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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 2022-02-17 09:21

为何老片总重放光芒?

《早春二月》足以载入华语电影史。时隔58年,旧片重温,依然能触摸到早春气息,它像一叶轻舟徜徉在江南水乡的宁静和隽美之中,无论是编、导和演,还是音、画和服,都体现了第三代导演对中国电影民族化美学风格的理解,抒情和叙事相融合,文学和电影相辉映,交织出一种“清奇之美”,令人回味至今。应了今年上海高考作文题,世间一切事物的价值,终需经过时间之“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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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彷徨

《早春二月》的意义源自文本。柔石原著小说《二月》塑造的主人公萧涧秋,人如其名,小说中描写他是“喜欢长阴的秋云里飘落底黄叶的一个人”。这是20世纪20年代的时代底色:幻灭和沉沦。大革命陷入低潮,知识分子寻找救世之路,新旧社会转换时期,小镇青年探求心灵归宿,在当时兴起的“左翼”文学作品中,这是一种普遍的关注。文学的胚胎是阴郁的,在谢铁骊导演的电影中,增添了“觉醒”的亮色,结尾处理把萧涧秋从芙蓉镇的“逃跑”,改成了主动“出走”,重新投入“时代的洪流”中去。

对于这个“洪流”,影片没有明确的指涉,这也为日后争议埋下了伏笔。但不管怎么说,从文本意义上讲,《早春二月》的改编是成功的。从夏衍为影片的取名,用“早春”来修饰“二月”就能窥见电影对文学的改良,用心良苦。无疑,电影是具有开创性的。首先,题材上,打破了当时电影中“工农兵”占主角的格局。新中国电影创建时期,共生产了769部电影,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仅仅13部。《早春二月》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其次,人物上,塑造了知识分子的“彷徨”典型。电影对知识分子的刻画入木三分,以萧涧秋为代表的人道主义,低首于悲天悯人;以钱、方先生为代表的精致主义,高扬着急功近利。人物刻画的重点不是苦闷,而是徘徊。再次,价值观上,碰触了个人主义的礁石。影片塑造的女教师陶岚,是“五四”后新青年的代表,也是新女性的化身,她在片中大胆告白“我就是只顾自己的个人主义”。在当时的电影语境中,这样响亮的女性宣言,无异于春雷和闪电。

衡量经典的价值,往往在于它的多义性。半个多世纪以来,《早春二月》被人们反复解读,作为“左翼”文学的代表,同柔石的另一部以妇女解放为主题的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相比,《二月》没有囿于阶段斗争视角来揭示社会问题,意蕴却更加开阔,整个故事找不出一个确实的大反角,却有着深刻的悲剧性。萧涧秋的出走,通常被解释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然觉醒却找不到出路的迷惘,他同时作为启蒙者和拯救者,背负了五四运动后一代知识分子的时代命题,在救亡和启蒙的双重夹击下,艰难抉择。萧涧秋的复杂,在于其是一个困在时代变革、现实矛盾和伦理冲突中的人。在风起云涌的大革命中,他是游离者,却有着救国的信仰;在觉醒年代的新青年中,他是边缘人,却有着济世的情怀;在传统世俗的小城镇中,他是异乡客,却有着牺牲的品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身上的矛盾和纠结,集中投射在一个人物身上,正如作者柔石所言,昭示了那个时代的精神症候无意识的众生成为荒谬,有自觉的人都生活在“痛苦”之中。

爱的延宕

《早春二月》的魅力来自演员。孙道临、谢芳和上官云珠构成的“黄金三角”,沿袭了《小城之春》“一生二旦”的言情模式,而全片始于情,要表达的东西却远不止于情。

男主人公挣扎在两个女人之间,其实是电影很普遍的套路,女性的人设鲜明对立,热情泼辣的陶岚代表着进步、自由和开放;沉闷愁苦的文嫂代表着保守、内敛和封闭。其实,暗示了知识分子在时代转型时期的痛苦:如何平衡现代和传统?底下还有一层隐喻则是人性的矛盾,如何处理情欲和礼教?这是全片最动人的地方,孙道临塑造的萧涧秋,堪称“五四”知识分子形象的“心灵捕手”,仅仅是“文人味”这一点上,孙道临在同一个人物身上,就演绎了三种不同的气质:面对恋人,有弹一手好钢琴的举止风雅;面对学生,有为人师表的淳厚诚信;面对乡邻,有无私相助的道骨柔肠。可以说,《早春二月》的经典性一半来自文本,一半来自形象。那个系着长围巾的萧涧秋身姿飘摇,意蕴复杂。

孙道临是一座孤峰。作为华语影坛罕见的高学历(毕业于燕京大学)演员,孙道临的“斜扛”标签令人炫目。他集电影演员、电影导演、配音演员、朗诵艺术家、文学翻译和散文作者诸多身份于一身,内蕴了终其一生的学者气质。他的银幕角色形成了两大谱系:一类是以《渡江侦察记》《永不消逝的电波》为代表的革命军人和地下党英雄形象;另一类则是以《家》《革命家庭》《早春二月》为代表的“五四”时代中彷徨的文人角色,在这个领域,凭借经历、学养和经验,孙道临几乎不需要演,仅凭本色,已是一骑绝尘。孙道临在自述中饱含深情地回忆《早春二月》:“‘文革’前17年,我有幸和汤晓丹、陈西禾、水华、谢铁骊等艺术家合作,是他们和电影界的一些领导人和广大的创作者一起,在那教条主义泛滥的大气候中,创造了让艺术品滋生的小气候,故而仍能在困难中拍摄出一些具有生命力的影片。”他塑造的萧涧秋、觉新等角色,几乎成为中国银幕早期知识分子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美学标志。

重看《早春二月》,仍会被充满丰富纹理的表演所打动。片中,萧涧秋二次弹琴、三次饮酒、七次过桥,人物角色缓缓推进,动作细节淡淡堆叠。孙道临和谢芳的几场对手戏,浸润时代气息和质感的眼神,不造作、不盲从,令人过目难忘。孙道临的表演风格中,最主要的美学特征就是延宕。即主要人物的情感,不直接给出结果,而常处于风暴眼中的拉锯。拒绝外在的闪烁,一切以最质朴和简练的方式呈现,如静水深流的行船。从表象上看,人物几乎是静止的,但透过眼神、声音及至手指的细微变化,让人窥其内心情感的萌动。这是第三代中国导演追求的表达方式,孙道临“天赋匠心”,一生践行,最经典的莫过于“哈姆雷特”这个孙道临用声音塑造的经典形象,哲思深邃又优柔寡断,至今听来,恍若空谷回音。

乡的迷离

《早春二月》的价值来自风格。“书卷气”背后藏着“江南味”,这部作品可谓那个时代最富诗意的影像表达。

《早春二月》的开篇即是一幅水墨画:在行船中调度,船窗形成画框,浮现出字幕,随后镜头横摇,穿过几个场景,最终切至船头,在凝视和运镜中,人物相继出场,由内及外,一气呵成。这种精雕细刻、不露声色的处理,延续了20世纪30年代海派写实主义电影对民族风格的探索,从《神女》到《小城之春》,类似含蓄、婉约的古典诗词的意境,营造了民族化的电影美学传统,既有质朴含蓄的个人风格,又有现代电影的镜头技巧,显示了相当娴熟的技法。

更重要的是江南意象的呈现,从《祝福》到《林家铺子》,因鲁迅、茅盾等作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脉之一,便是乡土文学的兴起。《早春二月》中,以古镇为代表的江南是一个文人眼中的“矛盾体”。它既是失意游子的世外桃源,代表了理想;它又是倦鸟归客的逃遁之地,代表了乡愁;甚至,它又是乡绅阶层的封建社会,代表了腐朽。“外来客”的到来,好比小镇的死水微澜,给人们带来了生活希望。在失意、希望和迷离中,江南水乡终是笼罩在一片烟雨朦胧之中。

这种朦胧之美贯穿于《早春二月》,江南的春是清新隽永的风情画;古镇的夜有明丽忧伤的弹琴人。一切镜语皆是情语,所谓影中有诗,诗中有影,影外有画,画外有情。片头,船系码头在水流中漂泊不定,隐喻着主人公动荡不安的内心状态;船头,初次出场的寡妇一袭红衣,是一船人中唯一的暖色,暗示着主人公出现后生活的转机和希望;冬雪,初晴的梅花林中,两个年轻人互有爱意却又不敢吐露的羞涩,叠化为两对脚步的同频疾行,掩饰不住的万千情意尽在其中;古桥,主人公先后七次拾级而上,匆匆而过,但每一次的装束、心情和景物都不一样,桥已经成为心绪的外化。如今,重看这些段落,对《早春二月》这个名字有了更深的理解;江南、古镇和水乡,所包含的一切戏剧性,全在一个“春”字,它是人物的情感动机,也是电影的画面基调。

毕竟,江南小镇虽然美妙,对革命者而言,不是爱的温柔乡,更不是心的归隐地,无论是萧涧秋自叹的“离群的孤雁”,还是陶岚自比的“笼中的小鸟”,小镇终归只是一个渡口,停泊的是思想,洗涤的是灵魂,放飞的是高贵的精神。

原标题:重读电影《早春二月》:彷徨、延宕和迷离。文字来源解放日报,图片来源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