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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英国当代学者艾伦·麦克法兰在其《绿金：茶叶帝国》一书中分析，当时英国工薪阶层的消费结构中，茶叶和糖占10%，肉类12%，啤酒则只有2.5%，茶叶以及面包和奶酪构成日常饮食的核心部分，面包加茶叶成为最为经济并足以提供日常能量的食品。艾伦·麦克法兰说：“一杯甘甜温热的茶可以让人心情舒畅，重新恢复精力。在以人力为中心的工业化时代，一杯美好的茶已经成为人们工作的重要推动力，它的重要性犹如非人力机械时代的蒸汽机。”他甚至认为，“如果没有茶叶，大英帝国和英国工业化就不会出现。如果没有茶叶常规供应，英国企业将会倒闭。”

黑历史缘起：英国银子向东流

茶叶贸易造成的巨大金融压力，并非夸张，而且已经持续了很多年。18世纪最初的15年里，在垄断了东方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其对华贸易中的茶叶比例并不大，只占船只回航商品总货值的10%左右。

在1720年代至1750年代，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占回程货物总投资的53%左右。1700年，东印度公司交给伦敦交易市场出售的中国茶叶为91183磅，到1751年已上升到271万磅，增长了29.7倍。从1760年开始至1780年间，东印度公司平均每年从中国购买茶叶的数量，是1750年的2.3倍。在1760-1784年间，茶叶在回程货物总值中的年平均值上升为68.1%，其中，1759年，居然高达88.3%，而到了1825-1833年，这一比例达到了更为惊人的94.1%。

英国成为中国茶叶最大的消费国，1833年，东印度公司采购的茶叶占中国销往欧洲茶叶总数的80.9%，如果加上通过其它欧洲国家辗转进入英国市场的茶叶，这一比例更高。

这些绿色的叶子进入英国，换走的是白花花的银元。随着英国从中国进口茶叶量的不断攀升，大量的银元从英国流往中国。东印度公司开往中国的船只，所载货物90%以上都是白银。记载显示，在1710-1759年的50年间，英国向东方（中、印）的出口货物，只有924万8306英镑，而运送的金银则高达2683万3614英镑，贸易逆差为290%。

为了筹集现银支付贸易逆差，东印度公司甚至不得不贷款。1763年，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管理会从澳门借款72000元；次年，资金周转依然不畅，贷款不仅无法按时归还，还追加了92600元。这两笔贷款总共164600元（约118499两），年利率基本高达13%。而到了1765年，现金流并未好转的东印度公司，只能向广州的行商赊购茶叶。在卖方市场之下，茶叶的定价权一直操纵在中国商人的手里，直到1870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和蒸汽轮船的广泛采用，彻底减轻了英国市场囤积茶叶的压力，定价权才转到买方手上。

茶叶也是双刃剑

造成英国白银大量流向中国的原因，一是在茶叶的巨额利润刺激下，具有垄断地位的东印度公司将其作为支柱产业，大做特做；二是英国无法提供一种能与茶叶匹敌的产品，这造成了严重的贸易逆差。前者的收益，是归东印度公司的；而后者的压力，则是由英国全民承担。

拥有垄断权利的东印度公司，从茶叶贸易中获得的利润相当可观。根据资料，1699年东印度公司进口茶叶的成本是每磅2先令4便士，伦敦的市场价则是14先令8便士，流通环节的利润足有6倍之多。

东印度公司以茶叶为主的中国采购生意，利润率常在26%以上，有时高达43%。据经济学家普里查德分析，从18世纪后期到垄断贸易结束，东印度公司在茶叶贸易中可获30%以上的纯利润，而公司利润的90%以上、有的年份甚至是100%，来自茶叶贸易。据经济学家兼历史学家格林堡估计，东印度公司每年从茶叶贸易中获得的利润是100-150万镑。经济学家萨金特则说：“(东印度公司)1793年到1834年的出口贸易，根据董事们的说法是赔了很多钱……如果不是从中国的物产中取得利润，那么对中国的贸易就不能继续下去，而且东印度公司的整个情况也会受到严重的损害。”

可以说，没有中国茶叶，就没有东印度公司。

而英国政府则获得了金额更高的茶税收入。在1784年之前，英国政府对茶叶征收高达119%的税收，这造成了普遍的走私行为及假冒伪劣茶叶流行，令英国政府、东印度公司及普通消费者都深受其害。1784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折抵法案》，将茶税由原本的119％猛降为12.5％，并免除了通过税。此举立竿见影，茶叶的价格迅速下降、消费量随即上升，而走私得到了有效遏制。

东印度公司的利润上升，英国政府的茶税收入也水涨船高。1820年英政府的茶税收入为300万镑，1833年为330万镑，1836年为460万镑，占英国国库总收入的16%左右，超过了东印度公司的总利润。茶税成为维持英国政府机器运作的最为重要的“燃料”，在与拿破仑进行的大规模战争中，重新升高的茶税成为维持战争的重要因素。

茶叶这把绿色的双刃剑，令英国政府在享受到巨额的茶税收入的同时，也不禁为巨额的白银流失而担忧。

尽管英国人想方设法加大对中国的出口，但是，英国商品在看似庞大的中国市场几乎都遭到了冷遇。英国人最为拿手的是呢绒、哔叽等毛织品，著名汉学家、大清海关的美国籍洋干部马士在《远东国际关系史》中记载，东印度公司即使长期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在中国市场推销，但是，再便宜的毛织品，也要比中国百姓自己手纺的棉织品昂贵很多，而对具有消费能力的人群来说，这种毛织品与绫罗绸缎相比，还是差了一大截。到1818-1833年间，毛织品才占英印产品输华总值的八分之一左右。

如何填补贸易逆差，成为摆在英国政府面前的迫切难题。

　印度“对冲”中国

马士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载，1787年英国政府在给第一次派往中国的使臣卡思卡特的训令中说：“最近政府从其它欧洲各国手中夺回茶叶贸易的措施（指推出《折抵法案》降低茶税），已经收到预期的良好效果，这种商品合法输入大不列颠的增加额，虽然没有三倍，最低限度有两倍；其次要注意到我们在印度领地的繁荣，要改进该地的产品和制品在中华帝国的销路，同时，要使出售这种产品的贷款足以供应现在每年达130万镑以上的欧洲回程投资所需。”

在这份指令中，鲜明地阐述了英国政府的思路：既然英国产品无法打开中国市场，就用印度产品去开路。这种能够打开中国大门的印度产品，最初是棉花。

1740年，为了弥补中英贸易的巨大逆差，东印度公司试着向中国输出了1116担印度棉花，结果大受欢迎，此后便不断增长。但是，中国本身就是产棉大国，进口印度棉花，只是为了弥补产量的缺口，因此，增长空间极为有限，而且行情受到中国本土棉花收成的巨大影响，波动巨大，有一年的波动幅度居然高达33%。这大大制约了印度棉花对中英贸易逆差的平衡作用。

尽管如此，在这个初步成型的中—英—印三角贸易圈中，中国对印度商品的需求大大超过了印度对中国商品的需求，这令印度在中印贸易中迅速获得了顺差。英国人立即就开始用中印贸易之间的顺差弥补中英贸易之间的逆差，在这个三角圈中建立了一套金融体系，采用循环汇兑的方式，减少了从英国直接向中国支付现银的比例。根据马士的记载，到1783年，输入广州的白银总量272万两中，从英国直接输送的不到1%。

既然棉花对平衡贸易逆差作用不大，那么，英国人究竟靠什么令中印之间的贸易迅速转变为巨额顺差？

一个远比棉花更为可靠、有力的贸易平衡工具出现了：那就是鸦片。1773年，东印度公司取得了在印度生产鸦片的垄断权，这造就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摆在英国人面前的，只有两个任务：一是如何更快地提高中印贸易的顺差，这要靠鸦片；二是如何将印度获得的顺差转移到英国的手中，这要靠强权保护下的殖民掠夺制度。

在印度那些漫山盛开的美丽罂粟花下，英国人开始快乐地忙乎起来。一个新时代、一个足以改变世界的新时代到来了……

偷茶的时代，从此，有了大吉岭

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得到了巨额赔款和清朝割让的香港，而且强迫中国允许鸦片贸易合法化，但它又开始担心，万一中国纵容国内种植鸦片，不再从英国属地印度进口，该如何是好？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公司东印度公司尤其重视这一问题。东印度公司在1600年获得了在印度的贸易垄断权，但这一垄断权到了1833年已经被撤销。东印度公司迫切地需要找到一个能够确保其基业长青的办法，想来想去，唯一的办法就是：从中国把茶偷过来。

这个任务交给了一个叫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的园艺师。福钱出生在苏格兰边境的小镇Edrom，小时候在教会学校读过几年书，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但他是中国开埠之后，第一个到中国的英国园艺师。从1843年到1846年，福钱在中国各地跑了三年，到处搜集植物标本和种子。他把很多中国花卉引入了英国：荷包牡丹（Bleeding heart）、蒲葵、紫藤、栀子花、芫花、金桔，等等。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举国上下，都有对园艺的狂热。从民众来说，这是因为工业革命破坏了田园生活，英国的中产阶级迫不及待地想在阳台后院，种点花花草草，算是寄托了一种怅然若失的乡愁；从大英帝国来说，这是一种极好的殖民地策略，通过植物的移植，比如把橡胶种到东南亚，把甘蔗种到加勒比海，大英帝国找到了很多发财的机会。

回到英国之后，福钱在切尔西草药园（Chelsea Physic Garden）做园长。切尔西草药园始建于1673年，是英国第二古老的植物园。1848年5月7日，著名的植物学家罗伊尔教授（John Forbes Royle）到花园里拜访福钱。他是代表东印度公司，邀请福钱再次前往中国的。东印度公司一直尝试在印度种植茶叶。 1824年阿萨姆并入印度版图，但英国人一直不知道拿这块荒凉的地方干啥才好。后来，一对茶商兄弟在阿萨姆的山岭上发现了野生茶树。当地人并不喝茶，但他们会把茶树叶子含在嘴里起镇静作用。东印度公司还在云雾缭绕、降水丰沛的喜马拉雅山区尝试种植茶树，他们用的树种来自中国，大多来自广东地区，而广东并非上等的茶叶产地。印度产的第一批茶叶运到伦敦之后，伦敦的茶商一致觉得，这些茶看起来品相很好，但就是没有中国的茶那样有一股清香。“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想生产出一流品质的茶，只能到中国最好的茶叶产区，把中国的茶种、制茶技术统统偷过来。

Robert Fortune

福琼很快就上路了。他先到了上海，雇了一位姓王的“康白度”（comprador，即买办）。王是安徽人，家里就是种茶的。福钱从上海出发，经过杭州，辗转到了安徽。 中国官府对茶叶生产一向管制甚严，鸦片战争之后民间的排外情绪日涨，福钱自然不能招摇过街，他穿上了一套长袍大褂，剃了头，头发上缝了一条假辫子，还学了几句含混不清的中国话，比如：“我是从长城以外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

王家在安徽休宁县松萝山，这里地处安徽南端，距离黄山很近，峰峦攒簇，松萝掩映，危石戛泉，幽岩密箐。松萝山上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土层深厚，特别适合茶树生长。福钱可能是第一个亲身造访茶园的外国人，他把整个茶叶制作的过程从头到尾记录了下来。有些工序让福钱倍感困惑。他注意到制茶的工人把一堆粉末状的东西掺进茶叶，有一些他认出来了，是一种叫普鲁士蓝的染料，还有一种闻起来有臭鸡蛋的味道，其实是生石膏。他问工人，为什么要掺这些东西啊？工人狡黠地一笑：为了糊弄老外啊，老外喜欢茶叶看起来很绿，越绿，他们就愿意掏更多的钱。福琼大概估算了一下，100磅的茶叶里，差不多掺了1磅半的石膏！

福琼从安徽买了大批的茶苗和茶籽，运回上海。1849年1月，福琼把第一批茶苗、茶籽发出，运往印度。他接着开始了第二趟探险，这次是到武夷山寻找红茶。英国人更喜欢红茶，因为喝红茶能放糖，喝绿茶不能。凯萨琳公主的嫁妆里带的就有几箱正山小种。福钱可能是第一个通过实地调查，弄清楚红茶和绿茶区别的英国人。红茶喝绿茶的差别，在于多了一道发酵工艺。福钱在武夷山找到了一种上好的乌龙茶：大红袍。乌龙茶是一种半发酵茶，英国当时进口了大量武夷山的乌龙茶，正是因为武夷山乌龙茶茶色较黑，英国人才将所有的红茶笼统称为“黑茶”（black tea）。

从武夷山回到上海，福琼收到了来自印度的坏消息。他的茶苗和茶籽几乎全军覆没。福琼寄出了上万株茶苗，还有几箱茶籽。这批货从香港出发，先是在海路上被耽误了两个月，到三月船才到加尔各答，然后沿恒河逆流而上，到达阿拉哈巴德（Allahabad）。由于恒河水位太低，又耽搁了一个月，到五月才到达喜马拉雅山区萨哈兰普尔（Saharanpur）的茶园。东印度公司打算在这里大面积种植福钱从中国运来的茶树。福钱寄出的茶苗和茶籽到达加尔各答的时候还状况良好，到了阿拉哈巴德，好奇的警官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他打开了运送茶苗和茶籽的箱子。等货到了萨哈兰普尔，13000多株茶苗，只有1000株存活，而且这1000株都布满了霉菌。这1000株茶苗被移种到喜马拉雅茶园之后，当地的负责人执意要给茶树浇水，这样又把大部分茶苗浇死了。最后只剩下80株大难不死。福钱运过来的茶籽呢？情况更糟。没有一颗发芽，全部发霉烂掉了。

福琼接到这样的坏消息，真是欲哭无泪。再搜集茶苗茶籽并不困难，但怎样才能把茶苗和茶籽不远千里地运到印度？这时，福琼想起了英国医生沃德（Nathaniel Bagshaw Ward）在1830年发明的“沃德箱”。沃德箱是一个密闭的玻璃容器，植物在沃德箱里可以长时期存活。白天，植物可以利用土壤里的潮气和二氧化碳完成光合作用，晚上，植物释放氧气，潮气在玻璃壁上凝结成水滴，流入土壤再供给植物。沃德箱中的植物生长异常缓慢，但不会枯死。福钱先用红茶茶籽做实验，他把茶籽放在桑树苗的土壤里，再把桑树苗装进玻璃箱，运到印度。结果非常成功，所有的茶籽都发芽了。

于是，福琼开始准备凯旋而归。他把采购来的茶苗和茶籽小心翼翼地放进沃德箱，总共达两万株。福琼还带上了制作茶叶需要的全套工具：火炉、炒锅、锅铲，以及种植茶树的各种农具。福钱准备了制茶时为了添加香味经常使用的植物：茉莉、香柠檬。最让福钱得意的是，他还雇佣了八个手艺精湛的茶农，带他们一起去印度。按照福钱的要求，这八个茶农都来自偏僻的山区，因为福钱不信任通商口岸的中国人，觉得他们不够淳朴老实，这八个茶农还必须来自种茶世家，因为福钱知道，手艺都是世世代代的经验传承下来的。福钱想得还更周到，他又找了两个专门做茶具的巧匠。印度生产的茶叶之所以品质不佳，有一个原因就是贮存茶叶的容器太过粗糙，密封性不好。

1851年2月，福琼带着他的茶苗茶籽和雇工，从上海启程。3月15日，他们到了加尔各答。4月，福琼一行来到了萨哈兰普尔的茶园。所有的茶籽都发芽了，长势喜人。福钱数了一下，至少有12,838株茶树，迁居到了喜马拉雅山区的茶园。此后，不到20年的时间，印度大量种植茶树，培育出了大吉岭等世界一流的红茶。中国对茶叶的垄断地位从此被打破了。

这是一个巨大的商业盗窃。就好比有人窃取了可口可乐的配方、微软的Windows代码，或是Google的搜索算法，英国从中国偷走了茶。但无论是福钱，还是东印度公司，都没有觉得有丝毫的不安和愧疚。相反，他们觉得这是一次伟大的探险，一次胜利的攫取。凡是人所有的，他们都想要有。他们豪情万丈、理直气壮，因为，那是另一个民族的“野心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