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走过120载的朵云轩　珍存着传统文化艺术的真味 

2020年是有“江南艺苑”之称的上海“老字号”朵云轩创建120周年。最近，南京东路朵云轩门店重装开业、“大美朵云”朵云轩120周年珍藏精品特展等一系列活动集中亮相，令人瞩目。

120年前，朵云轩从开在今汉口路河南中路上的小小笺扇庄起步，进而衍生出形形色色的文物艺术品经营业务。在跨越世纪的历史长河中，这块“金字招牌”的炼就，其实远远超出买卖本身——朵云轩更耐人咀嚼的意义在于，它如何成为艺术家汇聚交流的精神家园，又怎样抢救、保护、传承着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宝贵遗产。

今天，我们回望朵云轩120周年走过的路，亦是深味传统文化艺术的深厚魅力。

起初木版水印技艺的引入，或许仅为让出售的笺扇品质更为精良，没想到，这门技艺本身日后竟为朵云轩探出一条新路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写于1940年代的《金锁记》中，开篇即提到朵云轩信笺。

朵云轩之“朵云”，正是信笺的雅号。这一说法据说源自唐朝能臣韦陟的“花式签名”——他在信函最后的署名，写得像云彩一样飘逸别致，渐渐地，人们便以“朵云”称呼信笺。120年前，朵云轩也正是以笺扇庄的身份诞生于上海，选址“抛球场南首三马路口（即今汉口路河南中路路口）朝南洋房”。专办牙玳竹木仿古雕刻苏杭雅扇，诗笺信笺邮筒，泥金缂丝围屏寿幛，东洋信封信纸，八宝印泥，京都雕翎羽扇、广东葵扇，自造账册以及各种文房用品，兼设书画装裱。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夏天，《申报》连续12天刊载广告称：上海朵云轩笺扇庄于六月十五（7月11日）试营业。过了没多久，《中外日报》又刊载广告称：上海朵云轩笺扇庄择吉于八月十三（9月6日）开张。

以经营信笺、扇子为主的“笺扇庄”，在当时的上海颇为风行。据上海档案馆资料记载，1900年前后，今天上海的河南中路、福州路一带云集了大量的笔墨笺扇店铺。如是情形，与20世纪来临之际上海的社会背景、风云变幻不无关联。当时的上海开埠已逾半个世纪，渐渐成为了近代中国最活跃的经济中心，由于时局维艰，江浙一带相当数量的富户移居上海。因与亲友通信往来频繁，当时的社会生活对文房四宝、信笺雅扇的需求日增。使用印有花纹的笺纸，写有书画的雅扇，一时成为人们有文化、有身份的象征。

在一众笺扇庄中如何打开生面，原本既是文化人也是生意人的朵云轩创始人孙吉甫，显露出了敏锐的嗅觉。信笺、扇面作为早期朵云轩的主营业务，渐渐炼就了两大独门秘笈：一来，广邀当时的书画家进行仿古设计，独具特色，十分高雅；二来，聘请熟稔木版水印工艺的技师，采用这门中国古老的雕版印刷技艺进行手工印制。不出几年，朵云轩制信笺、扇面蜚声四起，成为上海滩文人雅士、社会贤达的心头好。例如，国学大师章太炎即喜用“朵云轩属云”宣纸画笺泼墨挥毫，1928年60岁生辰之际，他还曾使用朵云轩笺扇庄专制的山水四种画笺，自书诗作，用以自寿。从近年来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海派代表书法家系列作品集》《吴昌硕诗札》等图册中，人们亦可看到吴昌硕、来楚生等书画名家作品使用的诗笺上皆印有“朵云轩监制”“上海朵云轩海月笺”。

起初木版水印技艺的引入，或许仅仅是为了让出售的笺扇品质更为精良。没想到，木版水印技艺本身日后竟为朵云轩探出了一条新路，发展成一门综合了绘画、雕刻和印刷的再创造艺术，2008年更是以“朵云轩木版水印”之名跻身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无数工艺复杂的纸本或绢本中国书画都在朵云轩木版水印技艺的印制之下，惟妙惟肖、几可乱真，被誉为“下真迹一等”。其中有不少小故事令人哭笑不得，却恰可印证这门技艺的高妙。一幅齐白石的《青蛙》经朵云轩印制后，被人误当成原作收购了去。就连白石老人本尊都曾被朵云轩照其原作水印的《虾》“打眼”。四五十年前，钱松喦从南京到上海朵云轩赏画，发现自己提供给朵云轩出版的一幅画竟在标价出售，颇为不解。直到没过多久，他收到朵云轩送还的原稿和木版水印复制品样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此前在朵云轩出售的是复制品。

朵云轩“书画之家”“江南艺苑”的美名又是怎样不胫而走的？局限于柜台上的生意，尤其是狭义的笺扇生意，显然是不够的。跨越世纪的历史长河中，朵云轩之于上海这座城以及城中人们的存在感，其实更在于其“文化客厅”般的意义。

20世纪初，沪上林林总总的笺扇庄相继演变为书画买卖场所，相当于今天的画廊，兜售并推广时人的书画。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它所扮演的是一类重要的中介角色：社会名流热衷于到笺扇庄求购字画，尤当碰上婚嫁、寿诞之时；书画家们为了谋求生存、扬名立万，对于笺扇庄也颇为依赖。而朵云轩的这位孙吉甫，又格外注重以书画交朋友、求知音。凡有书画同好上门，总将他们请上雅座，端上香茗，与之聊上许久。收到好的字画，不忘邀上知音，展卷切磋，兴致来了，也会吟诗、赏曲、弹唱。日子久了，此处的往来者尤多，磁场效应益甚。

从某种程度上说，朵云轩的声名鹊起，与它以人情形成的亲和力、在社会名流文人雅士间建立起的密切关联分不开。严慈在《朵云轩史话》中记载，赵子云、王一亭、倪墨耕等书画界名流都是早年朵云轩的常客；大亨黄金荣、杜月笙都曾派手下来朵云轩购买字画；著名伤骨科中医石筱山几乎天天来朵云轩……

朵云轩也确为书画行业的发展推波助澜。这里代理的书画家，最多时达到数百位。他们的“润格”也即书画价目表，就挂在朵云轩的店堂上，一目了然，价目高低依书画家名气、技艺、尺幅甚至题材而不一。想求某某的字画，店员会替顾客向书画家直接“订制”，生意一旦做成，朵云轩即可获得一定的中介费。据书法家李志贤透露，朵云轩1914年的胶印本《近代名人书画》中，内印70余幅名家书画作品，每幅作品之下，都明码标出“润格”。这相当于一本商品广告册页，由此可见，百余年前的朵云轩已开始运用今天盛行的编印书画图录的方式来进行营销宣传了。当时著名的书法家汪洵为这本册页作序时，对朵云轩广征名人书画，缩印成宣传册，供人按图索骥，方便选购字画，给予了由衷的赞扬，称其为“艺林中一快事”。

对于不少书画家而言，朵云轩像家一样，不仅锦上添花，还雪中送炭——无论他们碰上艺术上的困惑还是生活上的难处，朵云轩多有办法。1919年，21岁的张大千从日本留学而归，来到上海，潜心作画之余，对自己的题跋书写很不满意，想找位名师习字。当时为他牵线搭桥的，就是朵云轩。张大千这才得以投拜著名学者、书法家曾熙门下，从此书艺大进，也借由书法进一步打开通往绘画的法门。章太炎在上海常以书法“润笔”补贴家用之时，朵云轩时常登门求字，不论取字多少，都留下润笔费50银元。1929年中秋，得知章太炎生活拮据，朵云轩甚至帮助他支付了搬家的费用。沈尹默抗战胜利后从重庆来到上海时，也曾得到朵云轩的关照。当时沈尹默在上海的知名度有限，作品少有人问津，“润格”自然不高，朵云轩却不遗余力为他积极推广宣传。渐渐地，前来向沈尹默求字的人越来越多，有一段时间，朵云轩店员每天都要去他那儿取字。

新中国成立后，历经公私合营、几度调整的朵云轩，从上世纪60年代起再度荟萃了一大批书画家、文化人。魏文伯题写的“文苑精华”四字，长期悬挂在朵云轩店堂。邓拓给这里挥毫留下的，是“疆场无敌手，艺苑发奇光”。据说朵云轩的文房四宝最是吸引林风眠，他与该柜的老营业员成镜明分外投机，一碰头就要聊上半天。赵冷月、翁闿运等书法家一旦现身朵云轩，一众书法爱好者便围了上来，听他们滔滔不绝现场讲解店里的书法碑帖，直把店堂变课堂。此外，郭沫若、田汉、红线女等名人的身影也都曾不时出现在这间“文化客厅”。

做书画的推手，也做文物的抢救者。公私合营之后的朵云轩，开始有计划地深入民间，收购名人字画和珍贵古玩，逐步形成颇具规模的收藏。其中发掘出的珍品不计其数，还曾使不少文物起死回生。

当时的朵云轩工作人员是骑着“黄鱼车”走街串巷、四处收购的。他们广为张贴征收告示，吸引市民翻出自家的珍宝。但凡得到一星半点的信息，工作人员总愿意上门跑上一趟。梁志衡、庄澄章、方去疾、彭仁甫、王壮弘、马成名、张荣德、沈觉初、王铭山……这一长串名字，都是值得被记住的艺海识宝者。

不起眼的壁角里、灶头边，宋拓《王羲之圣教序》就曾被朵云轩工作人员用火眼金睛抢救了出来。那是上世纪60年代初，现茂名北路附近张家花园有户人家称，发现了一批前人留下的碑帖。朵云轩于是派人“会诊”。在上门的几位工作人员眼中，这批碑帖大多价值一般。不想，纸堆里不经意间掉下两张残片，他们吃了一惊，细看之下，将其断定为宋代拓片。原来，这户人家将这珍贵的碑帖拆开来垫锅用了。在工作人员的促使之下，这家人翻箱倒柜，历经几天搜寻，终于在灰蒙蒙的壁角里，找出这部碑帖散落成数片的拓本，其中最后两页还是在灶头旁拾得的。值得一提的是，朵云轩不仅有慧眼识画的收购者，还有妙手回春的修复者。经修复的宋拓《王羲之圣教序》光彩重现。没过多久，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天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南下觅宝，就在朵云轩相中了这部宋拓《王羲之圣教序》，这部名帖也是当时该馆公布的十件镇馆藏品之一。

这样的佳话有过不少。王壮弘曾路过一户人家，看到《宋拓欧阳询九成宫》被当成了糊窗纸用，当即善意提示，并用真品价格收购了这件珍宝。也有一回，两个老太太手持两方石章来到朵云轩，工作人员将其鉴定为齐白石早年作品，以重金收下，为研究齐白石篆刻艺术增添了新的实物材料。

艺术品市场鱼龙混杂、真伪难辨，未落款、未钤印的作品比比皆是，从中沙里淘金，需要深厚的知识素养，也需要长期的鉴定经验。据朵云轩拍卖创始人祝君波回忆，朵云轩向来用人不拘，只选真材实料。在这里，没有过硬的业务，是站不住脚的。一代名师竹刻大家沈觉初当初在一家煤球店记账，被发现调到朵云轩。书法篆刻家高式熊当时在一家工厂当翻砂工，年逾58岁，朵云轩照样招他进来。

1983年起，为了全面普查存世的中国古代书画的状况，国家文物局组成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集聚谢稚柳、启功、徐邦达、刘九庵、杨仁恺等权威专家，耗时八年前往全国各地巡回鉴定藏品，编制古代书画目录。在上海，鉴定组先后对上海博物馆、上海美术馆、上海中国画院等十多家单位的库存书画进行了甄别鉴定。其中在朵云轩，鉴定组待了一个多月，他们惊讶地发现，朵云轩藏有的古代书画数量之丰、品质之高竟然仅次于上博，并且，清代和民国初年的作品甚至超越了上博。结束普查后，鉴定组将认可的中国古代书画汇编著录，结集成《中国古代书画目录》出版，朵云轩书画藏品有1172件录入，超过了除上博外其他九家单位的总和1097件。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拥有实力雄厚的文物收藏，朵云轩却将最精最优的一批交由国家收藏。上海博物馆、辽宁博物馆曾分别从朵云轩选调84件和218件珍品充实库藏，其中包括宋赵汝愚《楷书书札》、元佚名《青山画阁图》等难得一见的绝品。剩余部分，朵云轩挑选一部分自己收藏，其余经文物主管部门批准后标价出售。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朵云轩出售文物艺术品，依照的是国家“少出高汇、细水长流”的经营政策，以此创汇支援国家建设。但很长一段时间，其文物艺术品的销售规模都不算大，利润也不算厚。

1987年秋天，当时在朵云轩工作的祝君波首次到香港，竟然发现两地书画的差价高达10倍之多。例如一套张大千的春夏秋冬四条屏，朵云轩4万元收购，6万元卖出，而在香港能卖出87万港元。的确，当时这样一种信号越来越强烈地被释放出来：民间文物艺术品交易已经兴起，与此伴随的改变，还有人们对文物价值的认知。如何为文物艺术品找到一种新的营销方式，成了朵云轩考虑得最多的问题。

巧的是，一桩来自香港的合作邀约找上了朵云轩。那是1991年冬天，香港九华堂堂主刘少旅与祝君波在上海碰面，说起香港的文物艺术品经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佳士得、苏富比进入香港以后，生意做得风生水起，高端的文物和客户接踵而来。刘少旅坦言，受此启发，当地几位华人实业家筹建了一家名为“永成”的华资拍卖公司，他们擅长古玩，但对书画比较陌生，因而希望与朵云轩合作，强强联手，创出自己的品牌。

接过这桩邀约，不期成为朵云轩成立拍卖公司的前奏。1992年4月26日，永成拍卖在香港的海港酒店首拍，其中的拍品就包括来自朵云轩的一批书画。当时，杨善深《翠屏佳选》以77万港元成交，高奇峰《猴子图》更是拍出82.5万港元的天价，这令观摩拍卖的朵云轩一行人看蒙了。与永成合作的拍卖，前后共举办过四场，朵云轩在此过程中，也一并考察了佳士得、苏富比这两家规模更大、拍品层次更高的国际公司。当开阔了视野，把握了拍卖的全流程，学习了国际最先进的艺术品经营方式，祝君波和他的同事们于是坚定了要在内地开辟拍卖新路的决心。

日后敲响中国内地艺术品拍卖第一槌的，正是朵云轩新成立的拍卖公司，既令人意外，亦显得水到渠成。1993年6月20日，这场拍卖在上海静安希尔顿酒店二楼举办，现场座无虚席，连地上都坐满了人，80元一张的门票在酒店外被黄牛炒到过百。

竞买坐席中，收藏界大名鼎鼎的“罗伯张”——张宗宪坐得很靠前，一袭橘色西服，手持1号牌，他的左边是陈逸飞，右边是米景扬，后面一排还有王雁南、甘学军、马承源、许勇翔等——都是圈内响当当的人物。丰子恺的《一轮红日东方涌》，是第一件拍品，从1.8万港元（那场拍卖会使用的计价单位是港币）开始起拍，在一来一回多达几十口的竞拍声中一路走高至12.8万港元。泰斗级鉴定专家谢稚柳敲下了这第一槌，顿时全场掌声雷动。这也创出当时丰子恺作品的最高价。将其收入囊中的，正是张宗宪，他举牌时举的还不是拍卖牌，而是一支卡地亚的金笔，且未举高，只是很有腔调地抬手一翘。

紧接着，张大千《晚山看云图》再掀高潮，飙至143万港元成交。此后，又有一件任伯年之作突破百万元大关。整场拍卖最终收获到830万港元总成交金额的佳绩，场面之壮观，气氛之热烈，竞拍之激烈，令人瞩目。

这场拍卖被誉为具有“里程碑意义”。人们看到中国内地艺术品拍卖市场崛起的无限希望，也看到日后这个市场所涌现出的百舸争流。而引领风气之先的朵云轩始终以规范诚信的经营，稳居行业前列。前不久，百年老店朵云轩“云”上首举槌，拥有了自己独立的线上拍卖系统，在网络时代迎来新的起点，再次赢得瞩目。新时代，这块“金字招牌”正被越擦越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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