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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设计 2021-09-07 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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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艺术家戴尔·奇胡利 (Dale Chihuly)的玻璃花园

“流离,言其流光陆离也”。—— 《汉书》

人类发明玻璃工艺之前,大自然已经在制造玻璃了。当闪电击中沙子,热量会把沙子熔化并凝结成细长天然玻璃管,这道石化闪电被称作闪电熔岩(Fulgurites)。

大约2600万年前,利比亚沙漠遭遇了一场陨石撞击,核爆般的巨大热能冷却后,沙漠上的击变玻璃影影绰绰地闪烁着黄绿色的光,犹如神灵游走。

后来埃及人将利比亚闪电熔岩雕刻成了一只圣甲虫(圣甲虫象征着太阳神和宇宙创造者,是古埃及最有能力的护身符),并镶嵌在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Tutankhamun,公元前1341-1323年)的胸饰上,于是,这个流光陆离的瞬间被奇妙地保存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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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卡蒙国王的胸牌,约 BC 1330

三国《南州异物志》中有记载:“琉璃,本质是石。欲作器,以自然灰治之。自然灰状如黄灰,生于海滨,亦可浣衣。”在此之前西方也流传着一个玻璃诞生的故事,被古罗马的学者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Gaius Plinius Secundus,公元23-79)记录在了《自然史》中。

它发生在古叙利亚卡梅尔山(Mt. Carmel)附近的贝卢斯(Belus)河沿岸的沙滩上,老普林尼写道:“一艘做苏打贸易的腓尼基商船停靠在岸边,水手们沿岸散开准备饭食,他们用船上的苏打块来支锅,当苏打被加热与海滩上的沙子完全混合时,一种奇怪的半透明液体就像小溪一样流出来,据说,这就是玻璃的起源。”

中国的瓷釉与玻璃同源,清人朱琰在《陶说》中记载:“釉无灰不成,以青白石与凤尾草烧炼。”青白石就是含石英的石灰石,草木灰中的碱与石英构成了玻璃的基底。古代烧窑,草木灰落在胎体上,在高温作用下就会产生点状玻璃釉。附着在窑壁的玻璃质“窑汗”也是同理产生。也许就是这些偶然发现启发了匠人对釉的探索,就此开启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玻璃的瓷釉进化之路。

英国人类学家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与格里·马丁(Gerry Martin)在合著的《玻璃的世界》中写道:“欧亚大陆两端发展出大相径庭的宇宙论和意识形态,部分地折射了一个事实,即大陆的一边诞生的是玻璃的文明,另一边诞生的是陶瓷与纸的文明。”玻璃浸润了西方文明,它从一种神秘物质转换为认识神秘的工具,甚至成为撬动现代世界的一个隐匿支点。

幽灵玻璃

1844年,9岁的乔治娜·罗塞塔·史密斯(George Rosetta Smyth)写了一篇日记,她是乔治·马斯格雷夫爵士(Sir George Musgrave)的教女,日记中写道:

“我们吃饭的时候,乔治爵士(Sir George)拿来了那个魔杯,他告诉我们,沃顿公爵(Duke Wharton)常常把它抛到空中,然后让一个男仆再把它接住。…… 后来他带我们去了放杯子的地方,那里有一扇铁门和一面石墙,为了防火,杯子被放进了一个锡盒。”

女孩提到的魔杯是一只现存于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以下简称V&A)的玻璃杯,博物馆介绍中这样写着“被传说缠绕的独特历史使它成为最有趣的馆藏之一”。它有一个名字 ——“艾登霍尔的运气”(Luck of Edenhall),1677年,这个名字出现在它的所有者菲利普·马斯格雷夫爵士(Sir Philip Musgrave)的遗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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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卡斯特的运气(Luck of Edenhall)

艾登霍尔(Edenhall)是英国西南部坎布里亚郡(Cumbria)的一个村庄,“Luck”(运气)这个词用来形容那些不寻常的或来自异域的精美物品,它们被认为拥有护身符般的力量。如“Luck of Workington”被认为是苏格兰女王玛丽的旅行时用过的圣餐杯;而“Luck of Muncaster”则是一个保存在蒙卡斯特城堡(Muncaster Castle)里的玻璃杯,据传说,亨利六世在1461年把它送给了城堡主人。关于这些特殊物品,有一种普遍的迷信说法:人们认为一旦它们丢失、被打碎或被卖掉,主人的“好运”就会突然消失耗尽。

公元600年间,“艾登霍尔的运气”从中东到达了英格兰北部,它的完好无损证明了它的幸运,关于它保护主人家族的古老传说流传至今。有记载的历史来源于17世纪晚期的坎伯兰(Cumberland)的地区,伊甸堂(Eden Hall)原本是马斯格雷夫家族的一处宅邸,也是艾登霍尔(Edenhall)村名的起源。

据传说,马斯格雷夫家族的繁荣有赖于这只著名的被称为“艾登霍尔的运气”的酒杯,这个时代的玻璃器皿数量相对较少,几乎没有一个能获得同样的传奇地位,这个酒杯后来获得了“精灵杯”的名声,传说中它是被一群仙女丢弃在了一口名叫圣卡斯伯特(St. Cuthbert)的水井里,仙女离开时说道:"如果这个杯子摔碎了,那就永别了,艾登霍尔的好运。"

承装“艾登霍尔的运气”的精致皮匣制作于法国或英国,制作时间据猜测比玻璃杯晚了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箱子上的字母组合为IHS,是拉丁文“Iesus Hominum Salvator”(耶稣,人类的救世主)的缩写,这个宗教符号对玻璃杯起到了保护作用。20世纪初,马斯格雷夫家族卖掉了伊登庄园,搬到了伦敦,1926年,他们将玻璃杯出借给了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而伊甸堂(Eden Hall)在8年后被拆毁了,这也成为了“艾登霍尔的运气”的最具传奇的片段。

公元前3000至2000年左右,玻璃发源于美索不达米亚一带,而这也是“艾登霍尔的运气”的产地,它制作于十四世纪中期的埃及或叙利亚,属于这一时期的典型器皿,有时也会以套组呈现。杯身上的分列式棕叶饰(split palmettes)由红色、蓝色、绿色和白色的珐琅制作而成,又用黄金勾勒出轮廓,展现了这一时期中东玻璃工匠精湛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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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寺灯Mosque lamp , 约1320-1330 ,埃及或叙利亚

在公元12世纪至15世纪这段时间里,几乎所有的伊斯兰镀金和瓷釉的玻璃器皿都产自叙利亚和埃及地区,而作为奢侈品的中东的精美珐琅玻璃,也通过威尼斯商人到达了欧洲各地。这不由地让人联想起开篇的那个玻璃诞生的故事,腓尼基人从植物灰中提取苏打的传统一直延续着,叙利亚与埃及提供的优质的苏打原料,同时也助力了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玻璃制造业的崛起。

时间从这只奇特的玻璃杯中川流不息,博物馆里的幽灵吸引着人们进出历史,不经意间,通往异世界的奇谲之门又被打开了。2020年1月,V&A驻馆陶瓷艺术家艾美·拉克斯(Aimee Lax)邀请艺术家兼策展人埃勒·卡彭特(Ele Carpenter)在博物馆举行了一场名为《可变风险感知实验室》(Laboratory for Variable Risk Perception)的展览。当参观者拿着紫外线(UV)光靠近玻璃展品时,惊奇地发现这些黄绿色地玻璃正在发光。

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的即位的庆典上曾使用了6000只同样颜色的玻璃器皿,而这个发光秘密其实来自玻璃中的铀,铀辐射引起的荧光效应是明显的,但它有轻微的放射性。铀玻璃曾以商业规模进行生产,直到二十世纪才被立法禁止。铀玻璃的发明者是德国的约瑟夫·里德尔(Josef Riedel),1834年他在奥地利的玻璃厂开发了铀基玻璃Annagrün,以妻子之名Anna Green为其命名。100多年过去了,它的奇特被今天的艺术家再次看见,并将这闪光的铀女神展现在了观众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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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紫外线下发出荧光的铀女神,来自展览《可变风险感知实验室》

浪潮,浪潮

19世纪60年代,南肯辛顿博物馆所在的布朗普顿(Brompton)地区还是一派乡村的模样,那时的伦敦人乘着马车来到V&A博物馆,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餐厅的博物馆,这在当时也是超前的商业创意,于是人们可以在博物馆逛上一整天,直到画廊里的煤气灯慢慢亮起。

1865年,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亨利·科尔(Henry Cole)聘请威廉·莫里斯为博物馆餐厅设计主题为“西方或绿色”(‘Western’ or‘Green’)的大厅(现名为莫里斯厅)。

当时31岁的莫里斯还是个新人,后来的工艺美术运动使得莫里斯为人所熟知,他的公司Morris, Marshall, Faulkner & Co.也为一些英格兰新教会的建筑提供窗户制作。

他向博物馆提出了一个结合哥特复兴风格和伊丽莎白风格的提案,之后邀请他的朋友——建筑师菲利普·韦伯(Philip Webb)和画家爱德华·伯恩-琼斯(Edward Burne-Jones)加入了这个项目,韦伯的很多灵感来自于中世纪的教堂,而伯恩-琼斯则使用了黄道十二宫的符号,并将中世纪妇女做家务的图像设计成了彩色玻璃窗。

时间倒退回1864年,南肯辛顿博物馆(后来的V&A)举办了一场彩色玻璃展览,其中有一件令人难忘的作品——《贝缇丽彩的异象》(the Vision of Beatrice),贝缇丽彩是但丁笔下的神圣女性,她在《神曲》里引导但丁走完从地狱到天堂的朝圣路。彩色玻璃的作者纳撒尼尔·韦斯特莱克(Nathaniel Westlake)也是19世纪最活跃的玻璃设计师之一,他从中世纪的彩色玻璃中收获了这种“哥特复兴风格”,而彩色玻璃与神圣主题的契合则是长久以来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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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缇丽彩的异象》,1863 

基督教的兴起带动了玻璃的发展,从11世纪的教会记录中已经得知他们对彩绘玻璃窗极其重视,本笃会修士们相信玻璃是荣耀上帝的物质存在,他们在修道院研究并生产玻璃,12世纪起,玻璃的产量有了显著增长,彩色玻璃的工艺进一步被推广。

16至17世纪,不列颠群岛的宗教冲突对基督教教堂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在英国,许多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彩色玻璃窗都被破坏了,18世纪和19世纪,中世纪的玻璃成为了收藏家们的新宠,同时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玻璃设计师们产生了影响,他们从中世纪的彩色玻璃中吸取了营养,工艺美术运动中“新玻璃”产生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20世纪,彩色玻璃工艺在新的艺术潮流中发挥着独特的材料表达。

与此同时,20世纪早期的考古发现激发着人们对历史浪漫主义和古代文化的兴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设计师们也开始关注古典世界的抒情意象和主题,诸如“欧罗巴的飞行”(Flight of Europa)或“雅典娜女神”(Pallas Athena)之类的主题常出现在纺织品、壁纸、玻璃和陶瓷容器上。勒内·朱尔斯·拉利克 (René Jules Lalique )设计的装饰艺术(Art Deco)风格的车标“风之灵”(Spirit of The Wind)成为这个时期的经典玻璃作品,他同时也是新艺术(Art Nouveau )风格最重要的珠宝设计师之一,他的首饰设计倾向于与传统贵重宝石拉开距离,曾将牛角、皮革等材料引入设计中,那时他就深入研究了珐琅、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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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内·朱尔斯·拉利克设计的新艺术(Art Nouveau)风格首饰

1905年,拉利克与香水商弗朗索瓦·科蒂(François Coty)合作了香水瓶系列,由于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他的香水瓶甚至影响了当时的香水行业。1910年,拉利克买下了法国阿尔萨斯(Alsace)地区的一家玻璃厂,开始生产装饰艺术风格的模压花瓶,透明玻璃和磨砂玻璃的对比,渐渐成为了他的一种风格,创新实用的花瓶广受欢迎。

与工艺美术运动中的前辈相比,二战后的彩色玻璃设计师受到抽象主义的影响,彩色玻璃也有了新的面貌。约翰·派珀 (John Piper) 与帕特里克·雷因蒂恩斯(Patrick Reyntiens)则是其中的代表。他们从1950年就开始合作,派珀负责设计,雷因蒂恩斯帮助其制作,两人最著名的作品是考文垂大教堂洗礼室和利物浦罗马天主教大教堂。派珀曾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学习艺术,他是一位著名的艺术家、设计师和作家,他认为自己的工作不是设计彩色玻璃,而是创造了一个充满阳光的建筑单元。

玻璃语言渐渐从传统叙事中独立出来。回溯到20世纪初至中叶,那时只有为数不多的艺术家将玻璃用于单纯的艺术表达,出生于德国东南部小镇弗劳恩瑙(Frauenau)的欧文·艾施(Erwin Eisch ) 就是其中之一,他在父亲的玻璃厂开始学习玻璃制作和雕刻。1962年,艾施遇到了美国玻璃工作室运动的创始人哈维·k·利特尔顿(Harvey K. Littleton),至此欧洲和美国工作室玻璃艺术家之间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早期联系,他们之间的艺术交流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工作室玻璃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欧洲的工艺传统被融入到工业中,而美国的工作室玻璃运动几乎没有被商业利益驱动与辖制。

20世纪50年代,被艾施形容为“抽象艺术、非正式艺术、杰克逊·波洛克行为绘画的时代”。作为一名叛逆者,艾施的绘画、雕塑和装置作品流露出了社会批评和反艺术权威的倾向。在1961年的一次展览中,一位评论家形容他的作品是“对良好形式的反叛”。从1971年开始,艾施以《那喀索斯》(Narcissus)为主题创作了三件装置作品,也是他创作经历中最重要的作品。

在古代神话中,那喀索斯爱上了池塘里自己的倒影,最终跌入水中死去。艾施解释道,那喀索斯在他肿胀的肚子里看到了自己的倒影,他仿佛生出了自己。这可以看作是艺术家埋藏进创作中的隐喻,当所有学习的技巧和来自过去的影响被他抛弃时,纯粹的艺术表达诞生于一个痛苦紧张的时刻。

这块滚烫的透明泥土终于成为了艺术家用作自由的表达的材料,在V&A的圆形大厅里,悬挂着一件美国玻璃艺术家戴尔·奇胡利(Dale Chihuly)的大型玻璃装置作品,它像一株生命旺盛的植物伸展摇曳在空中,再次向人们散发出了一种神秘的盼望。

(原标题:玻璃的奇遇。文字、图片来源艺术与设计,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