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从“大家”到“大家”，如何实现传统文化的未来性？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号召在全社会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将其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为提升大众文化底蕴，树立文化自信，中央文史研究馆推出国家级精品项目“中华文化大讲堂”，10月22日在北京正式启动。

传统文化、文化遗产

保护重要还是利用重要？

“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

在刘慈欣的长篇科幻小说《三体》中，作者如此写道。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人们似乎长期在争论一个问题：对于传统文化和文化遗产，究竟是保护重要，还是利用重要？那些隽永的知识和事物，是被封闭式地束之高阁，让其丝毫不被沾染，完全成为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一种充满距离感的想象；还是让它们入世式地与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紧密接触、开放，但时刻准备遭受着当代速度的侵蚀，直至冲刷至虚无？ 伴随着争论双方的起伏，人们对于传统文化和文化遗产的态度与实践方式也随之不断发生变化，甚至常常陷入一地一政策，或是不断推翻反复的境地——在这背后，隐含着一个重要的命题：传统文化和文化遗产该如何存在于历史、当下与未来之中？

在某种程度上，《周易》的形而上学提供了一个对于传统文化极有意义的存在论原则：“生生”（let all beings be in becoming）。 一个显而易见的常识是，就存在本身而言，存在的自然意图就是继续存在乃至永远存在，或者说，存在就是对存在自身的不断肯定，而存在的自身肯定就是在变化中存在。在中国文化看来，凡是不变的都是死的，只有变在（becoming）才能够存在（to be being）。因此，用哲学家赵汀阳的话来说，既然存在的意图是永在，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它的未来性（futureness），就在于“日新”。 对于传统文化和文化遗产同样如此。事实上，我们在当下所指的文化遗产并不仅仅指某项事物，更可以代表某种文化、精神与脉络。在“中华文化大讲堂”组织委员会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故宫学院院长单霁翔看来，对于传统文化和文化遗产，保护不是目的，利用也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传承——祖先创造的灿烂文化，经过当下人的手被完整、真实地传给我们子孙后代，这才是最重要的目的。 此时，尺度依旧重要。古希腊哲学家高呼人是万物的尺度，然而，万物存在的意义却也不止于此——对于文化来说，它是人类文明的汇总，更是远远超越了个体的尺度。因此，在传承传统文化时，我们同样需要注意它与当下的尺度和距离，以及在实践中的方式与态度。 

中华文化大讲堂启动

从“大家”到“大家”

在世界文化之林中，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以舞蹈艺术而言，早在四千多年前就已经有非常明确的舞蹈图像出土。人们连臂而舞，所有的人手拉着手，七个人、十个人——在新疆的壁画和岩画上，先民们排成长队进行着祭祀，而这个“队伍”事实上已然延续到当代——在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冯远看来，此时它既不是一幅壁画，也不是一个久远的传说，而是与我们今天的生活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在当下依旧产生着重要的意义。 那么，究竟该如何将这种意义落实到实践，又该以怎样的方式进行传承？ 教育和传播，便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环节。

改革开放后，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迅速，跨入世界中上游行列。一直以来，实用性教育受到认可和追捧，才有了“数理化走天下”这句“名言”的诞生。但在今天，极速到来的信息化时代，大数据、跨界融合、碎片化传播等新理论新技术和个性化经济的成长，为教育领域带来新的驱动力。而伴随着世界的发展态势，人们发现，影响人甚至国家命运的不再是某个单独的技能或资源，而是那些重要的文化特质——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当代精神，正是激发这些特质的不可或缺的元素。

近日，中央文史研究馆推出国家级精品项目“中华文化大讲堂”在北京启动。“中华文化大讲堂”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主办，华鼎国学研究基金会文化大讲堂专项基金担任执行机构，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原第一副主席张梅颖为项目总顾问。为确保项目的高水准，特设指导委员会与组织委员会，国务院参事室党组书记、主任王仲伟，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担任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冯远，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原文化部部长王蒙，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共同担任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故宫学院院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担任组织委员会主任。

▲ 中央文史馆馆员、特约研究员等中华文化大讲堂专家委员会代表见证项目启动

中央文史研究馆1951年由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自倡议设立，1969年起与国务院参事室合署办公。每一位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均由时任国务院总理颁予聘书，凝聚大批文史界耆年硕学之士，他们是具有浓烈爱国情怀的文化使者，兼备人格修养与学术高度。历代馆员以传承、弘扬和创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为推进国家文化建设做出过巨大贡献。 大讲堂组织委员会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故宫学院院长单霁翔介绍到，本次“中华文化大讲堂”主要的目的是“大家”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大家”架构起沟通的桥梁——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大家”一方面指的是著名的专家学者，另一方面则指向了广大的社会公众。

中华文明，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四五”时期要把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任务，要深入研究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起源和特质，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国文化基因的理念体系。 事实上，对于任何文化脉络和文化基因而言，对经典的不断展示已成为命名经典的进程的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同步乃至同质的过程。可以说，每件经典的形成自身便构成了某种历史线索；某些文化一经传承，便开始了一个近乎无尽的阐释和意义增殖、叠加的过程。文化被反复、无尽地观看、阐释，愈加丰厚、愈加华美。 而持续的重新阐释的直接意义不仅在于一次再次地确认经典文化的价值，而且在于重新赋予其当下性，令现实涌入历史，激活历史文本。而在这一过程中，“大家”、“传统”与“当下”构成了自身的线索，成了一道有趣的、巨大的、绵延的文化拖痕。 5000年的中华文明，在历史的每一刻都没有被停止“指认”与“重构”。而在每次的重新塑造中，无数的“新意义”也被不断添加其上——其结果是，纪念越久，追加的“新意义”越多，影响也越来越深远，文明史，也就这样被不断地重新书写、传播与传承。 或许，“中华文化大讲堂”便是这其中的重要媒介。 

后疫情时代

文化传承的实践与意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愈发开始关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存续。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著名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而在中央文史馆特约研究员罗杨看来，当下世界越来越认识到文化是民族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更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也越来越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只有当文化的力量超过了资本和货币的力量之时，它才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同时，当中国的所有产品都具有一种文化品格的时候，我们也才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

▲ 大讲堂组织委员会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故宫学院院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 单霁翔

在启动仪式当天，单霁翔作为中央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大讲堂首位专家，开讲“中华文脉与文化自信第一课”。此后，他不仅将继续推动大众对文物遗产的关注与热爱，还将把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期间成功推广故宫文化的经验，倾注于这全新的中华文化大讲堂系列项目中，继续承担统筹项目的重任，奔走在分享中华文化精粹的第一线。 

在他看来，过去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观众涌进故宫，去感受和体验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下的魅力。同时，年轻人们对祖国的未来也有着深刻的感受，那些社交平台、视频传播与文化活动，都无不显现着当代青年们对于文化最鲜活的渴望和追求。单霁翔表示，“中华文化大讲堂”应该不断地打开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百科全书，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来，丰富他们的现实生活。

没有人永远年轻，但永远有充满生机的年轻人。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易”是一个极其重要、且具有自我解释结构的概念，直接意思是“不断更新变化”，同时又暗含一个元解释：“（不断更新变化）是永恒不变之道”。因此，在哲学家赵汀阳看来，《周易》的那句名言“生生之谓易”的完整意思是“更新变化是为了使所有生命充满生机，这就是永远不变之道”。

而一件事物该如何永远使所有生命充满生机，一种文化又该如何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并为不同的时代持续提供着滋养？或许，根据时代特性，用最为贴近人民群众的传播与教育方式，始终让年轻人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便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

▲ 中华文化大讲堂专家委员会部分专家代表

除了单霁翔，孙机、樊锦诗、刘梦溪、王立平、薛永年、仲呈祥、安家瑶、田青、陈晓光、苏士澍、梁晓声、陈来、范迪安、王石等国学、艺术、文学大家，即将陆续与大众见面。他们将从中华文脉、中华诗词、中华艺术、中华曲艺、文物遗产、哲学历史等多元维度，以人民喜爱的方式，带领大众研习经典、探索文物遗产、走访人文景观，享受艺术审美。

在今年，疫情使传统的传播与教育受到了根本挑战，线上云端的媒介实现了更为明显的快速发展，线上与线下相结合逐步成为一种传播和教育的新常态。同时，随着中国底层基础技术的迭代和5G等互联网设施的不断升级，线上线下融合的过程更是改变了原有的形态，整体呈现出不可逆转的趋势。 

后疫情时代，人们一方面认识到线上传播的重要性，在另一方面也愈加珍惜线下最为直接的沟通与交流。而对于“中华文化大讲堂”来说，线下讲座与线上传播，多城巡回和“大家”-“大家”的直达方式，可以全方位多角度地使文化的气息弥散在中国的各个角落。中央文史馆特约研究员刘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广大学者要具备一种文化担当，花力气引导、辅导和培养文化创新人才。中华文化大讲堂不仅需要有固定的形式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还要用灵活的方式进行传播。

此外，保护、传承和传播中华文化与中华文脉，不只是对于个体或群体的文化教育有着重要意义，同样还将影响到未来的中国城市发展。在今天，许多城市都面临着“千城一面”的尴尬处境，大面积的城市雕塑、绿地与水面，被错误地突出了功能主题，忘掉了文化责任。而在单霁翔看来，通过文化的滋养与时代的进步，这种当下城市的面貌终将会改善。 今年的世界告诉着我们，或许只有实现优质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我们才能迎来一个一切生命都得以兼容共在的世界，即一个具有兼容性（compatibility）和共在性（co-existentiality）的世界，在其中，一切存在都得以存在并充满生机。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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