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融体”——2021成都双年展的开展，应允了两个历史情境。第一个情景是成都独特的场所精神。作为中国西部最具开放性的世界都会，它居于腹地却保持着文化与精神的自由流动。成都人自2000年前就拥有地理优越性的自觉，进而将艺术与文化视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市井与山林之间，艺术往往产生于日常生活消遣中的灵感迸发，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变幻，这种深沉的本体感受并未改变。

第二个重要的情境是疫情，在全球大流行的COVID19笼罩下，双年展成为一个能够解除防御的场所。“超融体”——2021成都双年展作为在此情境下的一个全球性双年展，并且作为亚欧大陆腹地最重要的艺术双年展，正应允了1348年之后的世界模型。当意大利人饱受疫情流行（Black Death）之苦时，他们得以发明和拥有了隔离措施（quaranta）、十日谈与全球视野。并通过率先从灾难中走出来的方式，成为地中海的引领者。

为了应对对外贸易繁荣的流动病压力，威尼斯发明了所有抵达威尼斯的船只和船员在指定地点隔离四十天(quaranta)的规则。为了在疫情期间消除存在的恐惧，重建精神故乡，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建立了一个理想乐园，一个休憩、闲聊、分享和社交的乐园。这种精神构成了西方赖以珍视的人文传统，文艺复兴也依循这种对人世的欢乐和珍重而展开。

1562年，欧洲画家老彼得·勃鲁盖尔描绘黑死病的作品《死亡的胜利》

薄伽丘《十日谈》中描绘黑死病肆虐的插图

1295年，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在完成了他的中国之行后，在疫情流行前的半个世纪回到故乡威尼斯港，他对远东世界的描述为这个世界之港带来了巨大的震动，人间乐园与东方天堂之间第一次产生了象征性的会聚。

1995年第46届威尼斯双年展，艺术家蔡国强为本次展览带来了“马可波罗遗忘的东西”。此前因为展览场地的各种原因，他的方案被几度否决。那一年刚好是马可波罗离开泉州，回到威尼斯港口的第700年，同时也是威尼斯双年展成立的100周年。蔡国强在家乡泉州购置了一艘帆船，从泉州港出发，用大船运往威尼斯岛外的造船厂。（参见《历史之路：威尼斯双年展与中国当代艺术20年》，王洋，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

开幕那天，两个贡多拉船夫撑船，蔡国强坐在甲板上的小竹凳，船内载满中国运来的一百公斤人参。他的中国暗语是：“做了100年，辛苦了，补补气。”经过佩吉·古根海姆美术馆时，贡多拉和游艇上的人们都呼喊：“马可波罗！”在展厅里，人参被制成人参酒分发给所有人。一些中药被制作成为金木水火土五种药水，用自动贩卖机发售，并配合对心肝肺胃肾的益处说明。

蔡国强《马可波罗遗忘的东西》 1995 Yamamoto Tadasu摄

中药作为外在形式，毋宁说其背后运行的“气”之概念是被马可波罗遗忘的东西。进一步的，与其说马可波罗遗忘，倒不如说他的视野中缺失了一角——西方中心主义视野中自始存在的固有缺陷，正如所有的定焦视野都会产生的缺陷那样。奥利瓦曾经以他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的身份，以他无意识的举动，他的信念的坚决执行，他的最终裁定权，暗合了这种视野的缺陷。经由700年的时空跨越，一艘来自泉州的帆船以一个诗意轻巧的异乡人形象，补足了这个缺陷。这表面上是缺陷的补足，而内在的问题是，两种截然异质性的世界观的交织前线。

双年展与城市的关系正如沙龙与它的成员。当然存在着不同的展览模式，正如存在着不同的沙龙。德•朗布依埃侯爵夫人主持中的沙龙是贵族女性沙龙的典型样式，通过美酒和精致点心，古典音乐和流言蜚语，严肃文学作为沙龙的象征物悬置在它的入门处，而其内在的本质则是由女主人主导的盛装闲聊。将法兰西学院沙龙这类公共型沙龙与小型私人沙龙做对比，能够很快察觉两者的差异。学院沙龙拥有更强的议题、展示性和炫耀性，例如马奈的绘画被拿破仑三世实际鞭刑，而卡巴内尔的维纳斯却授以大奖。强烈的荣辱分界与象征资本的角逐控制了法兰西沙龙的主基调，沙龙奖章的获得者将获得国家层面的声望与订单。

法兰西学院沙龙盛况

威尼斯双年展于1895年第一次举行，它采用了更为和平的私人沙龙传统。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虽被批评家视为浮于表面，但却赏心悦目，根植于人文传统的原始精神。它的第二个渊源则是方兴未艾的世博会，这为它带来了光怪陆离的尤利西斯的历险性，西洋景，以及一种重新汇聚的世界共同体的信念，这种信念并不陌生，且从未中断。

1895年首届威尼斯双年展“艺术宫”Palazzo Pro Arte

在成都向西数千公里的丝绸之路上，撒马尔罕作为曾经链接亚欧大陆岛的城市，曾经举行过粟特人主导的峰会。在撒马尔罕古城“大使厅”壁画中，大唐、突厥、波斯、白匈奴、印度、吐蕃、高丽等使臣与粟特贵族济济一堂，丝绸之路上各种奢侈品都在撒马尔罕进行交易。世博会以现代主义的方式继承了这个古老的传统、在1855年巴黎世博会专列出艺术宫，艺术宫共展出来自29个国家2054名艺术家的5000多件作品，其中1366名是外国艺术家。当年，艺术展总参观人数93万。

1855年巴黎世博会艺术馆内景

“超融体”——2021年成都双年展举办的历史时空，一只脚已经踏入了后现代。我们不再迷恋于铁塔式的集中意向，也不再执着于去中心化的语义。从威尼斯双年展继承所得的人文传统和世界岛国景，现在演变成为一个精神回乡的故事。我们必须要提醒，不是威尼斯、也不是在成都，每一个在地都是我们的故乡，因为所有的异乡都是基于身份的叙事才得以成立的。

成都市当代艺术馆 图片来源：2021成都双年展

成都市天府美术馆 图片来源：2021成都双年展

无论说何种语言，有什么样得身份、身体、文化、个人历史印记，我们都分享一个共同的此在-存在。分歧不再被予以更多关注，正如不少中国艺术家的作品——2009年还有一个《给马可波罗的礼物》（吕澎与奥利瓦策展）的中国当代艺术展在威尼斯双年展期间的展出——曾经带去那样的消息，现在每一个个体；被封闭在思想的禁锢中的身份记忆，在成都可以卸下防御；拥有一个更深的交融。

给马可波罗的礼物（吕澎与奥利瓦策展）

孟德斯鸠曾经以一种法国口音谈论中国故事，布莱希特孜孜不倦地写作《四川好人》，他们从未到过中国以及四川，但却使西方人谈论四川存在的好人以及孔夫子的思想奥义。这些讯息通过传教士和探险家的二手著述源源不断地汇聚到欧洲精英的案头，以一种发酵形式生产出啤酒花和乳酸菌，形成似是而非的中国体验。正如中餐以左宗棠鸡和熊猫快递的形式呈现出来，这并不是中国的缺失，而是西方的缺失。

布莱希特《四川好人》

如今，在COVID19中谈论这一切更显意味深长。有的西方人确信，马可波罗患上了一种综合症。莫斯奎拉这样写道：

在1986年的第二届哈瓦那双年展上展出了一个古巴艺术家弗拉维奥·加西安迪亚（Flavio Garciandia）的装置作品，题为“马可波罗综合症”（El Sindrome de Marco Polo）……像马可波罗这样的人物，是一个用亲身经历去理解其他文化的先锋，但是他沟通两种文化的机遇已经被来自双方，尤其是来自他的猜疑消解了。（《1985年以来的艺术理论》，佐亚·科库尔和梁硕恩，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P218）

弗拉维奥·加西安迪亚，“马可波罗综合症”（El Sindrome de Marco Polo）

世界岛上村民天真的虚荣心使他们想象，整个世界都在他的村庄。这是马可波罗错失的东西，也是中国艺术家想要提示给他的东西。河流两案的欢呼和鼓掌声是为”马可波罗”而不是“人参药酒”，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个微妙的事实，它仍是基于一个伟大村民巡视了遥远边界的想象图景，而并没有接受乃至感知到任何异质性的东西。基于这个事实，可以说威尼斯双年展仍然需要一种与之相继，但又完全不同的东西去召唤他者在场。

成都天府艺术公园鸟瞰图

这世界1000年的马可波罗综合症并未消除，因为它需要充分明亮的对整体的感知，需要接纳，需要意识的光能够照耀异质文化的存在，需要感受到他者在做着与我一样的事情。需要意识到他者正是自我的显现，命运是同一的，这里面不存在着任何文化隔阂。一个高品质的治愈，意味着不再以固有的叙事去改变世界，而是尊重世界的本来面目，艺术就存在于这个神圣的缝隙中。

超融体——2021成都双年展总策展人范迪安率领策展团队进行场地考察 

成都拥有这样的潜质，它以一种谦卑的姿态感知和接纳，并善于将一切知识谱系，话语，逻辑，图像，权力，区隔，转化为当下的感知。它用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去感知，正如在茶馆中人们喝茶的同时听戏，嗑瓜子与闲聊，而川剧演员穿梭在人群中间，他的舞台和现实生活的本来面貌是浑然一体的。在成都，这一切本来就是合一的。因此我们期待成都双年展，能够将这种最异质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视野，与它具有的完全可以共同的人文主义精神有机地呈现出来。

2021成都双年展部分参展艺术家

马可波罗综合症患者需要补充中国的“气”得概念，气在东方是一种自由流动的能量，它是根植于世界本源的。在中医理论中，思想会导致气机流动的阻滞（“思”则气结）。成都双年展是一个极佳的契机，使城市的每一个肌体细胞，机构与市民，都成为气机流动的一部分。并通过“超融体”的能量场，将讯息传递出去。成都是一个没有观念束缚的东方城市，正在谋求它的蓬勃的未来——作为一带一路上的重要节点重新连接起亚欧大陆岛。成都完全有能力以全新的口音和方式组织一场以尊重和相互聆听为精神内核的艺术聚会，这也是本次双年展“超融体”的题中之义。

（原标题：“超融体”——2021成都双年展：在世界岛觅得精神的归乡。文字、图片来源那特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