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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读胡适留学日记与陈独秀手稿,上图展亚东图书馆遗珍

2020年适逢新文化运动105周年,展览“亚东图书馆遗珍——陈独秀、胡适重要文献特展”于9月9日在上海图书馆开幕。

展览展出亚东图书馆藏陈独秀、胡适等9种重要文献,包括《胡适留学日记》手稿、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胡适《跋<红楼梦>考证(一)(二)》以及胡适与友人往来信札等,呈现一场跨越百年的文化寻访之旅,探讨文献价值,梳理探讨新文化运动对百年中国的深刻影响。

在开幕式现场,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周德明表示,上海的读者可以近距离阅读、欣赏两位文化前辈的手稿,感受他们当年的种种思绪、心路历程和记录。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表示,“这一批东西是宝库,对研究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化、学术、文学,都有很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价值。”而作为巡展,“上海站也是有意义的。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去北京的,胡适更是毕业于上海澄衷中学。”

展览现场

展览现场

推动文化发展的亚东图书馆

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为标志,后改名为《新青年》,迁往北京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是由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蔡元培等人发起的一次“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这次运动推动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

而此次展览所提及的亚东图书馆则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一颗明珠,在20世纪上半叶与商务印书馆、韬奋书店形成三足鼎立之势。鲁迅曾言: “我以为许多事是做的人必须有一门特长的,譬如标点只能让汪原放,做序只能推胡适之,出版只能由亚东图书馆。”(出自《鲁迅全集》第三卷《华盖集续编》)

图片右侧较高的楼房为亚东图书馆旧址

20世纪初的上海是中国的“文化出版与传播中心”,是出版人的乐土。现代出版发行家汪孟邹1913年在上海创立亚东图书馆,其前身为安徽第一家新式书店——安徽科学图书社,在陈独秀等人的积极推动下迁至上海——很快成为新潮思想与进步文化的活跃阵地。

现代出版发行家汪孟邹

1913年,在陈独秀等人的号召下,安徽第一家新式书店——安徽科学图书社迁至上海,更名“亚东图书馆”,由此书写了中国近代出版史的辉煌篇章,其出版发行的《新青年》杂志掀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推动了中国20世纪初新思潮的传播及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奠定了亚东图书馆“革命功勋场”的历史地位。

而现代出版家、翻译家汪原放是亚东图书馆的骨干编辑,陈独秀、胡适、章士钊作为亚东图书馆的灵魂人物,汇聚了一大批文化界的有识之士,通过出版——胡适留美回国后,毫无保留地将其著作在“亚东”出版——有力推动了新文化运动与波澜壮阔的现代中国进程。

亚东图书馆编辑所同人合影(左起,前排:汪协如、汪乃刚、章希吕、程健行、余昌之;后排:章近江、章志金、章焕堂、汪原放、吴嗣民、周道谋)

胡适致汪原放信札

在开幕式论坛上,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章清表示,在当时,杂志、报刊是最有传播力的宣传媒介,因此出版这些期刊的出版社成为了有影响力的机构。早期,这些杂志的读者数量是惨淡的,陈独秀去北大后,逐渐形成了出版社、期刊与大学之间的互动,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

此次展览中,《胡适留学日记》手稿、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胡适《跋<红楼梦>考证(一)(二)》以及胡适与友人往来信札等具有瞩目的文献价值,既是20世纪初新思潮仁人志士友谊的见证,也是重要历史时期大变革的重要见证。

展览现场

《胡适留学日记》,见证其内心独白与思想演变

日记是一种饶有趣味的文体。倡导新文学运动的胡适尤其注重日记体,他称自己的留学日记为“留学时代的自传”。80多万字的留学日记详细记录了胡适在美期间生活、交游的情形以及由此产生的情感与思想的变化,或者把和朋友谈论问题、通信或面谈的大概写在其中,有时也将自己的问题、思想的材料、步骤、结论记在里面。胡适写日记之勤令人钦佩。早期的留学日记多是流水账,只有两三句,但由于其连续性,读者读之并不觉得枯燥。海外留学、读书、忧国思乡成为胡适日记的三大主题,现在读之依然能够感受到作者情之真,意之切。

胡适留学期间与友人合照

胡适(中排左一)和同学持康奈尔大学校旗合照

胡适(前排左一)与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及同学合照

胡适(前排右一)与康奈尔大学中国学生俱乐部成员合照

胡适于1910年至1917年留学美国。《胡适留学日记》最早由上海亚东图书馆以《藏晖室札记》为名,于1939年整理出版。此后,商务印书馆、安徽教育、湖南岳麓书社等多家出版社均依照“亚东版”,以《胡适留学日记》为名重印出版。

《胡适留学日记》

胡适在《自序》中说: “这些札记本来只是预备给兄弟朋友们看的;其实最初只是为自己记忆的帮助的,后来因为我的好朋友许怡荪要看,我记完一册就寄给他看, 请他代我收存。”又说: “这种工作是求知识学问的一种帮助,也是思想的一种帮助。它的方式有多种:读书作提要,札记,写信,谈话,演说,作文,都有这种作用。”胡适说: “这几十万字是绝好的自传。这十七卷写的是一个中国青年学生七年间的私人生活,内心生活,思想演变的赤裸裸的历史。”

《胡适留学日记》(局部)

《胡适留学日记》(局部)

《胡适留学日记》(局部)

此前,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曾表示,《胡适留学日记》不仅仅是一本日记,更是一本雅集。对他来说,有幸见证这本真迹,实在难能可贵!《胡适留学日记》中不仅有日记、简报,还有照片和胡适先生的手绘图稿,资料可谓是超乎想象的丰富,“胡适哪天结婚的?别的把本可能没有,而这本日记上记载了他结婚的场景。”此外,陈子善还表示,《胡适留学日记》对于研究者和书法爱好者,是一件具有高价值的事情。而复旦大学出版社学术总监陈麦青曾表示,对于当时的影印技术来说,能将这样的宝作出版是非常不容易的,希望“把收藏展出供大家研究成为当下的一种观念。”

开幕式论坛现场

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

“科学与人生观”是20世纪中国现代哲学史上一场著名的思想论争,也称“科玄论战”,被梁启超誉为“替学界开一新纪元”。三大派别玄学派、科学派、以及唯物史观派,就科学与人生观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中国重要的思想家几乎全部参与其事,论战文章字数高达“煌煌二十五万”。

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主讲《人生观》,自此在中国学术界引发了一场有关“科学与人生观”的争论。陈独秀与胡适都在1923年11月,应亚东图书馆创始人汪孟邹的邀请,先后为该馆汇印的《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序。

陈独秀

陈独秀, 《<科学与人生观>序》,1923年作

陈独秀写于1923年12月20日的《<科学与人生观>序》手稿,现在平心去看,无论在当时及今天,均意义非凡,值得深思。在他看来,“科学与人生观”不是什么“永恒的问题”,而是历史发展到某特定阶段被注意及引发人们困扰、思考的一个问题。他认为,“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这标志着,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另一个重要派别——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加入科玄论战之中。

陈独秀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应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对科学与人生观及其两者的关系进行了客观且详尽的解释,最终使论战暂告结束。

在现场,观众可以看到陈独秀对序文重点的圈红标识,这对于解读陈独秀的思想轨迹、理解这场世纪论战乃至20世纪哲学思潮具有重要的文献补充意义。

陈独秀, 《<科学与人生观>序》,1923年作

胡适《跋<红楼梦>考证》

《跋<红楼梦>考证(一)(二)》是胡适在20世纪红学论战中极为重要的史料,也是文化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红学”自光绪年间盛行,直至民国后,研究热情不减。其中,以胡适与蔡元培的研究成果最为瞩目。胡适于1921年出版《红楼梦考证》,将红学的考证内容限定在作者、版本、时代三个方面,得出《红楼梦》是曹雪芹“将真事隐去”的自传结论,自此开启红学研究的新时代,俗称“新红学”,并对过往红学研究予以尖锐批评。

胡适《跋<红楼梦>考证》

胡适《跋<红楼梦>考证》

过往红学的代表人物蔡元培难以接受,在自己考证《红楼梦》的研究《石头记索引》第六版中表示胡适的观点不能征服他。胡适随后发表《跋<红楼梦>考证》一文,其中含“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指出蔡元培所用方法过于守旧。

两大学者就《红楼梦》不同的研究视角展开了一场轰动一时的论战。蔡、胡之争并无结果,两人各执己见。但这场论战在某种意义上开启了“20世纪新旧红学之争”,使得《红楼梦》这部文学经典在特定时代语境下不断获得全新的阅读视角。

汪孟邹致陈独秀信札

《胡许通信集》手抄本

此次“亚东图书馆遗珍——陈独秀、胡适重要文献特展”为巡展,将展至9月13日。随后,展品将移至杭州、南京,最终回到陈独秀与胡适的故乡安徽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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