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4月，文学家郁达夫经由上海迁居杭州；1934年7月，郁达夫从杭州经青岛来到北平（现北京）。这是他第二次来北平，缘是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威胁，再次饱尝了故都的“清”、“静”与“悲凉”之后，他写下了传世的经典之作《故都的秋》。

毋庸置疑，北平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无数文人骚客以“北平”为创作背景，留下了大量优秀的文化、艺术作品。当你流连于老北京的胡同巷弄，还能在不经意间看到某些名人的旧居和纪念馆。

萧乾曾说：“北京确实不是座一般的城市，而是举世瞩目的历史名城，是十亿人民的第一扇橱窗”。北京寄托了多少仁人志士的千秋家国梦想，如今难以尽述；但每一个来过此地的人，都一定会留下独属于自己的回忆。

台湾文学家、史学家李敖晚年专心著书立说，当他以“神州文化之旅”的名义再次踏上故土时，说的是老北京话，见的是旧时老友，只可惜当时在夏末，否则应该围上一炉涮羊肉的铜锅，感受下老北京“围炉夜话”的传统方才过瘾！

▲玉河夜话现场

恰逢著名作家张北海先生回国，上周六一众文化艺术界的好朋友、相聚在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和张北海先生一起聊“老北平与新北京”。这里面既有张先生的同行许知远、也有来自美术界的叶永青、邵帆两位画家。上周六恰好是二十四节气里的霜降，在清冷的初冬周末夜，作家和画家相聚在玉河边，会碰撞出什么火花呢？“凤凰艺术”的特派记者在现场记录了这场夜话。

嘉宾观点

▲玉河夜话现场围烛夜话。中间嘉宾从左到右：叶永青、张北海、许知远、邵帆

张北海：北京是有温度的

▲旅美作家张北海，12岁离开北京去往台湾，1972年定居纽约，先后创作多部小说与散文。其中《侠隐》是以上世纪30年代北平为背景的小说，姜文导演已敲定翻拍《侠隐》。

张北海先生一生中与三座城市结缘，他12岁离开北京，到了台湾，后来又定居纽约。“换个方式说话四分之三世界下来，我走过了两个时代，两个文化还有八千里路云和月”。张北海先生称，这几个城市和时代几乎影响了他所有的作品。他曾在联合国工作了20多年，后来又转行当作家，以美国社会为写作对象。60岁以后，张北海把笔触伸回了北京，他花了6年多时间，凭借记忆以及大量资料，写作了以北平为北京的武侠小说《侠隐》。他想用小说记录他童年的北京，“那是我最早记忆很难忘记的一段时间。”写至情深处，张北海先生甚至以为自己回到了北平：“我那时候写到4、5点，有一天早晨天亮了，我说喝一杯咖啡呼吸一下空气。我出去的时候发现怎么搞的，怎么有外国人来北京，后来我才发现我是在纽约写，我不是在1930年的北京。你就晓得这本书，我开始写了好几章回了，我差不多真的以为我是在1930年写1930年的事。”

老北平的故事多半已被历史蒙上一层灰，但张北海仍保留着他对北平鲜活的记忆。邵青提及小说《侠隐》中有一个棉袍的段子，他说印象中的北京都是很冷的，但张北海先生那段对棉袍的描述却写出了北京的温度。张北海先生笑笑：“这不光是衣服的问题了”。在张北海先生的童年，“北京除了皇族有关的旗人，其他汉人帮助朝廷做事，或者分配到某一个工作住在北京，这些都是读过书，知理的人，但是人和人之间永远保持一个相当的尊重和礼貌。这样一个风气不是19世纪有的，是几百年就有了，这样一个人际关系已经下达到商店的跑堂，不管你买什么东西，里边的人马上给你摆衣服，今天没有什么地方会有这个，这都是从上面一点点影响到下面的。”

现在的新北京对张北海先生而言是陌生的。当他1974年第一次回到北京时，他从华侨大厦顺着模糊的记忆找到位于东四十条的老家，忽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他在那里出生，那个院落却变了样子。面对城市的变迁，张北海先生认为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阵痛是必须的，但城市的灵魂还在。他认为老北京的灵魂在于人：“一个城的灵魂不会再高楼大厦是在里面的人，如果人没有精神的话灵魂就没有了，如果新北京有灵魂，你不用去找，一出门就感觉到了。”

叶永青：“望京”——望着北京的人

▲叶永青，当代艺术家，四川美院教授，曾在北京、上海、新加坡、英国伦敦、德国慕尼黑、德国奥格斯堡、美国西雅图等地举办个展。作品《大鸟》曾轰动一时。

叶永青爱和人喝酒，他也笑称与张北海先生认识的媒介就是“酒”。张北海先生爱酒，叶永青说：“只有喝过酒的人才能对同类有细致的观察”。

叶永青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到的北京。他最初住在皇城根街，后来搬过几处地方，最后到了望京。他称他到了望京之后才找到他在北京的角色定位——“望京，就是一个望着北京的人。”80年代的北京开始了疯狂的裂变，比起老北京对儿时记忆的深沉积淀，作为一个外来人，他通过不同的参照看到了一个不同的北京：“我觉得就是望京某种意义就代表着新北京。有时候我们看不清楚一个东西的时候，也许有好多层参照，我们家住的地方都是韩国人，我们进我们家楼道就是泡菜的味道，周围都不是说中文的小孩，这就是今天的北京，和以前的北京是很不一样的。”

许知远：“对中心的渴望逐渐衰弱”

▲ 许知远，曾任《PC Life》执行主编、中国先生网主编、《经济观察报》主笔，单向街图书馆的创办人之一。作品有《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中国纪事》等。

作家许知远持叶永青有着相似的“望京”观。在他看来，张北海先生是站在文化边缘上进行写作：“‘中心’经常变得停滞、迟钝，但是边缘会有意外的生命力，使人重新思考生命，重新思考各种文化。”对于北京人而言，许知远和叶永青一样是外省人，但对于世界而言北京又成了外省，不再是中心：“我觉得这10年有很奇怪的变化，过去所有资源特别难以获得，现在获得东西多，整个互联网带来的区域中心化，现在年轻小孩子在这个小世界里这个人厉害得不得了，离开那个部落都不知道，然后变成很多小部落，对于中心的渴望明显弱化了……从八几年到九几年面对的是小冲击，很快变成相对自在的位置，我们现在和西方关系也是这样的，这种变化非常强烈的，这在我这里是非常明显的感觉到了。80-90年代去留学的人要拼命理解美国文化，现在看优酷看选秀节目，跟美国没有什么关系了，这是很有趣的新的变化。”

邵帆：“叠加的北京城”

▲ 邵帆，当代画家、雕塑家、设计师，从事油画、雕塑和多种材料的艺术创作。

在多层北京印象的表述之后，画家邵帆提出了“叠加的北京”这么一个描述。“北京的厚度都有一种叠加，到清朝的时候北京城接下来，根据自己需要改造，一直到民国，包括当时几个日本人写的北京，再到您30年代的北京，再到我小时候70年代的北京，还有80年代，还有叶永青说的望京时代，真的是好多层的叠加特别有意思，这么多层才是一个北京的现在的厚度。”从另一个角度说，这种厚度也与北京的包容性有关：“永远有外来新鲜的血液、新鲜文化来刺激它。北京近800年是很辉煌的，过去所谓的原住民也是外来的，他们到一定的时候都开始衰败了，北京永远有新血液的刺激。我觉得像我们这一代老北京是特别傻的一波人，特别傻（笑）。是特别没有竞争力，对任何事情都相对觉得无所谓的一代。其实都是需要从全国各地或者全世界来的人，给北京带来新的活力和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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