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一年来，佩戴大猩猩面具、以数据海报尖锐批判艺术界性别与种族偏见的女性主义行动艺术集体“游击队女孩（Guerrilla Girls）”，始终将匿名作为核心行动准则。大众长久以来默认，面具之下无人愿意主动披露真实身份，但这条坚守数十年的规则正在逐步松动。

2026年7月，美国“图案与装饰”运动核心艺术家乔伊斯·科兹洛夫（Joyce Kozloff）在一篇采访中打破沉默，首度确认自己是团体七名初代创始人之一，在集体内部，她以俄国先锋艺术家波波娃（Liubov Popova）为化名，1991年正式退出团体。

本次揭面并非艺术史上首次成员自曝身份，此前艺术家Robin Tewes已对外承认，曾以“Alice Neel”作为团体化名参与创作。但科兹洛夫此次在采访中的口述，无疑在四十余年团体人员更迭规则、标志性化名体系、传世海报的创作幕后，更加完整还原这支改写女性艺术史的匿名集体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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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载人员流动：

邀请制准入，面具与化名是永恒守则

“游击队女孩”是一个针对艺术圈性别不平等问题进行创作的女性匿名艺术家团体。自创立起，她们就致力于用作品来曝光艺术圈及其他文化领域内的性别歧视问题。

她们最初成立是为了抗议1984年在MoMA举办的《有关绘画与雕塑的国际调查》展览。该展览共展出了169位艺术家的作品，其中只有不到10%的作品来自女性艺术家。虽然女性艺术家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实验艺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她们的作品在美术馆与画廊仍很少被展出。作为“艺术圈业界良心”，游击队女孩于1985年开始了一场以海报为主要形式的讨伐运动，针对主流艺术世界将女性及非白人艺术家排除在外的行为。

一直以来，游击队女孩的成员规模长期处于动态波动状态。团体全程采用邀请制准入，不对外公开招募，仅在老成员退出后，才吸纳契合创作理念的女性艺术从业者填补席位。巅峰时期，集体共有约30名女性创作者活跃，如今仅留存少量核心成员持续发声。

成员离开团体后的选择分化鲜明：一部分人彻底摘下大猩猩头套，以真实姓名开展独立创作，有人转型高校美术教授，也有人完全离开艺术行业、更换职业赛道；但绝大多数参与者始终恪守匿名约定，自由进出团体，持续以旁观者的身份审视、批判艺术行业的结构性不公。

即便人员迭代从未停止，两条核心规则从未更改：所有线下讲座、街头张贴、美术馆参展、全球巡展，成员必须佩戴标志性猩猩面具遮蔽面容；每一位参与者都会选用一位已故传奇女性艺术家的名字作为内部专属化名。

大众耳熟能详的“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卡丝·科尔维茨（Käthe Kollwitz）”，正是团体两位初代核心成员对外使用的代号。当一名艺术家三十年始终以大猩猩面具示人，匿名行动早已成为本能，“卡罗”与“科尔维茨”只是她们用以隐藏真实身份的化名，二人借用这两位艺术史上真实存在的伟大女性创作者之名，既保护自身不被行业排挤，也以此致敬长期被主流艺术史边缘化的女性先驱。类似的化名体系贯穿团体全程，乔伊斯·科兹洛夫、Robin Tewes也分别以柳博芙·波波娃、爱丽丝·尼尔作为自己的团体代号。

▲ 美国“图案与装饰”运动核心艺术家乔伊斯·科兹洛夫（Joyce Kozloff）

时至今日，游击队女孩的创作与公共讲座仍落地雷克雅未克、伦敦、萨拉热窝等全球多座城市，其调研海报、现场行动案例，已经成为全球高校女性研究、现当代艺术史课程的固定教学素材。

▲ 游击队女孩最著名的作品之一。Guerrilla Girls,Do Women Have To Be Naked To Get Into The Met Museum?, ca. 2012. mfc - michèle didier.

匿名的初衷：

面具从来不是自保

1985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大型综合展，169位参展艺术家中仅有13位女性，少数族裔艺术家更是完全缺席，这场极度失衡的展览直接催生了游击队女孩。乔伊斯·科兹洛夫作为七位发起人之一，参与制定了团体匿名的核心逻辑，也推翻了大众流传多年的片面认知。

“外界总觉得我们戴面具、隐去姓名，是惧怕画廊、美术馆的打压报复，但这从来不是我们的初衷。”科兹洛夫在专访中坦言，坚持全员匿名的核心诉求，是剥离创作者个体光环，让公众视线不再聚焦于“是谁在创作”，而是投向艺术行业根深蒂固的性别、种族不公。

▲ Guerrilla Girls, Dearest Art Collector, 2007. San Francisco, Museum of Modern Art (SFMOMA).

标志性大猩猩面具的诞生源于一场乌龙：初创会议上，一名新人混淆英文单词“Guerrilla（游击）”与“Gorilla（大猩猩）”，还携带大猩猩头套赴会，荒诞又极具辨识度的视觉符号，就此成为团体永不更换的标识。科兹洛夫早年深耕洛杉矶女性平权抗议，牵头成立洛杉矶女性艺术家协会，依靠数据统计、公开曝光的抗议模式，为游击队女孩整套行动框架奠定了基础。

在当代行动艺术谱系中，游击队女孩最不可替代的贡献，并非面具、街头海报的视觉符号，而是将数据作为批判核心载体。她们并非最早把统计数据引入艺术创作的创作者，却是把冰冷数字转化为通俗、尖锐、直观艺术表达的先行者。

团队常年持续统计纽约、伦敦各大美术馆、商业画廊、双年展的参展名单，整理女性、少数族裔艺术家参展、获奖、签约代理的占比，将枯燥的调研数据转化为讽刺海报、成绩单式图文，普通观众一眼便能读懂艺术行业长久存在的结构性偏见。1986年《画廊成绩单》、1987年《惠特尼双年展香蕉报告》均是数据创作的代表作，详实的统计数据让她们的批判拥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甚至直接推动多家美术馆调整参展艺术家配比。

▲ Guerrilla Girls, The Histerical Herstory Of Hysteria And How It Was Cured From Ancient Times …, mfc - michèle didier

在游击队女孩全部作品中，《The Advantages of Being a Woman Artist（身为女性艺术家的种种“优势”）》同样流传颇广，也是各大女性主义常设展的核心展品之一，而科兹洛夫在访谈中首次披露，这幅反讽海报的原始草稿出自她本人。

当年驻留创作期间，她亲眼目睹行业普遍存在的失衡现状：大量已婚男性艺术家携带年轻女性随行，后者无偿打理工作室、包揽生活琐事，却没有独立参展、获得创作资源的机会。她最初拟定标题《身为女性艺术家的困境》，团队成员巧妙反转叙事视角，用反讽式的“优势”罗列，层层拆解束缚女性创作者的隐形枷锁。

▲ Guerrilla Girls, Advantages of Being a Woman Artist,, 1988. Children's Museum of the Arts

不同于团体早期完全依托美术馆参展数据完成的作品，这幅海报没有量化统计支撑，全部来自创作者真实行业观察，温柔又锋利的自嘲击中全球女性创作者的共同处境，数十年间持续引发广泛共鸣。

乔伊斯·科兹洛夫此次受访，不是第一位主动公开身份的成员：此前艺术家Robin Tewes已对外确认，自己曾以化名“Alice Neel”参与游击队女孩创作。早年团体还曾发布戏谑海报《GUERRILLA GIRLS’ IDENTITIES EXPOSED!》，印刷数百位女性艺术家姓名混淆大众视线，但这属于刻意制造的艺术玩笑，而并非真实成员名单。

时至今日，团体已拆分出三支独立分支，新生代成员依旧延续大猩猩面具、匿名创作的传统。83岁的科兹洛夫作为七名初代创始人之一选择公开过往，为艺术史学界填补了70年代女性平权运动与80年代行动艺术之间的叙事空白，留下大量独家一手创作史料。

1991年，科兹洛夫正式退出游击队女孩，四十余年始终严守匿名约定。谈及如今选择公开身份，她坦言：“我曾和另一位成员约定，若一人离世，活着的人就完整讲述我们的故事。但我意识到，倘若我不在世，没人能完整还原当年的创作初衷，每个人的记忆都存在偏差，我想留下属于我们这一代的真实叙事。”

▲ 《苏富比的安迪沃霍和特里梅因拍卖会上有多少女性艺术家作品？》, How Many Works by Women Artists Were in the Andy Warhol and Tremaine Auctions at Sotheby’s?, 1985

▲ 《这些艺术家的共性是什么？》, What Do these Artists Have in Common?, 1985

从1985年深夜铺满纽约街巷的游击海报，到如今全球美术馆常设的经典符号，“游击队女孩”依靠猩猩面具、客观数据与尖锐文字，改写了当代艺术的性别叙事。回望四十年行业变迁，艺术行业女性参展、代理、获奖资源确实取得长足进步，但科兹洛夫仍对当下社会环境深感忧虑：美国堕胎权法案被推翻、社会舆论不断规训女性回归家庭、消费主义持续制造女性容貌焦虑，系统性的性别压迫从未真正消失。

“我们依靠街头海报、实地数据调研、面具抗议发声，如今的年轻艺术家会找到适配这个时代的表达路径，不必复刻我们的方式，但对抗不公的内核永远不会改变。”

（凤凰艺术 综合报道-图文信息来源于网络  编辑/dbk 责编/db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