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姜俊：竹韵——从文人到新型中产阶级：吴笛笛个展

2020年9月19日下午，「物是&物非——文-画及其不适」吴笛笛个展在广州三域·匯艺术空间如期开幕。

▲ 展览现场

第一次认识艺术家吴笛笛的作品是在她广州的一次群展上。当时我刚刚回国，她画的竹让我印象深刻，有别于传统直立的文人画之竹，她修改了经典的图示，展示了一幅幅扭曲的竹。在本次展览合作中我借用了弗洛伊德《文化及其不适》（Das Unbehagen in der Kultur）的标题，试图更深度地诠释她的这一系列作品，并将其转换为“文-画及其不适”——文人画之悖谬。

▲ 弗洛伊德，《文化及其不适》（Das Unbehagen in der Kultur）

弗洛伊德的《文化及其不适》出版于1930年，是20世纪影响力最大的文化理论文本之一。它探究了文化进程的动力，并在文化和人类本能冲动之间的对立关系中加以描述。那么什么是文化呢？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它是一种使得我们得以区别于动物的机制。在目的上它有两个功能：

1、保护人类免受自然的威胁；

2、调节人群内的关系。

▲ 吴笛笛，《表象即真相》100x160cm，布面油画，2020

脆弱的人类个体在面对外部世界、社会关系和个体身体时很容易产生各种不快和挫折。文化作为群体所创造的机制因此应运而生，但同时它又是矛盾的，一方面文化实现对于自然的征服，克服了外部世界的威胁，另一方面它必须整合个体，构建大的社会统一，从而对外和对内展开工作。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共同体（Gemeinschaft），在其整合过程中文化必须极力限制和压抑个体冲动的满足，从而实现人群内部的关系调整和规制化，使得个体服从弗洛伊德所谓的“文化-超我”（Kultur-Über-Ich），并将个体冲动导致的破坏力转化为伦理性负罪感（Schuldgefühl）、将性冲动突转化为各种可控的力比多。

▲ 吴笛笛，《内在的静止和运动》120x240cm，布面油画 ，2020

弗洛伊德在一次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人为了更大共同体的利益牺牲了他个人性反常的自由（sexuellen Perversionsfreiheit）……文化存在于进一步的舍弃之中”，因此文化的悖论在于，它在对抗外部世界的发展过程中成为了内部压抑的源泉，它的发展导致了不适（Unbehagen）的不断增长——不快（Unlust），被迫忍受（Leid）和不幸（Unglück）。弗洛伊德的这一讨论正是将文化进程理解为伦理学和神经官能症之间的关系（道德规训和精神反馈），它进一步探究了个体和“文化-超我”之间辩证的动态关系。

▲ 吴笛笛，《三秒以后》120x240cm，布面油画，2020

“有效地在个人和文化大众主张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人类重大的命运问题之一取决于，这种平衡是否能通过某种文化设计（Gestaltung）得以实现，或者其冲突是否无法调和。”

因此任何的文化设计自身对于弗洛伊德来说都可以表达为某种神经官能症的（neurotisch）表象，它展示了人们的欲望和缺失，压抑的疏解。

▲ 吴笛笛，《闪光的形体A》，80x100cm，2020

▲ 吴笛笛，《闪光的形体B》， 80x100cm，布面油画，2020

在吴笛笛的作品中，我无独有偶地看到这一文化悖论的巧妙展现。她的作品大多借用传统绘画中的经典母题——花鸟、虫草，而这些图像都出自于一种特殊的文人生活空间——园林。园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对于俗世牵绊的补偿，在世俗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交错中，它构成了一种想象的“世外桃源”，正如刘禹锡在《题寿安甘棠馆》中写的：

门前洛阳道，门里桃花路。

尘土与烟霞，其间十余步。

▲ 吴笛笛，《竹 No.5》120x120cm， 布面油画，2013

当文人关上门一切喧杂和凡俗都被祛除殆尽，俨然进入了隐居生活。他们找到了一种往返于出世和入世的平衡。一方面文人不愿放弃都市生活的便利，但必须同时要忍受相应造成的俗世纠葛，即“文化-超我”对个体的压抑，因此通过一种代表道家的象征性空间装置“园林”他们为自己提供了个体性释放的场所——一种文化性补偿。

▲ 吴笛笛，《滞留在脆弱之处的悲伤 NO.1》170x75cm，2014

中国王朝晚期的文人们多半保持着两条路线：循规蹈矩的儒家入世和淡漠无为、闲云野鹤的道家生活。如果腐败的政治使得士大夫阶层无心入世，那么寄情园林，致力于诗歌、绘画、抚琴、焚香、逗鸟、养鱼、赏石、插花也是一种文人陶冶身心，洁身自好的出路。

▲ 吴笛笛，《竹 No.7》120x120cm， 布面油画，2014

园林就是这个被期待的异托邦（Heterotopia），一种文化装置，它展现了一个特殊阶层在文化中欲望和缺失的来回拉锯，压抑和疏解的此消彼长，或者我们用弗洛伊德式的话语来说，是一种在特殊时代被图像化了的神经官能症的表象。

▲ 吴笛笛，《竹 No.9》120x120cm，布面油画，2014

其中，竹子是所有文人园林中必备的植物，而竹子的图像也是文人画中表现最多的题材，也是文人最喜欢自我投射的主题。在南宋画家赵孟坚的《岁寒三友图》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竹子的身影，它在严寒中和其他两种植物松和梅一样都不屈不挠，象征着君子的情操。竹的“坚毅”和“劲节”代表了文人的气节；它的“中空”代表了文人谦逊的胸怀；它的“萧疏”代表了文人的超群脱俗。这一象征深入人心，构成了文人绘画惯用的传统图示。

▲ 赵孟坚，《岁寒三友图》南宋

艺术家吴笛笛在花鸟、虫草的题材中画得最多的也是竹。她的竹系列是对于经典的引用，但并未继承这一图示，而是从各个方面违逆着，翻转了这一传统意向。只要我们对比一下同样是女画家管道昇的《竹石图》就可以清楚地明白。吴笛笛画中的竹既非自由生长，非劲节向上，也非坚毅，更非破土而出，而是悬浮在浅白的底上，远离生养的土地，呈现为形状各异的、不同风干的竹竿，有的泛黄、有的尚且嫩绿。

▲ 管道昇，《竹石图》元

▲ 吴笛笛，《并非自相矛盾》240x120cm，布面油画，2014

它们都被塑造为特殊的形体，或是围合成几何规制、或是互相纠缠、或是直挺挺的横陈，且都遭到折损，被截枝，除叶，无瓣，其中有一段或几段在外力的强迫下翻转着，甚至扭曲至裂。它们难道不是我们惯常看到在各大建筑工地上早已死亡的、作为脚手架的竹竿吗？在竹的撕裂处我们有时还可以看到若干只精微雕琢的昆虫，蜜蜂、蝴蝶、蜻蜓……，它们让人联想到齐白石的虫草绘画。昆虫所带的诗意却事与愿违地匹配了被扭曲的竹竿，它们在生和死的对比中形成了强烈的诠释学张力。

▲ 吴笛笛，《正常完美》240x120cm，布面油画，2015

如果传统绘画中君子之竹的图像维持着一种自宋代以来杰出文人的理想和价值观，它内嵌于社会的交际之中，成为文人间互相赠送和唱和的中介，那么后世在这一图像的流行中，在君子理想的逐渐破产中，它实现了一种对缺失的补偿，我们在其中看到了压抑和疏通，察觉到了一个文化装置背后所蕴含的某种特殊的神经官能症，这也就是我所理解的文化的“不适”（Das Unbehagen），以及文人画的悖谬。

▲ 吴笛笛，《隐秘的目的》240x120cm，布面油画，2015

在今天刚刚进入中产阶级消费社会的中国，吴笛笛的竹已然不再是文人世界的那一杆杆君子之竹，而是现代化工业下的被规训和压抑之竹，它们正是今天新型白领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象征。

▲ 吴笛笛，《∞》140 cm×200 cm 布面油画 2019

由于绘画的流通方式古今不同，吴笛笛的竹画并未试图补偿当代新型中产阶级的理想缺失，因为它并未内嵌于社会赠予的系统之中，而是处于当代艺术批判的展示体制下，所以它以隐喻的方式展示了这一代人最为直观的生存处境。吴笛笛的竹和文人画传统中的竹之形象的鲜明对比给我们带来了对当下的丰富联想和反思：在被今天社会所扭曲、规训、框定的每一个我们难道不正如同是这些竹子一样，在现代化的进程下逐渐丧失了本性、丢失了根和那赖以生存的土壤。

▲ 吴笛笛，《向内凹101度》120X120cm，布面油画，2019

当今中国新型白领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困境同样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在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的名著《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中，明确地点出了这一“现代文化”所造成的“不适”（Discontents）。美国经济在战后的蓬勃发展同样可以对应到中国最近几十年来呈现出的欣欣向荣的景象，也就是我们所谓逐渐形成的中产阶级消费社会。代表新式中产阶级的是新出现的白领，他们有较好的教育背景，就职于同样新兴起的大型公司。这一新型的公司代替了原来分散的小业主和个体户，极大地提高了市场生产效率，稳定了战后的社会秩序。这一繁荣的局面似乎代表着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更加文明有序的时代。但米尔斯却认为这是现代性对于人性压抑和异化的进一步深化。新中产阶级的出现预示着美国自由和独立精神的衰落，它迫使美国式乐观主义的终结，导致了分裂和破碎的主体性（Subjectivity）的形成。这也同样回应了弗洛伊德在《文化及其不适》中的论点：文化进步的代价就是因规训的增强而日益丧失的幸福感。

▲ 吴笛笛，《秘密意志》240x120cm，布面油画，2019 

▲ 吴笛笛《共同体》200x140cm 布面油画 2020

这种压抑和异化的根源被认为是在二战后建立的资本主义“科层制”（bureaucracy），它在20世纪中期的西方得以实现，并获得普及，就如同今天在中国所发生的故事。科层制这个概念最早源自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政治讨论。它有着严密分工和完善制度的、非人格化的等级制。虽然它能够大大提高生产效率，但同时也会让丰富而完整的人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工作的激情。和拥有自己财产及生产资料，独立自主的旧式中产小业主和个体户相比，新式的中产阶级却被禁锢在巨兽般大企业的“科层制”这一牢笼中，成为了巨大的资本主义生产系统中的一颗颗螺丝钉。他们虽然努力勤劳地工作，为自己和家庭赚得了富裕的生活，但却在抽象的工业化系统下丧失了工作的乐趣和意义，并在竞争中陷于永无止境的焦虑和恐慌。

▲ 吴笛笛，《严肃的瞬间 No.1》120x120cm，布面油画，2020

▲ 吴笛笛，《严肃的瞬间 No.2》120x120cm，布面油画，2020

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世界中，在“科层制”之外，人们的生存的环境更为不定，每个人都被迫不停地调整自己的状态。人往往处于一种无所适从的迷茫和不稳定中，自由所带来的焦虑和恐惧无所不在，那曾经坚如磐石的自我不再节节向上，而是在外部变动不居的趋势下被随意地撕扯和扭曲。

▲ 吴笛笛，《世界是我的世界》100x200cm，布面油画，2020

吴笛笛的艺术作品一方面援引了传统的文人画中的主题“竹”，另一方面却使其翻转，否定了文人阶层如今的替代者身份——当代中国新型白领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她通过对于竹子的扭曲隐喻了他们的生存处境，同样揭示了在当代文化装置下的神经官能症，回应了弗洛伊德在《文化及其不适》中对于现代性的精辟诊断。

▲ 展览现场

在吴笛笛最近新画的竹中展现了更为夸张的撕裂和扭曲，它们仿佛在无止境的旋转中被甩出轨道，连基本的形体都难以维持。现代文化的极速推进势必不断撕裂既有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并使得每一个人赤裸裸地直面一轮轮的释放和压抑的变化。个体和“文化-超我”之间的关系不断失衡，这导致我们处于永无止境、持续恶化的现代性“不适”之中，弗洛伊德在一百年前抛出的问题还是悬于无解：在加速的科技、社会变革中人类如何才能重新找到个体和社会的和谐呢？

展览信息

物是&物非 文-画及其不适

策展人：姜俊

展览时间：2020年09月19日至2020年11月22日

展览地点：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隔山新街21号 三域·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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