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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年报 作者:北大獾2020-09-04 14:47

原标题:负担过重的英雄悲歌

正式上映十余天,电影《八佰》的热度还在升级,口碑也呈现出日渐分化的态势。誉之者爱其对战场的描摹,时而壮怀激烈,时而情真意切,皆能动人;毁之者则指斥其篡改历史、立场暧昧、虚无主义。两边都有强烈的情绪,可见无论观念上有怎样的分歧,电影对其题材感染力的发掘,可谓成功。即便很不喜欢《八佰》的观众,也大多认可其远超以往同类题材的技术水平。借此,作为整体的中国军人勇于牺牲、保家卫国的精神,在电影中得到了鲜活的表现。

问题或许在于:战士们为何而战、为谁而战?电影既积极寻求对此的解答,又将其置于流动的“看”与“被看”的装置之中,而不愿轻易给出一个稳定的答案。导演坚持对各种价值做相对化的处理,甚至对于“不管输赢,只想战争尽快结束,让老百姓少受点儿苦”这种意见,也在片中给予其发声空间,而将裁判的权力交给观众。这种处理方式相当大胆,也不免带有很大的冒犯性。于是在这部不同价值相互解构的电影中,即使突出了战争杀人、将士杀敌这样颠扑不破的精神内核,却抽离了原有的根基,使其漂浮在意义的能指海洋上。电影所以聚讼纷纭,大概主要植根于此。关于电影对特定历史的改编、文艺与现实的关系等等,论者已多有涉及,在此之外,从电影本身着眼,我想还有以下几点可以展开讨论。

被置换的英雄叙事

电影上映以后,一直有观众表示不满,认为电影对正规军评价过高。其实从另外的角度看,电影的问题也许在于对正规军的内心世界表现得太少。为了表现英雄的形成或不能形成,电影中无论欧豪、王千源、姜武、张译,其所饰演的“杂牌军”的内在自我都得到了相当完整的表现。相较而言,尽管同样操着各地方言,包括李晨在内的正规军,却显得面目不清。

也许因为代表最广大的农民,电影对于欧豪饰演的端午的塑造,是其中最有说服力的。在电影开始,他既不是懦夫,也不是英雄。他的使命是叔父临死以前的嘱托:“看好小湖北,好好活着,带他回家。”他想从水道逃去租界,但是担心小湖北面临危险,于是大声向国军预警。受到美丽的白俄妓女目光的鼓励,他的心里注入了英雄的梦,才心甘情愿回到队伍里去。他接引了送来国旗的童子军杨慧敏,战友说看看人家姑娘多有勇气,你昨天还想着逃跑。可是鼓舞着他的不仅是姑娘的勇气,还有姑娘的体香。他的成长不是抽象的,电影中的每一处铺垫都像是一个台阶,帮助他向上走,最终成为英雄。

和端午一样,羊拐的老娘、老铁的儿子、老算盘的老婆,都是他们及物的、可感的牵挂。这是生活的常态,也是战争中不能拥有、不该为之停留的奢侈品。真正的英雄,是舍家卫国的英雄。郑恺扮演的陈树生,就是电影中最震撼人心的英雄。然而,无论在他舍生取义之前还是之后,我们都对他一无所知。魏晨扮演的朱胜忠,没来由地说过一句“丈夫许国,实为幸事”,但这并不能为他的形象增添一点战场以外的特质。其实,电影中有两处细节,可见李晨扮演的齐家铭和朱胜忠的关系非同一般,一是他们洗澡的时候互相搓背交谈,二是自愿担当敢死队员时前者阻止后者报名,可惜电影没有进一步表现。

逃兵们获得了战斗的勇气没错,可是他们真的已经成长为和电影中正规军士兵一样的英雄了吗?我们能不能认为,几个逃兵的今天,就是正规军士兵的昨天?我想很难这样讲。首先,不能认为英雄士兵都是从逃兵成长起来的,或者说逃兵尚且如此,英雄一定更容易获得担当。他们走上的其实是不同的成长路径。其次,电影着意表现的几个逃兵,也并不仅仅依靠思想和情感上的内在成长,电影非常写实地表现出他们一直受到军纪的胁迫。当正规军告诉你可以选择自由离队的时候,等待应征者的其实是禁闭,甚至枪毙。在缺乏替代性选项的时候,个人的选择也就没有自由可言。所以,电影其实是用逃兵带有强迫性的被动成长,代替了正规军英雄的成长,仿佛英雄是天生的。无力进入英雄的内心世界,这是电影的一大缺失。

写全景的诱惑与“民气论”的阴影

《八佰》的特质在于,在表现战场以外,还努力想要描绘战争的全景。但是这种努力,却使得电影有时被笼罩在“民气论”的阴影之下。所谓“民气论”,语出鲁迅1925年6月所作的《忽然想到(十)》:

大概两三年前,正值一种爱国运动的时候罢,偶见一篇它的社论(引者注:指《顺天时报》),大意说,一国当衰弊之际,总有两种意见不同的人。一是民气论者,侧重国民的气概,一是民力论者,专重国民的实力。前者多则国家终亦渐弱,后者多则将强。我想,这是很不错的;而且我们应该时时记得的。

可惜中国历来就独多民气论者,到现在还如此。如果长此不改,“再而衰,三而竭”,将来会连辩诬的精力也没有了。所以在不得已而空手鼓舞民气时,尤必须同时设法增长国民的实力,还要永远这样的干下去。

在鲁迅笔下,民气与民力的对照,有时也表现为文章与实力、抒情与写实。面对惨烈的作战场面,抒情的诱惑是不可避免的。能够唤醒国人,也是将士们自己的希望。譬如电影中一处很动人的场景,就是谢晋元团长说:“我们这四百人让民众看到了,我们中国还有希望”。只是希望的种子,未必在当时就有回报,《八佰》则似乎不愿让这种期待在片中落空。电影中有意设置了几处细节,包括敌对的日本军官以个人名义向谢团长表示尊敬,租界里的英国士兵受到感染也向日军开枪等等,在我看来,都是与八百将士的英勇作战相违和的场面。电影有意要给将士和观众增添一点安慰,这种安慰却显得空虚。电影临近尾声,成功逃离部队进入租界的老算盘,看到战友们遭受重创,也像是受到某种召唤,走向河边和民众一道观看将士们撤退的场面。这尤其使人感到,在战争面前,观看作为一种参与手段的限度。《八佰》却很喜欢在此处做文章,动辄拍摄路人肃穆仰视的神情。

借助观看,《八佰》将租界里的外国记者和士兵、中国民众都纳入到战争景观之中,然后以租界民众为英雄点赞的手势结束全片。这造成了一种幻象,仿佛电影中的将士与民众,就足以构成抗战的全景。仿佛是说看我将士英勇抗战,带来国民气概汹涌澎湃,胜利还会远吗?可惜,抗战的图景从未以这样简单的方式呈现。

同样试图写抗战全景,老舍的小说《四世同堂》主要是做筛选的工作,在国仇家恨中,考察谁是合格的抗战主体。《八佰》则要宽容许多,似乎只要一时动了向善之念,大家就都是好同志。明知史实不可能“大团圆”,电影依然替代性地拍了一个“小团圆”的结局。

“表演”的宿命与生机

导演管虎之所以选取四行仓库保卫战作为主题,我想首先应该是看中了这场战役的复杂性或者暧昧性。国军大部已经撤退,留下最后一支队伍背靠租界作战。身后的百姓密切关注他们的动向,同时受到其他殖民者的保护,并不需要他们的坚守。战斗经过各国媒体报道,被放置在全世界的眼光之中。战斗目标不是眼前的敌人,而是远隔重洋的外交谈判。坚守既是一种壮举,也是一场表演,演到什么时候收场,要看当局遥远的指令。最后,部队弃守退入租界,被第三方缴械是结局。

这里涉及对于表演的几层挪用。电影中,蒋介石借八百壮士的抵抗表演给英美看,以寻求国际援助;谢团长趁机表演给首先是租界百姓的国人看,表明国军坚持抗战的决心;电影本身,也希望作为一种表演,召唤超越政治的精神团结。如同“宣传”一样,“表演”并不意味着贬义。只是作为虚拟的艺术,电影往往寻求将“表演”的成分掩藏起来。《八佰》却反其道而行,以表演嵌套表演、以表演针对表演,这就将表演作为外部介入、人为拟象的特质凸显出来。这当然是挑战观众审美习惯的行为,导演未必意识不到,但是也许更愿意承受相应的代价。由此可见,《八佰》从根底上就不希望成为传统的所谓“艺术作品”,而更像是一种质询机制,有意将电影中的追问延伸。作为士兵、作为电影,如果注定不能摆脱表演的宿命,那么不妨承担起来,在此基础上寻求超越。

于是《八佰》就像是管虎写的一篇论文。黄晓明扮演的特派员说:“战争背后都是政治。”电影就是对此的驳论。不愿如此,又能怎样?谢团长说:“我们要做一粒粒种子,唤醒国人。”由此,《八佰》重新回到了中国现代文学漫长讨论的起点。电影开篇曾经引用鲁迅《墓碣文》中的语句:“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从片中的理解来看,似乎是说大丈夫求仁得仁、死得其所,不畏后人评说是非功过。这是可以的。不过鲁迅的本意却是说,期待所处的历史阶段完全过去,人类进入新的纪元。他讲裴多菲的可惨,不在于死,而在于死后还有人读他的诗。要待他的诗也没有人读的一天,才可见他的微笑。可见微笑并没有那么容易,还要经过后辈艰难的跋涉。相信《八佰》引发的争议,也将延续相当漫长的时间。

从审美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八佰》是一曲负担过重的英雄悲歌,既要筛选,又要召唤,像是既要做主裁判,又要做拉拉队,情绪未免塞得太满。将表演的内核剥开给人看,叫人在影院里也不得休息,却又用并不深刻的抒情来加以麻醉,也有拉扯之感。可是,我们仍然需要《八佰》,需要它引发的讨论,告诉我们这段历史还未远去,并且期待有朝一日,我们能够超越——而非逃避——这些负担,拍出既不浅薄也不夹缠的崇高,给人净化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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