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设计展览不断增长，也持续突破传统边界。从家具、海报和产品，到城市更新、地方文化、数字技术、生态环境与社会创新，设计正进入博物馆、美术馆、双年展、公共空间与社区现场。但设计如何被选择、组织和阐释，仍缺少系统讨论。谁决定哪些作品与议题值得被看见？策展是在展示成果，还是在建立一种理解技术、社会与日常生活的方式？设计策展并非简单陈列作品，而是一项涵盖研究、判断、叙事、空间、机构协作与公共传播的综合实践。

本专栏是由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汪单发起，将持续邀请来自建筑、城市、设计博物馆、视觉传达及独立实践等领域的策展人与设计从业者，以各自具有代表性的项目与工作经验为切入口，进入设计策展的真实现场。通过不同经验、方法与立场，探讨中国设计策展如何形成自身的专业路径，并参与知识生产、公共文化建设与社会议题表达。

本期《凤凰艺术》对话深圳设计互联总监赵蓉。以《设计的价值》和《设计的价值在中国》两场展览为线索，她结合自身研究与机构实践，回顾设计互联如何介入深圳的设计生态，如何在与英国V&A博物馆的长期合作中推动在地研究与知识生产，并进一步讨论文化机构在产业、城市与公众之间所承担的公共角色。

以下是“凤凰艺术”为您带来的相关报道。

▲ 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

凤凰艺术：设计互联并非以传统收藏体系起步的博物馆。在缺少完整馆藏作为基础的情况下，一家文化机构可以通过哪些方式参与中国设计史书写？

▲《设计的价值》展览海报

赵蓉：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设计互联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而是一个以设计为内核的文化平台，是招商蛇口旗下创办

的首个文化机构。其组织机制依托深圳市设计互联文化艺术基金会，并联动招商蛇口的城市运营资源，形成了一种企业支持与公益机制协同并行的独特架构。正是这种复合型身份，使设计互联能够与深圳正在发生的文化实践、产业变迁和社会生活保持密切联系。

作为一家综合性文化机构，设计互联既要履行文化服务职能，也要思考如何参与设计学科及其历史叙事的建构。这是一项需要长期积累的工作。与此同时，机构还必须及时关注实践，以及城市发展中的新议题与新可能。换言之，我们既关注历史如何被认识和书写，也持续介入正在发生的现实。

设计互联的起点与深圳的城市规划和城市组织密切相关。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的建设，是蛇口城市转型与空间升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规划论证建议，蛇口需要建设一个面向未来的文化空间：它不仅能够持续为城市生活提供文化内容，也应保持开放、包容的公共属性，成为激发并维系城市活力的重要载体。在零馆藏的情况下，设计互联作为运营机构诞生了。

它参与设计史书写的方式，并不是首先建立一套完整的年代序列，而是通过展览策划、专题研究、公共教育、设计委托、社区实践及公众参与，持续观察、记录并呈现设计与城市之间的动态关系。收藏固然重要，但并非形成历史认知的唯一方式。展览研究过程中积累的文献与调研资料、公众征集形成的社会样本、设计师和工程师的口述记录、社区项目留下的过程档案，以及展览结束后出版的研究成果，都可以成为理解和书写设计史的重要材料。

凤凰艺术：设计史常以代表人物、经典作品和风格演变为线索。设计互联是否考虑建立另一种叙事，将制造体系、技术变化、消费生活与社会转型纳入其中？ 

▲《设计的价值》展览现场

赵蓉：设计互联曾举办展览《设计的价值》（2017—2019）或许可以很好地回应这一问题。

在与英国V&A博物馆（简称“V&A”）合作这个展览时，我们的命题是如何向中国观众介绍世界设计的历史。展览最终呈现为《设计的价值》，它并没有完全按照年代、流派或代表人物展开，而是选择从价值的角度重新理解设计。相比延续完整、线性的历史脉络，我们更希望通过一系列开放的问题，引导观众重新审视设计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例如，设计是越多越好，还是越少越好？设计为人们带来了更多便利，是否也制造了新的限制？一件物品是昂贵的更好，还是便宜的更好？功能、形式、材料与身份之间，又存在怎样的联系？这些问题并不存在唯一答案。我们希望观众走进展览之后，不只是被动接收一套设计史知识，而是能够结合自身的生活经验，参与观察、思考和判断。

▲《设计的价值在中国》展览海报

此后，我们又策划了《设计的价值在中国》（2020—2026），是从中国社会和设计实践中选择了138个案例。设计师及其作品的研究依然是展览的重要基础，但我们也有意识地超越传统的设计师与经典作品线索，将社会学、科技产业、人类学、制造业和消费生活等不同领域纳入其中，建立一种更加开放、多元，也更贴近日常生活的展览表达体系。

设计史当然有自身的学科框架，也有一批重要的教育者和实践者参与了这一体系的建构。但任何既有体系都不可能完全覆盖真实而复杂的设计世界。设计本身是具体的，它往往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和社会条件之中，并试图回应某个真实的问题。因此，我们希望从这些微观而具体的问题出发，打开原有学科叙事的边界。

在选择展品时，我们会回到人与物之间最基本的关系：一件东西是否好用，是否好看，材料如何被塑造成形，人们如何围绕设计进行沟通、协商和讨价还价，设计如何解决问题，又如何参与身份的表达。不同案例给出的答案并不相同：有些案例呈现了设计积极、有效的一面，有些则揭示了设计带来的矛盾、冲突，甚至负面结果。我们将这些展品放在一起，并不是为了归纳出某种标准答案，而是希望观众看到，面对同一个问题，设计究竟可以产生多少种不同的可能。在这样的叙事中，制造体系、技术变迁、消费生活和社会转型，不再只是设计作品背后的辅助背景，而成为设计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如果展览只呈现一个已经完成的产品，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它最后的外壳，却难以理解它如何被制造、被使用，又如何进入具体的社会生活。以展示一部手机为例，它当然可以被作为一件好设计产品来展览，但在这件产品背后，还存在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零部件、软件系统、供应链网络、劳动分工、平台机制与消费习惯等，能讲出一连串鲜为人知的故事，但却正是我们生活的故事。从这个角度看，深圳尤其适合建立这样的设计史讲法，这座城市不断提供着鲜活的设计场景。只有将这些纳入研究，设计才会从一个孤立的结果，回归为动态的社会过程，成为令人关切的媒介。

在《设计的价值在中国》的前期调研和公共征集过程中，我们接触到大量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设计。正因为它们过于日常，人们不会主动思考文化价值。然而，这些设计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可能比某些经典作品更加持久。公众征集的结果也提示我们，普通人对设计价值的判断，并不局限于美术馆或专业设计领域所认定的作品。深圳校服、自然笔记、小家电和开源硬件之所以被观众选择，是因为它们不仅是某个好的产品或工具，也承载着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城市经验和生活方式。设计史不应只关注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品，也需要回应设计如何真实地进入社会、影响日常并形成公共经验。

当然，设计史中的选择与排除不可能完全消失。真正重要的是，文化机构能否意识并承认自身的选择机制，能否持续让新的材料、新的群体和新的解释进入既有叙事。设计史始终是由人书写的，它不应被固化为唯一的结论，而应随着材料的发现和认识的变化不断得到补充与修正。只有这样，设计史才能变得更加充分、多元，也更有可能与公众的现实经验产生直接而深刻的联系。 

▲《设计的价值在中国》展览现场图

凤凰艺术：经过多年合作，设计互联与V&A在理解设计时，出现过哪些最值得讨论的差异？

▲《设计的价值在中国》展览现场图

赵蓉：这个合作是当时时代给予的契机，大家都很开放、乐观，没有出现特别尖锐的观念冲突。更多时候，双方是在各自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互补，并通过持续调研共同工作。英方成立了专门的策展团队，我们也组建了自己的工作团队。双方开展了大量前期研究，访问对象包括政府部门、院校、设计实践者、企业、教师以及其他文化参与者。我们不断向不同人群提出同一个问题：如果有一个新的设计文化机构，你希望它是什么样？

在正式开馆前，我们与深圳本地的教育机构、策展人和企业共同开展了一系列实验性项目，包括工作坊、教师交流与公众讨论。深圳南山区的国际学校与公立学校教师定期参与其中，了解机构的筹备过程，并围绕设计教育和公共文化提出意见。这些早期的闭门工作，构成了机构非常重要的知识基础，也帮助我们理解深圳公众对设计机构的真实期待。

当然，两个机构的出发点并不完全相同。V&A拥有长期积累的馆藏资源和成熟的博物馆体系，更习惯从物品、收藏与历史研究出发，通过藏品之间的关系建立设计叙事。设计互联则诞生于一座快速变化的城市，虽然缺少传统博物馆意义上的长期馆藏，却更接近正在发生的产业转型、城市生活与公众需求。

由此在合作过程中，我们鼓励英国团队认识本地文化。他们对深圳及珠三角制造业很感兴趣，并在 V&A 官网持续更新考察博客。对他们而言，深入探究一个区域如何持续供应全球日常生活，是区别于传统博物馆策展工作最有意思的地方。 

▲《设计的价值在中国》展览现场图

凤凰艺术：中国设计实践是否反过来改变了V&A观察中国当代设计？

赵蓉：我不太愿意把这段合作简单理解为V&A单方面被改变。更准确地说，双方都在合作过程中不断调整自身的认识和方法。当英方团队真正了解珠三角制造体系之后，他们看到的不再只是若干可以代表中国设计的产品，而是一整套设计得以落地的社会性机制。中国当代设计，尤其是深圳的设计，往往不是在封闭的设计工作室中独立完成的，而是在工程技术、供应链、商业平台、市场反馈和用户需求之间不断协商与调整的结果，充满现实主义智慧。这当然也反过来给美术馆理解和收藏设计的方法开拓了思路。

在《设计的价值》中，展品主要来自V&A馆藏，但无人机、开源芯片等中国案例也相应展出。此后《设计的价值在中国》的策划则完全以中国实践为主体，并由设计互联团队主导策划。两场展览之间的变化，不只是中国展品数量的增加，也意味着策展主体、研究方法和叙事视角的进一步转移。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设计不再只是被纳入一个既有的世界设计史框架，而是开始对这个框架本身提出问题：设计的作者究竟是谁？如何定义价值？设计是图纸、物品，还是持续变化的系统和行动？这些放在当下也是很有意思的议题。 

▲ 《设计的价值在中国》展览现场图

凤凰艺术：深圳是一座年轻且快速发展的城市，许多设计实践仍处于持续发生之中。设计互联如何通过展览、研究与公共教育，帮助公众认识深圳的设计实践，并将这些仍在发生的经验转化为可以进入设计史的内容？

赵蓉：年轻城市并不意味着没有历史，只是它的历史距离今天更近，甚至仍在持续发生。深圳许多重要的设计经验，大家每天都在使用，却很少意识到它们是文化对象，值得被记录。

文化机构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帮助公众重新看见这些日常设计。但这并不只是将它们放进展柜。围绕《设计的价值》系列展览，我们曾为大约15所学校开展设计课程，邀请年轻设计师参与课程设置。我们还与街道和其他机构合作，开展社区公共座椅等改造项目，再将项目过程和成果带回馆内展示。由此，课堂、社区、展览与设计实践形成了一个相互连接的循环。 

▲ 设计教育实践中的展览参观活动

设计互联与深圳设计行业之间也保持着开放的关系。我们与深圳平面设计领域的相关协会、香港文化机构，以及大湾区的企业和设计师持续合作，也曾多次参与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机构一方面与专业行业保持联动，另一方面也将这些专业资源转化为公众能够理解和参与的项目。所以，设计互联在深圳的角色，或许不是为这座城市定义一套已经完成的设计史，而是搭建一个持续开放的公共平台，让设计师、产业界、学校、社区与普通市民共同营造自己的生活和文化。

▲ 设计互联社区工作坊

凤凰艺术：设计展览往往具有较高的专业门槛。设计互联如何让公众真正进入设计知识，而不是只观看展品？

赵蓉：做好设计的展览需要考虑很多。如果只是把图纸、模型和产品陈列在展厅里，普通观众往往很难真正理解。展览既要传递知识，又不能变成一本被放大到空间中的教科书。我认为设计与公众之间至少存在两个层面的联系。第一个是感性的。设计本身包含许多能够直接触动人的元素，例如材料的质感、纹样、造型、色彩、声音与互动。观众或许尚不了解一件作品在设计史中的意义，却可以先通过身体和感官与它建立联系。第二个层面是知识性的，它讲述我们社会生活的故事。很有意思的是，商业生产的目的往往是把一系列复杂的流程封装在便捷之中，使产品变得简单并可以直接使用；而展览的工作恰好相反，它需要把那些被隐藏和封装的关系重新展开，回归真实。

我们的展览空间较大，所以经常与艺术家、设计师共同营造展览的空间体验，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创作过程，为观众建立一个很亲切的入口去了解作品。对设计展而言，真正重要的正是在知识与感知之间建立联系。

凤凰艺术：在深圳这样一座设计深度嵌入产业和商业系统的城市，设计互联如何保持文化批判与公共性？

赵蓉：今天在中国运营一家文化机构，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实验性。我们一直在政府公共文化、企业、商业需求和社会文化需求之间，寻找一个具有能动性的角色。

文化机构需要运营，也需要通过文化产业和文旅项目获得支持。问题是，当机构越来越依赖短期流量和商业转化时，就会失去长线的文化愿景，也会削弱机构的公共责任。相比讨论机构学术，我更关心我们的美术馆、博物馆是否坚持它们的公共属性。这并不容易，而且公共性也没有固定定义，它涉及具体城市、人群和社会语境，但我相信围绕公共性进行持续、开放的讨论是有价值的，而且不管我们是否愿意，这种讨论已经在发生了。

今天我们的观众不同于过往，他们可以通过线上和人工智能获得大量信息，也可以通过自媒体发表自己的观点，这可能会改变美术馆的功能与使命。我不认为文化机构应该是一种静态、四平八稳、不可被质疑的存在。今天城市变化非常快，大众需求在变化，技术在变化，我们确实需要不断验证，继续探索更多可能性。

受访者：

赵蓉，深圳设计互联总监，自2012年参与招商蛇口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筹备开馆，聚焦城市文化与公共空间治理模式研究。任期内主导策划多个大型展览，创办设计互联教育品牌Design Society edu。她长期致力于推动文化交流，曾参与第 51 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中国馆、深圳设计周、苏州设计周、深港城市建筑双年展策划工作。

专栏策划：

汪单，法学博士，《公共艺术》电子版（e-publicart）主编，现任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教师。长期关注设计策展、公共艺术政策与文化研究，致力于探索艺术、设计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译有《双年展、三年展与文献展：展览创造了当代艺术》，并曾参与第18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中国国家馆及第60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策展工作。

（凤凰艺术 独家报道 采访、整理/ 汪单 受访者/赵蓉 编辑/杨文诺 责编/db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