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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台北故宫“书法导赏”王羲之《奉橘帖》、董其昌行书长卷

据悉,台北故宫博物院每三个月轮换一次的专题陈列“笔墨见真章——台北故宫博物院书法导赏”12月26日更换展件。新一期展品展示东晋王羲之《奉橘帖》、苏轼《楚颂帖》(拓本)、赵孟頫《柔毛帖》、董其昌行书卷《答徐孝穆书》等二十余件古代书法珍品,揭示历代书法发展的历史脉络。

说起书法,不能不说王羲之。此次新展出的《奉橘帖》在唐代即知名,诗人韦应物有诗句说:“ 书后欲题三百颗,洞庭更待满林霜。”用的就是这件书迹的典故。《奉橘帖》行书为唐摹本,内容是王羲之赠送友人橘子并附上此信,此迹。 《奉橘帖》字形大小偃仰,饶富变化,“三”字如横空掠燕,笔画互有照应,“百”字起笔上扬,末画斜下挫锋,笔锋几经转折,并露出贼毫,“未”字出现两次,笔法也不尽相同。其他如“白”、“奉”等字。也是变化不一。可谓从心所欲不逾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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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橘帖》

魏晋南北朝以后,隋唐时代是中国书法的另一个关键时期,政治统一带来南北各地书风会流,笔法发展臻于完备,从此楷书成为历代通行的书体。入宋以后,为保存前贤书法长远流传,刻帖日渐盛行。但是宋人并不以继承传统为足,书法取向表现个人情性、得其天趣。

元代继起,转而提倡复古,晋唐书法传统得以延续。然而,不受传统束缚的意念也活跃起来,至明代浮现纵横跳脱的气息。明人书法面貌至为纷杂,行草书尤其活泼自由,适与当时依循传统法度者形成对比。其间突显个性自成一格的书家,也走出实现自己的路径,不为时代潮流所吞没。

清代以降,三代秦汉古文篆隶陆续出土,堪称是得天独厚。在务实的学术风气影响之下,清人摩挲碑版,从而与刻帖相互为用,书法发展的视野得以串联古今,终能在篆书、隶书两方面汲古创新,引领新方向。

此次展览对这些书法史变化都有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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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苏轼 楚颂帖拓本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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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苏轼 楚颂帖拓本局部

1084年,苏轼游阳羡(今江苏省宜兴市)。他在船上写下《楚颂帖》,说明想在此地种橘、筑亭的心情。然原迹已佚,仅刻本传世。此帖由谭伯羽、谭季甫先生捐赠。通篇行书,线条圆转处丰厚而内敛,方折处刚断而劲健。字体大小错落,又逐渐加大,再戛然而止。章法一任自然,毫不造作,正是乘兴而书的佳作。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北宋四大书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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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赵孟頫 柔毛帖

赵孟頫(1254-1322)是元代文人画书的领导人物,其艺术复古理论影响深远。

其《柔毛帖》原是一通随礼品附上的尺牍。“柔毛”指羊,“牟粉”泛指麦粉。通篇行书,掺杂章草。字体大小、线条粗细有丰富的变化,行气端庄,章法错落有致。书风源自王羲之(303-361),但常用果断重压、锋芒毕露的笔法,让线条中的锐角和圆转、轻快的牵丝映带互相衬托,更增流利妩媚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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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诸家题画诗

《诸家题画诗》有柯九思(1290-1343)、虞集(1272-1348)、李泂(1274-1332)、揭傒斯(1274-1344)四人书迹,他们都是元文宗(1304-1332)“奎章阁”的著名文臣。柯氏奉勑鉴定唐人《胡虔汲水番部图》并题跋,其余三人题诗。诸家书法各有面目,风格分别与欧阳询(557-641)、虞世南(558-638)、褚遂良(596-658)有关,反映他们通过唐代大师揣摩王羲之(303-361)神韵,体现“书宗晋、唐”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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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董其昌 答徐孝穆书 注:全卷附文末

董其昌(1555-1636),晚明官员、重要书画家、鉴藏家。

此次展出的董其昌《答徐孝穆书》以行、草写李昶(516-565)答徐陵(507-583)书,作于67岁。饱满、雄强的线条如颜真卿(709-785),细劲、枯淡时像怀素(约8世纪后半)。笔多出锋,笔断意连,快速切换提、按、转、折等动作,自由、潇洒之感有如米芾(1052-1107)。墨色层次丰富,由浓渐淡的字串反复出现,形成视觉的韵律感。疏朗的行距又衬托笔法与墨色之美,增加虚灵、俊秀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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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刘墉 书洞庭春色赋等

刘墉(1720-1804),官至大学士,又善书法,世称“浓墨宰相”。

其《洞庭春色赋》由谭伯羽、谭季甫先生捐赠,依次书苏轼(1037-1101)《洞庭春色赋》、王羲之(303-361)《奉橘帖》、韦应物(737-792)诗作等。按卷首“洞门童子”印,约书于85岁。通篇笔走中锋,线条丰厚而不迟滞,灵动而不轻佻,给人信手拈来、举重若轻、雄健、内敛之感,是脱胎自颜真卿(709-785)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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