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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设计 2020-08-21 16:32

原标题:地域感的失落

“大地是生化万类的慈母,她又是掩藏群生的坟墓。”——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包裹峡谷”(Valley Curtain,Project for Colorado)

5月31日,艺术家克里斯托·弗拉基米罗夫·贾瓦切夫(Christo Vladimirov Javacheff)的传奇人生谢幕了。悼念这位大师的信息不计其数,人们追忆着和他作品相逢时所体验到的“愉悦及美感”,亦仰慕着他与妻子珍妮·克劳德(Jeanne- Claude,与克里斯托同年同月同日生,已于2009年去世)厮守一生的唯美爱情。他们不仅是生活上的伴侣还是艺术中的绝佳搭档。1994年,克里斯托夫妇将他们的艺名改为“克里斯托和珍妮·克劳德”,一个无法分割的整体被铸造而出。

“伦敦马斯塔巴”(The London Mastaba)

如果说爱情是克里斯托传奇故事的背景,那么置于前景的主体必然是艺术。诸如《奔跑的围栏》《包裹海岸线》一类的创作营造出在自然中的地景,使周遭自然的美学性质得以凸显。而令克里斯托夫妇名声大噪的《包裹德国国会大厦》则将对象直指特定场域地上的附着物——人造建筑。这显然溢出了“大地艺术”(earthwork)的狭隘定义,即控制、处理自然环境的艺术。海德格尔的“大地”概念或许可以用来拓展其内涵,它是“庇护者,它总是倾向于把世界摄入它自身并扣留在它自身之中”。其中,“世界”指“全部的生存活动”。大地与世界对立,在如此的“争执”(streit)中,艺术的真理方能显现——这不恰是克里斯托夫妇作品乃至他们人生的存在状态吗?构思、绘制草图、谈判、修建、展示、拆除,这套艰辛、冒险的循环不就是他们对于“世界”的实现、对于“大地”的标示及争执后的回归吗?

“漂浮码头”(The Floating Piers)

而上世纪前叶的哲学概念及传统艺术史的叙述无意也无法展开六十年代迄今持续激变的图景。对克里斯托和珍妮·克劳德的评判似乎早于他们的辞世就“盖棺定论”了。今日之追思倘若囿于既定的史学套路,那么他们晚年的坚持、努力也就不可能被赋予任何所谓“先锋”的价值。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他们的创作生涯之初便带着那一时代的烙印,只不过那印记被艺术史学家及艺术家所谓的“纯粹审美”遮蔽了。1964年,克里斯托和珍妮·克劳德移居纽约——当时思想交锋的暴风眼中心,他们并未在当时派系林立的政治光谱中闪耀。激进的深渊,克里斯托在他童年少年时便已凝视过了,他早已用脚做出了选择(克里斯托出生于保加利亚,成年后为了追求自由出走他国,几经辗转到达巴黎,与珍妮相识)。但他们绝不是与世隔绝的隐士,其创作中隐含着积极的、反叛的实践倾向。他们不愿让自己的创作故意去呼应某种看似合理的社会目的,不愿意把创作之刃劈入时局流变中。同时,创作所针对的亦绝非单纯的美学,它们还承载着各类指涉,包括环境、政治、存在性质的本体论问题等。

“被环绕的岛”(Surrounded islands Miami)

弥散在那些景观中的是强烈的自由意志。最终形成的瞬时性景观在客观上被严格限定了存续的时间,激发着人们的珍惜与爱。但另一方面,作品本身都无法被购买、收藏。克里斯托和珍妮·克劳德拒绝任何形式的赞助,以保证艺术的绝对自由。而“纯艺术”历史的书写者们却揶揄着克里斯托夫妇,时常把他们为了自付项目全部资金而出售前作、草图、模型等实物作品的情态表述为“不得不”。出于对其筹款能力的嫉妒,也曾有艺术家戏称克里斯托夫妇为“企业家”。虽然这个标签贴得有点刻薄,但它的确揭明了他们实践中除了艺术表达外另一个重要的层面。精准地说,他们应该是“社会活动家”。每一次项目的执行都是一次艰巨的游说活动。此活动的范围远超出艺术界,其经济基础也不必再依赖于艺术体制中的收藏、赞助、委托等形式的资金。

“包裹巴黎新桥”(The Pont-Neuf Wrapped)

从更加宏观的社会整体视野来观察,克里斯托夫妇的“超级工程”得以成真的现实要素必然包含发达成熟的西方民主机制及稳定规范的资本市场。《包裹德国国会大厦》创作于19 9 5年,通过公开辩论、民主投票获得了创作许可。在国会大厦被包裹的两周时间里,50 0万观众的“嘉年华”昼夜不休,这是全球化的庆功狂欢。在世纪之交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克里斯托夫妇的创作开始被神化、被数据景观化。“我们的作品都有关自由,自由的敌人是拥有,因此消失要比存在更永久。”克里斯托曾这样解释为何他们作品的存在时间都被设定得如此短暂。不过现实却事与愿违,随着信息技术的极速发展、应用,那些景观恐怕无法真正地消失,它们成为图像、视频见证着“神迹”的“曾经在场”,它们被封装进入不朽的数据身体,而不是记忆与感知。

“包裹国会大厦”(Reichstag wrapped)

晚期资本主义的逻辑裹挟着公众,制造了大地艺术的神话。在新时代媒介和信息的影响与统领之下,传统意义上的公共领域随之瓦解。但纵观克里斯托和珍妮·克劳德的一生,他们从未因迎合时代变迁而改变自己的判断与追求,亦从不拒绝有见地的批评及质疑,因而他们极具公共属性的、基于特定场域的实践足以组成一块异常坚固的棱镜。经由此棱镜,我们得以窥见“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结构转型及其崩溃”以及国内当代艺术走向公众的症结。同时,于此棱镜的核心,对于我们今人而言,更为弥足珍贵的则是具体行动和具体场所之间那根紧密的纽带——地域感。那种地域感确认着边界,而边界构筑了我们基本生活世界的空间和历史时间坐标。然而今日世界之现状并不容乐观,互动结构的转变导致具体行动和具体场所之间的联系被切断,边界的消弭使得我们难以判断自身是否真正“在场”,从批判到消费的变化亦使人们不再可能真切地贴近“大地”获得启迪。或许,现在我们应当缅怀的不仅仅是克里斯托个人的逝去,还有那份地域感的失落。二者皆是时代之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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