汪原放是亚东图书馆的骨干编辑，陈独秀、胡适、章士钊作为亚东图书馆的灵魂人物，汇聚了一大批文化界的有识之士，通过出版——胡适留美回国后，毫无保留地将其著作在“亚东”出版——推动了新文化运动与现代中国进程。
《胡适留学日记》封面
第二个版本是1948年换名《胡适留学日记》，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沦陷。第三版是1958年的一个台北版；第四个版本是201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增了《北京札记》和《归娶记》两部分史料，在1917年至1919年间，胡适并没有写日记，史料的增加算是填补了这两年的空白，也弥补了胡适与新文化运动文献研究空白。现有上海亚东图书馆版、商务印书馆版、台湾版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的《胡适留学日记》各版本中，均未涉及《北京杂记》和《归娶记》。在《归国记》1917年7月10日结束之后直接跳到1919年7月10日，这空白的两年正是胡适酝酿和倡导新文学及新文化运动极为重要的两年，具有重要的学术文献价值。
《胡适留学日记》手稿第十七册《北京杂记》（局部）
胡适给《留学日记》写过三次序：第一次是1936年7月20日；第二次是1947年；第三次是1957年底。在序中，谈起写这本日记的初衷，他觉得是为了帮助自己记忆，给自言自语的思想打草稿，这种“思想草稿”对自己很有益处。
胡适明确地说日记是写给自己都看的，有关自己内心的旅程，也有一一呈现在日记里，他在自序里说，“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才明白这几十万字是绝好的自传”，是一个中国青年学生七年的私人生活、内心思想演变的赤裸裸的历史。这种自传体书在西方可以看到卢梭的《忏悔录》《邓肯自传》，但在中国极为少见。
胡适的好友许怡荪
胡适曾将自己所记的《札记》第一册寄给了许怡荪，许后来又摘抄若干寄给《新青年》。《新青年》从1916年12月1号第二卷第4号开始刊登《藏晖室札记》，第二卷第5号、6号，第三卷第1、2、4、5、6号，第四卷第2号，第五卷第3号，一共连载了11期，这是《新青年》连载最长的一篇文字。
2020年8月“亚东图书馆遗珍”特展展出的《胡适留学日记》都为胡适亲笔手稿，共十八册，五十余万字，“完全保存了原来的真面目”；相较现有各版本，首次集结展出胡适1917年归国后所写的《北京杂记》和《归娶记》，填补了现存日记中两年空白，被学者陈子善誉为“21世纪最重要的胡适文献发现”，是《胡适留学日记》迄今公开发现的最全本。
“亚东图书馆遗珍——陈独秀、胡适重要文献特展”现场
《北京杂记》记录了胡适归国后处于重要思想交汇期的读书札记，从1917年 9月11日至11月30日期间，有围绕方东澍《汉学商兑》的阅读和辨析，也有围绕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阅读和辨析等，读书之多，涉猎之广，思考之勤，对胡适后期思想的成型有重要作用。
《北京杂记》中还有多处胡适自作诗词的记载，《归娶记》中有对胡适组诗《新婚杂诗》的记载，与以后正式发表的定稿在次序和字句上均有所出入，对胡适诗歌创作研究是有效增补。
《归娶记》
《归娶记》明确了胡适的婚期，解决了胡适生平研究上长期未能解决的悬案。文中记载胡适1917年12月16日离京回绩溪迎娶江冬秀的始末，如对江冬秀的第一印象、婚礼的参加者、行礼次序、演说、甚至结婚礼堂的平面图，揭示了胡适的婚姻观和对中国传统家庭制度的态度，颇为详尽。
逼上梁山——“文学革命”源起
胡适的一篇文章《逼上梁山》，关于文学革命运动的源起，就是根据留学日记的资料写的。
“文学革命”开始于1917年，是晚清文学改良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是适应以思想革命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而发生的。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封建思想的批判必然转向对封建主义文学的攻击，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是提倡新文学的一场文学革命运动。
胡适留学日记集合
说起“文学革命”的起因，不能不说起清华学生监督处的一个怪人钟文鳌，他是个基督徒，职责是每月寄发各地学生应得的月费，但每次发支票时都会印一些宣传品和支票夹在一起寄给学生。支票是学生们渴望的，但是小传单未必都受欢迎。有一天胡适接到了一张传单，说中国应该改用字母拼音，便动了气，写了一封短信骂钟文鳌没有资格谈论汉字是不是应该废除。骂完后觉得懊悔，琢磨着既然钟文鳌不够资格讨论，够资格的人应该用点心思研究这个问题。于是胡适与赵元任先生商议把“中国文字的问题”作为“文学科学研究部”的论题，两个人分别写两篇论文，讨论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赵元任专论《吾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胡适的题目是《如何可使我们文言易于教授》。在胡适的日记里记录此文大旨如下：
一、汉文问题之中心在于“汉文究可为传授教育之利器否”一问题。
二、汉文所以不易普及者，其故不在汉文，而在教之之术之不完。
三、旧法之弊，盖有四端：汉文乃是半死之文字，不当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汉文乃是视官的文字，非听官的文字；吾国文本有文法；吾国向不用文字符号，致文字不易普及。
《胡适留学日记》
那是1915年夏季的事情，胡适已经承认白话是活文字，古文是半死的文字。这个夏天，胡适与一班同学朋友经常在一起讨论中国文学的问题，从中国文字问题转到中国文学问题。在辩驳中，胡适渐渐变得更激烈。他常提到中国文学必须经过一场革命，“文学革命”的口号，就是那个夏天乱谈出来的。
在那之后，胡适记录了他与梅觐庄、任叔永的辩论，1915年9月17日夜所记的札记一条《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诗》，正是其与留学诸君有关文学革命争议发生的触媒，引燃了之后的往返讨论与互辩。1916年2月3日的《与梅觐庄论文学改良》《论译诗寄陈独秀君》，1916年2月10日的《叔永答余论改良文学书》、1916年7月13日补记的《觐庄对余新文学主张之非难》、1916年7月22日的《答梅觐庄——白话诗》以及1916年7月29日的《答觐庄白话诗之起因》、1916年8月4日的《再答叔永》和《答朱经农来书》、1916年9月5日的《答经农》等数条札记都是与朋友间信札往来或当面对谈的辩论与探讨。
《胡适留学日记》
这种辩驳是有意义的，胡适借助与友人的对谈辩论，通过在札记中的驳斥友人观点与自我质疑，不断清理出自己的文学革命主张与方案。他写道：“若没有那一班朋友和我讨论，若没有那一日一邮片，三日一长函的朋友切磋的乐趣，我自己的文学主张决不会经过那几层大变化，决不会渐渐结晶成一个有系统的方案，决不会慢慢地寻出一条光明的大路来。”这时胡适决心努力做白话诗的实验，去证明自己的是非主张。
1916年，胡适写了一篇《文学改良刍议》，很郑重地提出了自己的白话文学的主张，用复写纸抄了两份，一份给《留美学生季刊》发表，一份寄给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
陈独秀
陈独秀读了《文学改良刍议》后，完全赞成胡适的主张，接着写了一篇《文学革命论》，正式在国内打出“文学革命”的旗号。陈独秀之外，最初赞成的，还有北京大学教授钱玄同先生。从那之后，文学革命的运动从美国几个留学生的课余讨论，变成国内文人学者的讨论。
“陈独秀、胡适与他们的时代——纪念新文化运动105周年”学术探讨会现场
参与学术研讨会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唐娒嘉博士说：这次特展中展出的胡适日记手稿的文献价值要比复刻本更加丰富，包含了剪贴报、摄影作品和书信粘贴三种主要形式，不同的剪贴来源和载体也呈现出了胡适兴趣的博杂、视野之开阔。胡适还有粘贴友人信札的习惯，书信是他与亲人联络、与朋友论学的重要途径之一，和日记一样，共同构成了胡适的重要日常行为习惯与思想训练。胡适曾在日记中粘贴国友人劝诫不要再抽烟的书信、自己寄给挚友许怡荪的书信，还有他与梅、任等人关于文学革命论证的书信也都粘贴在日记中。胡适的原版日记手稿成为时代刻度的最有效呈现，也是大时代的一个缩影，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历史的一二。
《胡适留学日记》中出现的剪贴报、摄影作品
亚东图书馆遗珍——陈独秀、胡适重要文献特展
展览时间：2020年8月-10月
巡展城市：北京、上海、杭州、南京、合肥
（图片来源艺术商业，侵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