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黛德丽，里芬斯塔尔与黄柳霜（中）。 

1937年夏季，莱尼·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在从德国前往巴黎国际博览会途中使用的是化名。她没有任何遇到或取悦记者的欲望。在巴黎的时候，里芬斯塔尔凭借自己执导的一部电影获得了赛事金奖，这是一部纪录片风格的电影，记录了三年前纳粹政党的活动。然而采访中她却不得不为自己辩护，不是为了自己与纳粹党之间的关系，而是因为有谣言流传说她让德意志的领袖们蒙受耻辱。戈培尔真的与她断绝关系了吗？真的有一些上层纳粹成员对一个女人行驶着这么大的权利而不悦吗？在回柏林的路上，精疲力竭的她在贝希特斯加登中转休息，并被护送到希特勒占领山地的休息寓所。也正是在那里，她向这个给她全部支持的人描述了自己的旅行。

1933年，希特勒忽略了所有的制裁和反对，雇佣了里芬斯塔尔来执导她的首部纳粹官方电影，并且还为电影命名为《意志的胜利》（Triumph of the Will），这部电影在巴黎也的确大获成功。他对电影十分感兴趣，经常在自己家中播放影片。里芬斯塔尔被引入大厦的入口处，发现自己正在观看一部电影，她首先认出了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的脸庞，随后希特勒的身影便出现了，还给她端来了咖啡放在阳台上。希特勒选择了一部迪特里希（Dietrich）的电影让人们看起来很好奇，因为他的阁僚们一直以来都在试图毁坏她的名声。尽管迪特里希是德国曾诞生过的最著名的影星，但她却拒绝在德国工作。很难认为她的决定不带有政治意味。就在里芬斯塔尔来访前几个月，迪特里希宣布自己已经申请了美国国籍，并在洛杉矶联邦大楼门外向记者们摆拍，踩在配有专门司机的凯迪拉克轿车踏板上，说着一些“美国对我而言是很好的选择”之类的话。德国小报《先锋报》（Der Stürmer）告诉它的读者们，迪特里希在与好莱坞的电影犹太人们一起的时间里，已经被渲染的完全“不德国”了，但这并没有阻止希特勒希望迪特里希回到德国的想法。

玛莲·黛德丽

玛莲·玛格达莱妮·黛德丽（Marie Magdalene Dietrich）出生于1901年12月27日，贝莎·海琳·阿玛丽·里芬斯塔尔（Bertha Helene Amalie Riefenstahl）诞生于1902年8月22日。这两个美丽而有野心的柏林人，出生时间仅仅相差8个月，都注定将实现梦想，触及到那个时代的历史。这两个女孩都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恐惧和混乱长大，决心从事与美有关的事业，却又成为了下一场战争中对立方的代表者，对于很多人来说，这种对立甚至不仅仅是战争双方的对立，还是人类灵魂上力量的对立。她们几乎都不了解对方，尽管在20世纪末期两人曾是挨的很近的邻居，里芬斯塔尔说自己能够看到迪特希里的公寓的窗户里面。

不过·黛德丽不太可能看回去。1930年代早期，柏林出版社舞会上出现了两人少量的照片：迪特希里放置于大获成功的《蓝天使》旁边，与小丑们一同轻松的微笑着，嘴边叼了一根香烟，脸庞上辉映着摄像机的光芒和喜爱；里芬斯塔尔当时也是一位著名的电影女演员，站在一旁，显得羞涩、拘谨，自觉黯然失色。几十年之后，里芬斯塔尔曾记录下自己记忆当中关于迪特希里的几件轶事。但根据迪特希里粗略的回忆，似乎没有什么关于里芬斯塔尔可说的东西。不过迪特希里的女儿曾写到过，在30年代中期听到一场关于被驱逐出德国的犹太人演员的谈话。迪特希里说道：“在这个庞大的‘德意志文化帝国’，他们很快就不会留下什么天分了。当然，除了可怕的里芬斯塔尔和埃米尔·亚宁斯。她们会留下来，而这两个‘罪犯般的人’，就是纳粹应得的！”

1930年之后，黛德丽离开了德国，这两人再也没有见过彼此，她们也没有写信交谈，关系甚至不如一般的熟人。可瑞恩·威琅（Karin Wieland）双人传记《黛德丽与里芬斯塔尔：好莱坞，柏林，两个生命的一个世纪》当中，从德国经由雪莱·弗里希（Shelley Frisch）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些问题。这本书的内容当中将两个主人公相互独立描绘，除了偶尔几个不可避免的场合，比如里芬斯塔尔接到一个电话，告诉她迪特希里在参演了她自己梦寐以求的《蓝天使》电影之后。里芬斯塔尔感到无比沮丧，提前把家中宾客送回家，许诺的匈牙利炖牛肉也没有兑现。这个故事不是第一次被讲了，它源自史蒂芬·班奇（Steven Bach）1992年为迪特希里所写的传记。班奇采访了里芬斯塔尔的宾客，他是一位电影杂志编辑，观察到里芬斯塔尔没有试镜。

通过阅读两本全版的传记，大家可以了解到更多细节：班奇还写了一步关于里芬斯塔尔的很出色的书。威朗对自己的主题眼光独到，在德国档案馆做了不少工作，收藏了很多文件：1944年里芬斯塔尔给阿尔伯特·斯皮尔（Albert Speer）写了一封信，预测“本次战争中有个重大的转折点”；里芬斯塔尔未公开发布的回忆录；好几封黛德丽的信件，这让她的书有了可信度、良好结构和无止境的吸引力。这是关于两个魅力女性的故事，若放置于其他时代，她们的成就最多不过是在大银幕上的闪耀，然而在那个特殊年代，她们扮演的角色却被赋予了历史意义。不管人们的行为多么难以揣测，很难不去探索这些人的生活，以此洞察一些现代看来最为复杂的问题，关于假象和大众沉迷，艺术和真实，勇气和投降。

她们不同寻常的童年经历能够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她们最终选择的信息吗？试想一下，作为一个普鲁士军人家庭的成员意味着什么，父亲在女儿还不够大的时候便过世了，导致她只有一些含糊不清的印象，后来她列举出的印象是“高，有气势，身上散发着皮革味道，闪亮的靴子，骑着马匹”，因为父亲的缺席，她十分需要一个“充满阳刚气概的形象”，正如她自己所见，母亲对自己的抚养方式如同“温和的将军”，尽管寡妇的收入微薄，也依然尽力为她提供所有学习机会（小提琴，钢琴，英语）。显而易见，她崇尚希特勒的军国主义精神，但这也是迪特希里童年的写照，在她看来，这也是使得她成为现在这般模样的力量所在。里芬斯塔尔成长于一个工人阶级家庭，母亲是一个女裁缝师，父亲是一个管道工，建立起了比较成功的商业，也是她早些年间生命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人物。迪特希里有个姐姐，里芬斯塔尔则有个弟弟，两个人都是家中听话孝顺的孩子，遵从着传统发展道路来取悦父母。不管是中产阶级的寡妇，还是富有野心的管道工，都不能接受一个家教良好的德国女孩出现在舞台上。

战争年代这看起来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女孩们步入青春期的时候战争刚刚开始，玛丽·马格德里（Marie Magdalene）决定自己要更名为更有舞台价值的名字马琳（Marlene）。在日记里，她记录了自己进入一家“真正的电影院”的经历，但同时也写到了奥托叔叔战死在前线战场：“12月4日，奥托叔叔脖子处造枪击。每个人都在哭喊尖叫。”她的母亲再婚了，继父却再一次在前线阵亡，16岁的时候她就已经在为自己的“黄金青春”而哀悼。随后，迪特希里回忆起了那些全部是红萝卜组成的饭桌，那些没有燃料的寒冷时光，还有无止尽的人员伤亡，让她“与战争面对面”。

里芬斯塔尔则并没有受到类似事情或情感的触动，她不是出身于军人家庭，没有经历过身边人的逝去。她生活在“一无所知的云层”之中，或者如她在回忆录中所说，作为一名艺术家她太过于关注自己的作品，而忽视了周遭环境。她写道：“我的心被圈禁在一个小小的专属世界。”她所指的是自己父亲不知道的情况下开始学习的舞蹈课程。她的决心令人可畏。但是她自己作出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她是一个从来没有直面过任何事情的人，因为她唯一面对面看见的就是她自己。

20世纪早期，这两个年轻女性都走上了舞台，无视世人对这一职业冠上荡妇的污名，克服了父母的阻挠。迪特希里在著名的马克思·莱因哈特（Max Reinhardt School）学习，并开始在莱因哈特经典戏目中扮演一些小角色。里芬斯塔尔则开始学习更高级风格的舞蹈，而不是柏林时期的流行风格，她开始培养一种赤足女祭司的氛围，甚至在透明的雪纺绸之下穿着金银缎锦的紧身连体衣。她还找到了一个赞助者：年轻的罗马尼亚银行家哈利·索卡尔（Harry Sokal），这个银行家想要赢取她，但最终答应租借给她大型剧院，为她的个人音乐会做准备，雇佣音乐家，还推出广告。1923年里芬斯塔尔首次登台亮相并大获好评，但不到一年她的膝盖受伤，事业被迫中止。就在她沮丧的前去看医生的路上，看到了一张电影海报，名为《命运山峰》（Mountain of Destiny），海报上的男人在陡峭的山峰之间镇定自若。里芬斯塔尔跳过了这次看医预约，直接去看了这部电影。后来这也被证明为是她生命当中两大顿悟之一。

“山峰电影”是德国专属的电影类型。在20和30年代很受欢迎，起初是体育纪录片，后来转变成了半探险性质的电影，由超级英雄般的滑雪者和登山者在冰川上出演。这类电影的先锋导演为阿诺德·凡克（Arnold Fanck），自学使用摄像机的地质学家，在没有工作室的情况下成为了科技创新者。里芬斯塔尔被《命运山峰》深深吸引，决心要成为凡客下部电影当中的一部分，尽管她唯一看见过的山峰也只是在明信片上。凡克很快就回应了她的提案，专门为她写了新编剧，当然，哈利·索卡尔同意支付该电影四分之一的成本也起到了作用。

《圣山》（The Holy Mountain）开篇便是里芬斯塔尔的脸部特写，随后是一系列她在海面礁石上舞动的镜头，如同快乐的女神，自然的孩子，也是一个全新的电影明星。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两个爱好登山者为了赢得舞者的青睐而展开竞争，也是凡克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作品之一。 里芬斯塔尔后来透露希特勒很欣赏她在海面的舞蹈，但是即便在1926年电影发布的时候，这部电影还被反对者左派（突出宣传贵族的、高姿态的人道主义）和支持者右派（这部德国电影是你再生的圣山，也是德国人民的圣山！）进行了政治意味的解读。

里芬斯塔尔与凡克继续合作了好几部山峰电影。她开始擅长滑雪和登山，还有了自己的绝技，这些工作通常都在极度寒冷的天气中完成。她被绳索系住穿越真正的雪崩；借助搭在两段的歪歪扭扭的梯子穿过危险的峡谷。她是早期的动作女星。但她想要追求的东西更多，与一位受人尊敬的导演，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作室在室内完成一部电影。1929年8月，著名的约瑟夫·冯·斯登堡（Josef Von Sternberg）离开好莱坞几个月，来到柏林拍摄电影，有消息称他启用了一名年轻女星。里芬斯塔尔和斯登堡共进了好几顿餐，后来为了留住脸面，她声称使自己为导演介绍了迪特希里的一切信息。

《蓝天使》注定会成为德国默片影星埃米尔·雅宁斯（Emil Jannings）的顺风车，他已经在好莱坞声名显著，赢得了首个奥斯卡最佳演员奖，但是英语语言出现的极少，决心返回柏林拍摄首部官方有声电影。这部电影由德国最大的Ufa工作室和百乐门合作完成，出炉了德语和英语两个版本。斯登堡正是在那年9月的一部音乐剧中见到了黛德丽，黛德丽对身边的滑稽“冷峻的蔑视”深深震撼了他。但雅宁斯和制片人都不想要她，作为一个27岁的女演员，距离她的黄金美丽女孩时期已经过去了，似乎已经错过了青春年华，还有批评声音认为她只是对好莱坞当红影星的“奴性模仿”。

斯登堡的电影改编自海因里希·曼恩（Heinrich Mann）的小说《垃圾教授》（Professor Unrat），讲的是一个又老又自负的教师，迷恋上了一个卡巴莱歌者。教授是中心人物，女孩则只是他毁灭的代理人。但是斯登堡把名字改为了《歌厅》（cabaret），希望能够将强调的点进行转换。当黛德丽登上舞台的那一刻，他就知道这个主意是可行的。

这位《蓝天使》走出来的卡巴莱歌手劳拉（Lola Lola），带着她的性感，不动声色的幽默，毫不畏惧的超道德，成为了大银幕上一种全新的女性形象。黛德丽并不是她将成为的那种女神模样，她不修边幅，腰部有些粗，没有那么优美，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自然。但是伴随着她那白色锦缎帽子和暴露的吊带袜，闪亮的大腿，唱着《再度坠入爱河》，“女孩会做什么？我无法停止。”她成为了魏玛高雅性感的本质精华，是斯登堡在她身边打造的夜晚世界的冷峻中心。破烂但却至关重要，这个世界充满了魔法般的细节：一个由胖乎乎的超龄歌舞女郎组成的合唱队，冷静的被牵过劳拉化妆室的熊，一个神秘忧伤而又沉默的小丑俯瞰着一切。没有什么比这离里芬斯塔尔的山峰电影更远了。即便斯登堡剧中城市小巷是背景画布，只有主角们的心理状态是完全真实的。纳粹党谴责过《蓝天使》，却没有任何作用。但是黛德丽却已经离去。她在去好莱坞的船上读了德国的评论（如此迷人，以前的电影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女人），斯登堡就在好莱坞等着完成她的改造。

他随后说道：“我是马琳。”而她也认可了。到达一年之后，黛德丽给了他一张签名照，“献给我的创造者，来自他的作品。”他爱上了黛德丽，但更爱的却是自己在银幕上塑造的形象。黛德丽并没有爱上他，一段虚假浪漫史之后，他也只是在摄像机中表达爱意，可能也正因如此，他才能够在镜头里捕捉到黛德丽的诱惑力。两人都已结婚，但这没关系。斯登堡的妻子因为他发胖大发雷霆，要求离婚。黛德丽也离开了柏林的丈夫和小女儿。后来黛德丽赡养着女儿，尽管她从来没有与丈夫离婚，几十年的时间里，丈夫依然是她的朋友，建议者和依赖者，从来不干涉黛德丽的事情。

斯登堡（Sternberg）是个身材矮小、皮肤黝黑的犹太人，他名字当中的“von”是受好莱坞影响。他在维也纳长大，生活的肮脏、贫穷而又饥饿（还在纽约度过了几年同样糟糕的生活）。唯一带给他救赎的便是毗邻维也纳普拉特公园，在这个巨大的娱乐公园里，简单来说，他沉浸在“旋转的跳蚤，吞剑表演人，翻筋斗的侏儒和踩高跷的男人”。《蓝天使》当中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那只熊，都闪现在他脑海里。但是斯登堡在随后与迪特希里合作的六部电影当中创造出了固执的幻觉，直到他的爱意开始感觉更像圈套和复仇。

她变得消瘦，更白，迟钝，颧骨被刻画上了阴影，金黄色的光晕围绕着她的头发。在1930年电影《摩洛哥》（Morocco）的开场里，她显得忧郁而疲倦，这也是他们首部好莱坞影片，她穿上燕尾服，亲吻一个女人，还勾引着加里·库珀（Gary Cooper），在那样的场景里，她不是任何人，她就是黛德丽（除非她是斯登堡）。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场合里这种女性气质的扮演能够带来如此明显的欢愉，黛德丽在下一步电影中扮演了一位四处游荡的间谍，《冤罪杀机》（Dishonored）场景设定在一战期间的维也纳，她修补了口红，调直长袜，等待着行刑队。面纱，蕾丝，羽毛和皮草让她精致的就像专为《上海快车》开场打造的中国铁路站，这是他们合作的最好的电影。《摩洛哥》和《上海快车》在德国都引起了轰动，1932年1月《冤罪杀机》出现之后，纳粹对间谍和叛徒的禁令再次失效。但是作为新转折，这部电影在柏林首映时却被一撮交战国的人们破坏了，迪特希里的眼线却轻易的将其错认为“闹事者”。

一个月后，里芬斯塔尔经历了第二次顿悟，欢呼的人群在体育馆举行的希特勒集会上兴奋不已。她如今被鼓舞加入希特勒的事业，就如同她当年与凡克一道拍摄山峰电影一般，而现在前进的可能性甚至更大。她最近执导了个人电影《青之炎》（The Blue Light），将山峰派电影揭开了神秘面纱，里芬斯塔尔扮演了一个超凡脱俗的女孩，精神上与山巅布满水晶的洞穴相关联，当贪婪的村民们劈开水晶时，她便死去。里芬斯塔尔显然并没有注入过多的政治意味，但随后却被这样解读。不过据1933年离开德国的哈利·索卡尔所言，少数柏林批评家们提出了负面评论，其中部分或者全部都是犹太人，他们认为这个导演流露出了反犹太主义的想法，而她又很迟钝，在那个时候还要求索卡尔去阅读《我的奋斗》（Mein Kampf）。

柏林集会之后里芬斯塔尔与希特勒有短暂会见，她寄出的表露热爱的信件飞快得到回复。很快她便出现在戈培尔（Goebbels）的剧院，或者晚间在他们家中跳舞，在这样的社交场合迷倒万千。开始她都否认了这些细节，直到1992年戈培尔的日记被发现（1933年6月12日，她是所有明星当中唯一理解我们的人）。还流传着一则关于希特勒的事情，显然有误。但是希特勒坚定的相信她的艺术，委任她在1933年参与电影拍摄。《意志的胜利》大获好评，但其实这是一份用最简陋的方式突击完成的作品。里芬斯塔尔保证说自己可以做的更好。希特勒嘱咐她说下一年还会有更大规模的集会，而她必须要让其“富有艺术魅力”。

《意志的胜利》剧照

《意志的胜利》满足了发号命令和财政支持的人的要求。16个摄像师与16个助手，9个空中摄影师，一个声响组，一个灯光组，司机，保安，几百人向导演汇报，她可能已经成为德国最重要的女性和最重要的艺术家。六天的集会将有50多万人涌入古城纽伦堡，这一准备计划和电影的拍摄计划是同时进行的。阿尔伯特·斯皮尔是这场盛会的“总设计师”，负责视觉呈现，包括旗帜，演讲者舞台后方的鹰状标示，教堂灯光由防空探照灯组成。这一切不仅进入了里芬斯塔尔的镜头，还被放大和传神化，因此这部电影业成为历史文件的一部分。

开场希特勒乘坐的飞机下降，人群中一片欢呼，领袖以此检阅反复演练的纳粹机器。她是从凡克身上学习到了这种精巧设置，凡克将摄像机安装在下坡的滑雪运动员身上，里芬斯塔尔则把摄像机沿着轨道流畅的滑行，在特别打造的电梯上俯瞰集会，每一帧场景都是动态的。纳粹党领导人的讲话被精简了很多（朱利叶斯·施特赖歇尔：一个不保护自己民族纯洁性的国家就会灭亡！），随后在需要的时候棚内补拍。希特勒出现了无数个特写镜头，总是从下往上的仰拍来表达尊敬，他的面部映衬着天空，每一个词语都引发了电闪雷鸣般的掌声。这就是一个依然在巩固权力的领袖，德国人们开始慢慢熟悉。就像很多好莱坞导演那样，里芬斯塔尔把一个人变成了一个神，并且要求一个国家都无条件的爱着他。

一战开始前她还完成了另一部重要电影，《奥林匹亚》（Olympia），对1936年下的柏林奥运会进行了两部分的记录，被用于展示这个外表上看起来风平浪静的新政权。但电影制作还颇有野心的加入了创新元素，强大的长焦镜头，水下摄像机，这部电影不再是和《意志的胜利》一样只做单纯的记录了。练习赛部分被叠接起来，运动员们重复演练自己的特技，影片被颠倒顺序来提示愉悦情绪：这是对人类力量、努力和美的礼物。里芬斯塔尔的还特别注意到了杰西·欧文斯（Jesse Owens），这场赛事当中出色的非裔美国人明星，减缓了世界对德国政策的担忧，还有很多关于希特勒微笑、聊天和始料未及的行动举止也让人们放松了对他的警惕。里芬斯塔尔拍摄的欧文斯的确很温暖，无法解决的悖论便是，她展现出了两个人对成就真正的热爱和投入。

《奥林匹亚》高昂的成本费用让里芬斯塔尔卷入了与戈培尔的资金争论中，以至于巴黎报纸出现了流言，影响到了1937年博览会上她的感受。但《奥林匹亚》依然是她最杰出的作品。1938年4月希特勒的生日宴会上，这部电影的首映成为了高潮。戈培尔还授予她德国电影奖。电影的目标受众面向全球，在欧洲大部分地区获得了良好反响，随后里芬斯塔尔前往好莱坞获得美国市场的发行权。11月早些时候她抵达纽约，只比碎玻璃之夜（Kristallnacht）早几天，被美国媒体诽谤说假话。两周之后她抵达了好莱坞，发现除了沃尔特·迪斯尼（Walt Disney）之外没有什么大人物愿意接见她。

当时黛德丽不在好莱坞。她与斯登堡合作的最后三部电影商业情况非常差，异国情调的幻想被歇斯底里的过度表演所让路。她相信她依然需要斯登堡来担任导演，当然也只是在这种方式上需要。但斯登堡却生病了，根据电影来判断，他病的很严重。摄像机的镜头里看不到丝毫爱意，只有《红色女皇》中的服装（黛德丽扮演凯瑟琳大帝），《魔鬼是女人》（The Devil Is a Woman）：化妆十分粗糙，半圆形的眉毛表明她一直处于震惊状态，头部带着加穗的灯罩，她变成了对自己过去那种女人形象的拙劣模仿。百乐门与她的合同很快便终止了。30年代末期，她返回欧洲，却没能够说服母亲和姐姐离开德国，并完成了几部非常无趣的电影，包括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和法国演员让·迦本（Jean Gabin）。伽本在北非加入自由法国的决定让黛德丽意识到她不能“让战争略过自己”。1943年末，她加入了U.S.O，得到了人生中最精彩的一个角色。

很难说她真正的制服是否是艾森豪威尔的夹克，或者是她登台在军队面前表演时闪闪发亮的礼服，她穿着这件礼服歌唱，有时还会演出音乐剧，成为了一个被发挥到最大价值的滑稽工具，提起裙子将其夹在两腿之间来高歌一曲。她在阿尔及尔启程，一直到意大利，和那些军队的男生们一起，通常一天进行两场演出，在最原始的条件下：那不勒斯，安齐奥，罗马，最后到比利时和德国。比起其他表演者而言，她在前线花费的时间更多。她也会在广播中歌唱，不仅播放给同盟国军队，还包括德国军队后方区域，她的特色招牌便是《莉莉玛莲》（Lili Marlene），这是一首非常悲伤的军歌，戈培尔认为会打击士气而禁止了这首歌。（黛德丽的朋友欧内斯特·海明威写道“如果她只有声音，也可以用声音让你心碎。”）就在二战欧洲同盟国胜利日后不久，她又前往贝尔森的军营，也就是在那里曾经听说自己的姐姐被找到了，并且发现她不是犯人，还帮助丈夫为纳粹人员经营了一家剧院，在恐怖当中生活的很好。黛德丽安静的照顾姐姐很多年，却没有再次提起过她。

人们会说谎，图像也是如此。战争早期，目睹了德国士兵们残忍的大屠杀之后，里芬斯塔尔原本打算拍摄一部讲述希特勒在波兰前线打胜仗的电影，随后打起了退堂鼓。尽管她的良知一直在缠绕着她，她却隐藏的很好，就在同月，她站上了华沙集会胜利庆祝仪式演讲台。她没有再拍摄更多的纳粹官方电影，但是在战争期间出炉的电影Lowlands得到了德意志帝国大量的财政支持。从1948年开始，她四次走上审判现场，最后的罪名也不过是“同伙”（fellow-traveller）。至于黛德丽，没有其他人再会被邀请去在《柏林艳史》（A Foreign Affair）（1948）当中扮演卡巴莱歌女了，这是一部场景设置在被轰炸的柏林的好莱坞电影。这位维也纳导演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的母亲被纳粹杀害，他却弄混了一件事情，那便是黛德丽道德意义混淆的对男性的勾引，与珍·亚瑟 （Jean Arthur）天真少女之间的区别。闪耀而又魅力四射的黛德丽在作曲家弗里德里希·霍拉德尔（Friedrich Hollaender）的钢琴伴奏下唱了起来，后者曾为《蓝天使》写歌，十八年前，也就在他前面不久飞往了好莱坞。这两部电影当中，黛德丽将大胆的开始和悲剧的结局在同一个德国故事当中具体呈现了出来。

黛德丽货真价实的英雄气概，让她能够扮演很多没有这样道德勇气的女性角色，并赋予她们人性。1948年，爱娃·布劳恩（Eva Braun）欺诈性的日记发布之后，“披露”了一些关于里芬斯塔尔的猥琐事情，报纸欢欣鼓舞的预测电影版当中“马琳要饰演莱妮”。她甚至还给这个角色施舍了一些同情。据说1961年《纽伦堡审判》（Judgment at Nuremberg）一片中，她将自己的母亲作为考虑纳粹的基础。

里芬斯塔尔在军事法庭上得到救赎，成为了她今后人生中饱受争议的话题，她本人在2003年逝世，比黛德丽晚十年，享年101岁。她从来不认为需要作出道歉，而1987年在德国面世的回忆录也充满了自我捏造。但里芬斯塔尔为纳粹拍摄的两部电影力量如此之强大的事实证明，真正的争论焦点还是在艺术。我们不期待艺术家一定要成为英雄，但我们已经接受的事实就是，极权主义政体下的艺术根据道德推论必然陈腐媚俗。很难去衡量里芬斯塔尔是否既是艺术家又是纳粹人。批判家们一直在诉求明晰的分辨，不管以哪种方式。

早在1955年，一组美国电影导演认为《奥林匹亚》是史上最优秀的十部电影之一，与 《战舰波将金号》（Battleship Potemkin）和《公民凯恩》（Citizen Kane）并列，而其中很多人在1938年里芬斯塔尔抵达好莱坞时曾拒绝接见她。战后仅仅十年，人们就能够将艺术家与艺术区分开来。1965年，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写道《奥林匹亚》和《意志的胜利》都超越了“宣传甚至报告文学的种类”，但9年之后她又改变了自己的心意，那时她的地位似乎不再代表正统价值观，而处于比较危险的老生常谈状态，这两部电影也成为了节日最爱，导演则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流行明星。

《奥林匹亚》海报

1973年，里芬斯塔尔开始将摄影师作为新职业，一本书中讲述了努巴的色彩图像，这是遥远的苏丹中部的部落。主题与她的过去远之又远，支撑了越来越被广泛认同的观点，她的作品当中唯一恒定不变的常量便是对物理美的热爱，而与种族无关。桑塔格写了一篇文章，似乎比希特勒的任何举动都令她更生气，认为里芬斯塔尔作品中唯一的常量便是继承了法西斯主义，在这里准确来说是物理之美，但在其他事情而言，则排出了人性的复杂性。这的确是关于意图方面十分有力的论点，拒绝将艺术家与艺术分离开来。而那些照片依然不区分任何道德或政治意味，与乔治·罗杰（George Rodger）拍摄的努巴图像并无二异，这位英国战争摄影师给予里芬斯塔尔很大灵感，而他的观点没有其他，正是法西斯主义。罗杰曾在1945年与英国军队共处，也是首批在贝尔森拍摄尸体的摄影师之一。

这种对美的热衷也给黛德丽带来了危机。在她职业生涯的后20年中，花费了大量时间在演唱会舞台上，一直没有停下来，从巴黎到拉斯维加斯，激发人们的回忆和心碎瞬间，为了维持过去那些年的风格，身体忍耐力也已经达到极限。70多岁时，当这种魅力似乎已经无力挽回，她便退隐在巴黎的公寓里。她在《纽伦堡审判》中的合作明星马克西米利安·谢尔（Maximilian Schell），为81岁的黛德丽制作了一部纪录片，尽管没有得到拍摄同意。比利·怀尔德说如果她不让自己前去拜访的话，便无法看清自己，但黛德丽还是拒绝了。

可能有人觉得里芬斯塔尔是被孤立了，但远离羞耻被证明是明智的。晚些年间她和比她小40岁的摄影助理共同度过。她在70岁的时候开始潜水，并且一直做到了90岁，带着她的装备摆出各种造型，还出版了关于水下照片的书，让人们都敢于谈论来自一位法西斯主义者拍摄的关于鱼的图片。但旧时的问题依旧在烦恼着她。采访者前来为她制作长达三小时的传记（1993年发布），最后的时刻她问对方：“我究竟为何有罪？我没有投过原子弹，没有谴责声讨任何人。我的罪行究竟在哪里？”

《纽伦堡审判》结尾处，黛德丽，饰演一位被定罪的将军的寡妇，满怀期待的等待着美国军事法庭对四位德国人的审判。和她的丈夫一样，这些人不是厚颜无耻的怪物，而是与这个巨大的荒谬计划一道前行的影响力人物。这部电影导演为斯坦利·克雷默（Stanley Kramer），是对那个时代的记录：50年代晚期，人们刚刚开始知道大屠杀。其中一个审判场景来自军营解放的现场镜头，这也是很多人第一次看到的图像。在迪特希尔心中，她所扮演的角色是无辜的德国蒙冤者。她反问美国审判者：“你认为我们清楚这些事情吗？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然而结论还是有罪的。最后，审判者对她道别，这里出现了迪特希尔最出彩的几个瞬间，她没有说话，只有脸部特写，一半脸部在阴影当中，安静的坐着，等待电话铃响起，突然变的年老色衰。

（编译：尚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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