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回望清华美院前身——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大学是人类文明的灯塔，大学共同的目标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109岁的清华历经风雨，自强不息，气象更新。

“佳期当可许，托思望云端。” 值清华大学校庆之际，本报特别推出“往期经典”栏目，邀请读者和我们一同回顾清华美院前身、新中国第一所高等设计学府——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历史和辉煌。

1956年11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前身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作为新中国第一所设计艺术类高等学府，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汇集了一大批胸怀爱国热情和教育理想、力图发展我国的现代工艺美术和设计艺术的大师。在发展过程中，又集聚了多个学科的名家、名师，他们从不同的着重点进行创作与研究，面向世界、奋发进取，融汇古今中外，开创了一条“为民族而设计”的道路。

在教学理念上，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既强调艺术与科学的结合，又强调继承和发展民族、民间艺术，坚持以生活为创作源泉，坚持工艺美术和设计艺术的发展应该面向现代生产、面向大众生活。在其院刊《装饰》杂志创刊号的封面上，“衣、食、住、行”四面旗帜的图形是其办学方向的高度概括，也是其创作和学术方向的象征。这种理念，成为了中国设计教育现代转型的基石，成为了中国现代工艺美术和设计艺术理论建设及艺术创作的重要源泉。

1999年11月，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清华大学，成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其为人生而艺术、行知合一、和而不同的学术精神，以“工艺美术”与“设计艺术”并重的学科特色，在中国艺术教育领域独树一帜，其文脉传承与经典案例，值得我们系统整理与重新认识。

回望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由工艺美术大家们呕心沥血所营造出的中国工艺美术殿堂，尽管已经蜕变、转型，但其所留下的光辉与梦想依然留在每一个“老工艺美院”人的心目中。

创建之筹备

创建与学术来源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典礼合影，1956年11月1日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于1956年，是新中国第一所高等设计学府。其成立的时代背景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是历史基础，20世纪上半叶的工艺美术教育与实践，为新中国工艺美术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二是时代需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建设领域对工艺美术设计人才的迫切需求，成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筹建背景。其三是志同道合的创建者，一批早年就怀有“美育救国”理想的有识之士，在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南北组合，志同道合地成为学院的创建者。

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旗、国徽、建国瓷等国家形象象征物的设计工作在国家层面得到组织与开展。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建设的发展，工艺美术高等教育引起党和政府的重视。1952年，周恩来总理在检查“建国瓷”工作时提出：“要成立工艺美术学院，要培养不同专业的工艺美术设计人才。”负责建国瓷设计的祝大年，将周总理的意见告诉远在杭州的庞薰琹。同年，时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1950年杭州国立艺专更名）教务长兼绘画系主任的庞薰琹抓住这一契机，提出了南北实用美术系合并创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方案，他的努力得到了中国美术界领导以及文化艺术界同仁的普遍支持。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学术承传脉络示意图

为创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1952年9月清华大学营建系工艺美术研究小组教师高庄、常沙娜调入中央美院实用美术系；1953年3月，庞薰琹、雷圭元率领中央美院华东分院实用美术系师生北上，与张仃、张光宇等所在的中央美院实用美术系合并。合并后，张仃任实用美术系主任，雷圭元任副主任，庞薰琹任实用美术系研究室主任。这三方师资成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创建之初的主要学术来源，并进行中外工艺美术调研、展览筹备、师资培养、教材准备等筹建工作。

1954年初，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更名为工艺美术系，庞薰琹任系主任。因筹建工作的需要设工艺美术研究室，庞薰琹、雷圭元分别任正副主任。研究室的主要任务是“联系实际，改进工艺，培养师资，准备教材”。

在展览与工艺美术调研方面，1953年，实用美术系承担文化部主办的首届“全国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的资料收集和展览设计任务，同时为学院成立做学术积累。周恩来总理观看展览时再次提出：“我们要办工艺美术学院，要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要结合生产，要关心人民生活的需要，要学习先进技术。” 1954年，文化部组织了四个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学院的创建者庞薰琹、雷圭元、吴劳、袁迈等分别带队到苏联、东欧及南亚国家举办展览，调研国外工艺美术教育的情况，为筹建学院做准备。带队考察东欧工艺美术回国后，雷圭元编辑了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两国的工艺美术品选集，袁迈编辑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两国的工艺美术品选集，1958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在教材方面，实用美术系收集、临摹、整理、编辑的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传统图案教材:《中国锦缎图案》《敦煌藻井图案》《北京皮影》，1953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成为图案教学中的主要内容。1955～1956年，工艺美术研究室编绘的教材：《图案的组织：牡丹花的写生和应用举例》《民间雕塑工艺》《Indigo prints of China》（中国蓝印花布），丰富了当时的工艺美术教学，同时在对外文化交流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56年，国家基本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整个社会朝气蓬勃。3月5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手工业工作情况时说：“提高工艺美术品的水平和保护民间老艺人的办法很好，赶快搞，要搞好一些。你们自己设立机构，开办学院，召集会议。”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第一所工艺美术设计高等院校——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在北京成立了。5月21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行政上由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和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领导，业务上由文化部领导。10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任命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副局长邓洁兼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雷圭元、庞薰琹任副院长。9月，在北京市阜成门外白堆子75号（现阜成路11号）正式开学。11月l日，举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典礼。

创建之回望先生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创建者

在“五四”运动思想的影响下，20世纪上半叶一批有志青年胸怀爱国热情和教育理想，面向世界，奋发进取，力图发展我国的现代工艺美术。20世纪20～30年代，庞薰琹、雷圭元、郑可、李有行先后留学法国，陈之佛、祝大年、沈福文等留学日本，张光宇、张仃、叶浅予、丁聪、吴劳等在国内从事商业美术、漫画、装饰艺术创作，关注民间美术与工艺美术设计，他们从不同的着重点学习工艺美术。这批青年志士中有相当一部分成为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创建者。

庞薰琹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主要创建者，决澜与小草是其美育思想与人生道路的象征。他是中国现代艺术运动的先驱，发起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现代绘画社团“决澜社”，“决澜”之气势象征着他留法回国后坚持艺术现代化的决心；“小草”则象征着他不惧苦难，始终关注生活，投身艺术与设计事业不屈不挠的探索精神。

1925年，19岁的庞薰琹赴巴黎留学，参观了国际装饰艺术博览会。他认识到“原来美术不只是画几幅画，生活中无处不需要美”。他以一个画家的眼光，感性、综合地接受了工业革命之后现代设计的成果，决定报考巴黎高等装饰美术学院，却因中国人的身份而被拒收。国格与人格的侮辱，使他决定献身祖国的工艺美术事业，要在中国办一所如巴黎高等装饰美术学院那样的学院。回国后，庞薰琹与倪贻德于1932年创立中国第一个现代绘画社团“决澜社”，提出慷慨激昂的形式灵魂。1939年，以古代纹样变形创作《中国图案集》的100幅彩色图案。1941年，创作《工艺美术设计》集，设计30幅现代生活日用品。

▲庞薰琹 《工艺美术集》

1941年设计1981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庞薰琹 漆器匣，《工艺美术集》 1941年

1946年，他在抗战胜利后回上海途中与教育家陶行知长谈工艺美术办学思想，他想要“创造一所学校，培养一批具有理想，能劳动，能设计，能制作，能创造一些美好东西的人才……要成立研究所，研究我国的传统工艺，研究各国工艺的情况，以及进行有关的理论研究工作和自己印刷一些著作和刊物”。这个“半工半读学校”的办学思想是全面的、超前的，它深受欧洲现代设计思想的影响，又与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不谋而合，被庞薰琹自称为“乌托邦”。这次谈话的设想，成为日后庞薰琹创办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思想基础。

雷圭元一生致力于图案的教育和研究。应该说明的是，20世纪初期的“图案”概念有着以“Design”（设计）为主要内容的广阔含义。1923年，他考取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图案科，1927年毕业留校任教。1929年，他自费留学法国巴黎，热衷于当地传统工艺——漆艺和蜡染，从法国传统工艺中看到工艺的美和文化意义。1940年，他在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务主任和图案教授，进行图案分科教学。1945年回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任实用美术系主任。

1947年，雷圭元的《新图案学》被当时的中华民国教育部评为唯一的“部定大学用书”。他在《新图案学》中指出：“图案事业，是文明社会新兴事业之一种。它产生于近代生活方式，达到美——快乐、和善——适用的要求的具体表现。”他的理想是：作为近代应用艺术和应用科学结合的图案艺术，必将提高人生和审美伦理的价值，成为与文明进步合而为一的神圣事业。这决定了他在以后的图案教学和研究中，始终坚持工艺美术对生活的改善和对人的教化作用。

▲雷圭元 《圭元图案集》第一辑 1941年

张光宇是自学成才的装饰艺术家，一生涉猎舞台美术、漫画、插图、书籍装帧、装饰绘画、壁画、动画、广告设计、家具设计、字体设计等众多领域。早年曾在上海以演新戏闻名的京剧戏院“新舞台”学画布景，并对京剧的人物形象、脸谱、服饰、唱腔、功架等艺术处理产生兴趣。他融合江南民间艺术特色，借鉴由鲁迅介绍到中国的墨西哥壁画与苏俄和德国版画，形成“至性在真”和“装饰得无可装饰便是拙”的装饰艺术观，立志做“新时代的民间艺人”。他的装饰不是纯形式，而是结合情感表达和强化自然的艺术手段。

20世纪30～60年代，张光宇作为《时代漫画》的主创人员，创作了《紫石街之春》《龙女》《民间情歌》《西游漫记》《大闹天宫》等一大批著名的装饰艺术作品。他的装饰艺术思想、创作风格及美学趣味对学院的教学、创作、设计产生了重要影响。

▲张光宇 大闹天宫 1961年

张仃早年就是综合艺术与设计的艺术家，艺术生涯跨越漫画、装饰绘画、壁画、展示设计、动画电影、邮票设计、国画、工艺美术教育等诸多门类。1932年，考入私立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并开始创作针砭时弊的漫画。20世纪30年代，他深受张光宇等时代图书公司艺术家群体的影响，在上海等地从事漫画创作，形成富有民族民间风格和现代意识的装饰艺术。1938年到延安后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的同时，从事解放区许多著名会议和展览的装饰艺术设计。1946年，在哈尔滨主编《东北画报》《农民画刊》。建国后，他主持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参与全国政协会徽、国徽、国际博览会中国馆等一系列重大设计。张仃强调从学习民族民间艺术和提倡新的装饰艺术观出发，发展工艺美术教育。

▲张仃 彩色宽银幕动画片《哪吒闹海》 1979年

1930年，郑可进入法国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学习雕塑，并在巴黎市立装饰美术学院学习家具设计、染织、陶瓷、金属工艺等。他在留学法国前，先在广东省立工业专门学校上学，受过金工、木工等技术训练。20世纪30年代曾两度赴德参观包豪斯的展览，比较推崇包豪斯思想，毕生关注艺术与技术的结合。20世纪50～60年代，曾系统翻译引介包豪斯设计思想，撰写外国设计、现代设计教育等方面的论著。

▲郑可 纪念章 1937年

20世纪30年代初，祝大年分别在杭州国立艺专和北平国立艺专学习绘画与雕塑。1935年，受蔡元培推荐赴日学习陶瓷艺术，深受日本传统复兴派陶艺家富本宪吉、北大鲁山人的影响。20世纪40年代，他在重庆、上海等地从事陶瓷坯釉研究和日用瓷、建筑瓷的试验及生产，投身于民族工业的复兴，形成了独特的装饰艺术思想和创作风格。

▲祝大年 青花釉里红鸡冠花大盘

20世纪50年代

1934年以后，吴劳先后就读苏州美专高中部、杭州国立艺专雕塑系。1938年，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1939年到晋察冀边区，在华北联合大学美术系任教。1943年调回延安联防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美术组，进行展览设计和美术创作。1945 年回到华北联大文艺学院美术系任教，从事年画的创新工作。1949年初随解放军进驻北平，在军管会华北大学美术工作队工作，随后负责华北大学美术供应社（后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供应社），为国内外大型展览、会议、广告、纪念章等进行设计。1956～1957年，在中央美术学院主持展览设计专修班，从编写教材到授课实践，培养了数十位新中国第一代展览艺术设计人才，并于1958年出版新中国第一本展览设计专著《展览艺术设计》，对展览设计进行系统的理论总结。

▲吴劳 《展览艺术设计》人民美术出版社1958年

创建篇之

初创时期的办学思想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时，设染织、陶瓷、装潢设计三个系和绘画、共同课两个教研室。其中，染织系、陶瓷系、装潢设计系由原中央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染织科、陶瓷科、印刷科扩大而成。柴扉任染织系主任，祝大年任陶瓷系主任，袁迈任装潢设计系代主任。本科生学制5年，研究生学制2年，进修生学制1～2年。1957年，设立室内装饰系，徐振鹏任代主任。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举办的第一个研究班：丝绸艺人创作研究班，由柴扉负责，1956年冬集体合影

校办工厂是学院教学的重要辅助机构。学院成立时，染织系和陶瓷系分别设有印染工厂、陶瓷工厂。1958年，增设地毯厂、木工厂、丝网印厂、活字印刷和石版印刷厂。各工厂都有师傅和技术人员负责管理和指导学生实习，并进行小批量的样品生产。图书资料和实物资料是学院从事教学，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物质基础。学院成立时，图书馆有图书6000册，实物资料室有实物资料2792件。

为了适应国家和社会对工艺美术的多种需求，学院采用多种办学形式：短训班、进修班、研究班、中专班，接受各地工艺美术生产、设计及研究人员学习基础理论及总结创作经验，提高艺术水平。

学院成立时，由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和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筹办的中央工艺美术科学研究所也同时成立。庞薰琹兼任所长，丘堤任副所长，何燕明任秘书。研究所设有两个委员会：1.美术委员会，“负责艺术思想的领导和艺术水平的提高”；2.科学委员会，“负责技术改进和成品检查”。另设有理论研究室（田自秉负责）、刺绣研究室（吴淑生负责）、服装研究室（周燕丽负责）、家具研究室（谈仲萱负责）、陶瓷研究室（不明）、金工研究室（郑可负责）、民族民间工艺调查研究组和张景祜泥塑工作室、汤子博面塑工作室。

研究所的任务是“改进工艺，提高创作质量，美化人民生活”。1957年2月，为使科学研究工作与教学工作相互配合，并加强中央工艺美术科学研究所的业务领导，研究所并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6月改为研究室，吴劳任主任。

学院初创时，存在不同的办学思想，可总结为以下三种:

1.从全国手工业生产和手工艺品销售的角度，认为学院的办学方针应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学院应是作坊形式，师傅带徒弟，培养的学生直接为手工业生产服务；理论结合实际，专业教学密切结合生产；向民间艺人学习，改进民间手工艺，指导民间工艺美术生产。

2.接受欧洲综合设计的思想，强调艺术与科学的结合，认为工艺美术是文化艺术事业，生活是创作设计的源泉；强调民间的工艺美术品，不能忽视现代工业品的美术设计；工艺美术的发展应该面向现代生产，面向大众，为广大人民的衣、食、住、行服务。

3.强调继承和发展民族民间装饰艺术，认为学院应以装饰美术家为主导，培养富有民族情感，坚持民族化的艺术道路，使之成为能从事装饰美术高级阶段艺术创造的设计人才。

▲1961年，新疆采风，左起：朱军山、温练昌、李永平、常沙娜

1957年5月，庞薰琹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跟着党走，真理总会见太阳》文章，不同意把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办成手工艺作坊，认为特种手工艺虽是需要的，但是“工艺美术主要的是应该为人民的日常生活服务”；主张“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应该由文化部来领导”。同月，《工艺美术通讯》第7期发表《关于工艺美术事业的几点建议》，提出关于工艺美术事业的十条建议，庞薰琹、郑可、柴扉、祝大年、袁迈、徐振鹏等36人在建议上签名，并提出“院长民选，教授治校”民主办校的建议。

1957年之后，学院的教学、设计、创作，走上了以民族民间为特色的发展道路。

1956年，毛泽东在《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提出：“国家要帮助合作社（指手工业合作社）半机械化、机械化，合作社本身也要努力发展半机械化、机械化，机械化的速度越快，你们手工业合作社的寿命就越短。你们的‘国家’越缩小，我们的事业就越好办了。你们努力快一些机械化，多交一些给国家吧。”他以伟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洞察了过渡时期手工业和工业的关系，并定下了以手工业的原始积累，为中国实现工业化创造条件的国策。20世纪50～80年代，工艺美术以特种工艺为主，出口换取外汇，为国家工业建设积累原始资本，其以手工业形态为主的命运在那时就被决定了。国内遍布城乡的工艺美术服务部，亦扭曲了社会对于工艺美术的现代认知。

▲1962年，云南写生，左起：张仃、李绵璐、黄能馥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发展是中国工艺美术事业曲折发展的缩影。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行政领导与业务领导的分离分歧，与新中国工艺美术管理机构的反复变迁，工艺美术从业者身份由个体至集体又回归到机构改革背景下的个体，这一切与工艺美术的国家政策、社会认知、学界研究、业界发展密切相关，当此四者不能形成合力，其曲折发展便不可避免。虽然，工艺美术或图案，在民国时期其语境内涵等同于西方的“DESIGN”。最终，“工艺美术”与“图案”因复杂的认知与扭曲的内涵，在1998年高等教育学科目录中被新的名词“艺术设计”所取代。

发展篇之

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1983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工艺美术史论系第一届本科生与院领导、教师合影

20世纪70～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社会背景下，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适应时代发展与社会需求，在原有的专业基础上拓宽学科领域，以“艺术设计”为核心进行综合的学科建设。1975年，原有的建筑装饰系更名为工业美术系，并以此为基础筹建工业设计专业。1977年，以调研全国工艺美术，撰写《中国工艺美术简史》为契机，开始筹建工艺美术史论系。1983年，学院成立全国第一个工艺美术史论系，奚静之任系主任，田自秉任副主任；该系于1987年获批为当时全国唯一的工艺美术史论博士点。1984年，学院在全国率先成立工业设计系、服装设计系。柳冠中任工业设计系主任，王明旨任系副主任；白崇礼、袁杰英、魏雪晶任服装设计系副主任。随后，全国各地的一些艺术院校也纷纷建立了相应的专业。

▲1984年9月，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服装设计系成立大会

1985年，恢复学院1958年的书籍装帧专业，成立书籍设计系，1991年并入装潢设计系。1988年，成立环境艺术设计系，在室内设计系（1984年由工业美术系分出成立）的基础上增加景观设计专业。以1979年首都机场壁画群为序幕，20世纪80年代以“壁画”为代表的公共艺术在全国方兴未艾，学院于1988年将特种工艺美术系更名为装饰艺术系，创作了多项全国知名的作品。学院在20世纪80～90年代，在学科建设中突出“艺术设计”的特色，并形成由专科、本科、硕士、博士及成人教育组成的多层次教学体系。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学科建设与专业发展脉络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是1931年梅贻琦就职清华大学校长的教育名言。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教育发展，正是基于初创时期荟萃了全国工艺美术与艺术设计的专家学者，例如，庞薰琹、雷圭元、张光宇、张仃、郑可、吴劳、祝大年、柴扉、袁迈、高庄、陈叔亮等；在发展过程中，集聚了多个学科的名家名师，例如卫天霖、吴冠中、俞致贞、白雪石、阿老等。

20世纪80～90年代，学院注重梯队建设与青年教师培养，选派优秀青年教师出国留学，学习国外艺术设计教育的先进经验，为拓宽原有的专业学科积累师资力量。先后公派或以其他不同支持方式留学的教师有柳冠中（赴德）、张绮曼（赴日）、王明旨（赴日）、李当岐（赴日）、鲁晓波（赴德）、包林（赴法）、张夫也（赴日）、郑曙旸（赴美）等。

▲1996年11月，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建院四十周年艺术设计作品展开幕式

至此，学院逐渐形成一支经验丰富、学术水平及年龄结构合理的教学、学术研究、创作设计以及教学管理的师资和管理梯队；学院亦成为全国专业设置完整，设计与工艺、专业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全国唯一的艺术设计类最高学府。

20世纪80年代，学院参与诸多国家重大活动与重要设计项目。完成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的首都游行队伍的队形设计及有关彩车、纪念章、奖状等设计。室内设计系、陶瓷设计系、服装设计系完成中央书记处会议厅与国务院、紫光阁总理接待厅整体设计。学院以室内设计系、特种工艺系和陶瓷设计系为主，完成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中国大饭店、北京王府饭店、京伦饭店、长城饭店、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大剧院、西苑饭店、京西宾馆等单位的室内设计与装饰创作。以特种工艺美术系和绘画教研室为主，完成北京地铁工程站台壁画设计。以室内设计系为主，完成中国驻前西德、英国、比利时大使馆及意大利联合国驻罗马粮农总部的中国厅的室内设计、家具设计。

▲1984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师生参与国庆彩车及游行队伍的队形等设计

20世纪90年代，学院注重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成立科技艺术开发中心，并以各专业系为主，设立工业设计研究所、装饰艺术研究设计所、环境艺术研究设计所以及染织服装、陶瓷、装潢、环艺、绘画创作五个研究设计室。参与了众多国家重要活动的设计，如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大型活动的总体艺术设计，香港回归专用标志设计，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的设计，澳门特派员公署大楼室内设计、监制，军委办公大楼部分室内设计，河南大厦室内设计，海峡交流基金会的标志设计，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全国妇联及1995年世界妇女代表大会会标设计，第七届全运会标志及点火台主题设计等。1997年，学院完成人民大会堂香港厅大型屏风设计，香港回归祖国时中央人民政府送给香港特区政府的礼物——“永远盛开的紫荆花”雕塑的创作设计等。

▲1997年，常沙娜主持设计大型雕塑《永远盛开的紫荆花》

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现代教育史发生了两件影响深远的事件，并引发了高等教育合并、扩招的大潮。一、教育部开始实施振兴21世纪中国教育的“211工程”，这是中国政府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的建设工程。二、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各部属院校与所在部委脱离，除部分直属教育部外，其他均归地方政府所辖。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所属的轻工业部被撤销，学院将被划归北京市所属。在这样的背景下，1999年11月，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清华大学，成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合并以来，在清华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战略目标的指导下，在综合性大学的学科平台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以“艺术与科学的结合”为特色，重点保持设计学科的优势，着力发展美术学科，综合发展艺术学理论学科，在教学、科研、创作、学科建设、人才引进、对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取得了新成果。

21世纪初期，全国重点美术学院大都追求美术、设计、史论三个学科的综合发展，导致了同质化发展的局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为人生而艺术，行知合一，和而不同，以“工艺美术”与“艺术设计”为特色，在中国艺术教育领域独树一帜，其文脉传承与经典案例，值得我们系统整理与重新认识。

经典案例之国徽设计

共同设计，集体完成

国徽设计是在中共最高领导的把关、决策之下，时代精英的参与之下，以林徽因、梁思成主持的清华大学营建系和由张仃、张光宇、周令钊等人为主的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共同设计、集体完成的。

①林徽因、莫宗江设计，1949年10月23日

②张仃、钟灵设计，1949年9月23日

③梁思成、林徽因主持设计，1950年6月17日

④张仃主持设计，1950年6月15日

⑤梁思成、林徽因主持设计，1950年6月21日

⑥高庄设计制作，徐沛真协助工作，1950年8月

⑦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的国徽审查会议场景，清华大学营建系的国徽图案（右起第二图）被选中，1952年6月

国徽设计经历了五个阶段：公开征集（1949年7月10日至8月20日）、专家委托第一轮（1949年9月）、专家委托第二轮（1950年6月）、审查与确定（1950.6）、石膏模型（1950年8月）。

1949年7月10日，政协筹备会发布《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提出国徽设计的要求：“(甲)中国特征；(乙)政权特征；(丙)形式须庄严富丽。”

1950年6月，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全体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分别讨论通过国徽图案。同年7月至8月，时任清华大学营建系教授的高庄完善了国徽图案造型，并设计、制作了国徽模型。

1950年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公布国徽图案，国徽的内容确定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

国徽的主题形象主要有：天安门、五角星、麦稻穗、齿轮、绶带。其中，天安门主题，1950年6月由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张仃提出。五角星主题，1949年9月，由清华大学营建系林徽因、梁思成提出。齿轮、麦稻穗、绶带，是两方在最初的设计方案中不约而同的选择。

在颜色方面，张仃主张丰富热烈，梁思成、林徽因主张庄严华丽，最后采用清华大学营建系国徽设计小组的方案，仅以金、红二色表现。1950年6月11日，政协国徽小组会“原则上通过天安门图形”。关于天安门主题的设计，两方主张不同的设计原则与设计表现。

从平面图案到石膏模型，清华大学营建系雕塑教授高庄，出于敏锐的艺术感受与极高的历史责任感，顶着极大的政治压力，对国家已经审查通过的国徽图案进行三个方面的修改完善。

1.绸带更有力，更规律化。

2.稻粒仍有丰富感，但不零乱琐碎。

3.将非正圆改为正圆——易于仿制，更明朗、更健康。

经典案例之建国瓷设计

民族形式、大众适用、科学方法三原则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宴并没有专用的餐具。在以西餐为主的官方庆典中，主要应用各式各样的酒店餐具；如果是中餐，则遵照清代宫廷的餐具风格。但是，这两种方式一洋一古，都不是代表新中国形象的理想选择。

因此，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提出：“中国是瓷器之国，新中国成立后，就应鲜明地表现新中国的岁月，应该把历史上好的经验总结出来，创制新中国的国家用瓷与国家礼品瓷。”他向中央政府建议，组织建国瓷生产，作为国家庆典用瓷。这一建议得到周恩来总理的采纳与支持。

▲祝大年手稿（左图）。

祝大年在景德镇陶瓷产区调查笔记（右图），1949 年

1952年8月，轻工业部致函中央美术学院提出三大设计原则：民族形式、大众适用、科学方法。9～10月，中央美院实用美术系教师分头赴陶瓷产区进行调查研究；祝大年、郑可赴磁州、禹县、上海、宜兴调查；梅健鹰赴石湾、潮州调查。调查研究的目的是：1.了解各瓷区现有的生产情况；2.采购已有成品式样；3.了解制作人员的技术条件。

1952年10月，建国瓷设计委员会成立。祝大年早在1949年即已对景德镇窑址、窑炉、材料、工艺等进行过系统的调查。12月，为了保证建国瓷设计、烧制的进度，轻工业部专门指定祝大年负责建国瓷设计工作。年底，祝大年设计的青花斗彩缠枝牡丹纹中餐具和青花西餐具成为中选的方案，并在景德镇进行批量烧造。

▲祝大年 建国瓷斗彩海棠花纹中餐具 1953年

为保证装饰设计样稿的清晰、标准，从前门国画生产合作社请来了著名工笔画家陈大章、门永华、翁振庆等先生描图、画样。文化部从故宫博物院调来多件康、雍、乾时期的陶瓷实物，以供参考。此后，批文物就留在实用美术系，成为后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主要藏品。

1953年3月，为促进产区人力资源的优化整合，成立“建国瓷制作委员会景德镇分会”。1953年暑期，为确保成瓷与设计样稿的一致性，祝大年、高庄、郑可、梅健鹰带4名学生在景德镇开始试制工作。建国瓷在三四十个作坊里手工制成，每个作坊中大约有十名工匠。所有的装饰都以手工绘制。需要绘制的图案被设计拆分得很简单，保证处于容易绘制的参数范围内。1953年9月，建国瓷中西餐具在景德镇作坊完成手工批量烧造，其中的精品被选为国宴用瓷。

▲祝大年 建国瓷 青花西餐具

经典案例之人民大会堂建筑装饰与室内设计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

▲崔毅 人民大会堂柱头设计

人民大会堂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地方，是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政治活动场所。1959年建成，是建国十周年“十大建筑”之一，坐落在天安门广场的西面。周恩来总理对于人民大会堂的建筑装饰有一个总体性的要求：“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要借鉴民族传统，要探索新中国建筑艺术的新形式和新内容，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当时的建筑师与设计师，根据严格的政治要求与复杂的功能要求，运用新的科学技术和现代材料，在全部设计、施工时间不足十个月的紧迫情况下，创造出一幢不愧为人民世纪的、具有民族特点的建筑物。

1958年12月，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组建由75名师生组成的“十大建筑”装饰设计工作队，由副院长雷圭元领衔。其中，教师17名（主要有雷圭元、吴劳、奚小彭、程尚仁、常沙娜、温练昌、梅健鹰、张守智、李绵璐、黄能馥、金宝升等），高年级学生58名，留校上课的师生作为后援。面对建筑工程中诸多复杂的工艺和工程程序的制约，学院师生坚持在实践中学习，学以致用。

▲1958年，雷圭元、张光宇、吴劳、徐振鹏、常沙娜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1957 级室内装饰系学生一起讨论人民大会堂室内装饰设计方案

万人大礼堂的天顶灯饰是奚小彭设计的代表作。周总理提出“海天一色、浑然一体”的设计要求。奚小彭为了更好地表现总理的要求，综合考虑复杂的结构、照明和音响等工程的限制和需要，在大礼堂天顶中心以五星、光芒和向日葵，组成既富于形式美感，又富含政治寓意的顶灯装饰图案。穹顶灯饰作水波状，层层向外扩展，宛如水天相接，浑然成为一体。

▲大礼堂天顶灯饰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天顶装饰由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师常沙娜负责设计。她受敦煌藻井图案的启示，她在大厅的天顶中央设计了一朵唐代风格的圆形浮雕大花。开始设计时，常沙娜只是在纯装饰性上下功夫，没有作任何功能的考虑。

受建筑设计院的工程师张镈的指点，常沙娜最后完成的设计方案把唐代的花饰图案与通风、照明的功能需求与不同材质的组合统一起来，都被潜在地组织在敦煌风格的富丽图案里，成为天顶装饰的各个组成部分。这个设计既有装饰美感，又具备建筑必需的实用功能，很完整，而且一看就是具有民族风格的。通过这一实践，她真正体会到了，艺术设计绝不是纸上谈兵，必须把艺术形式与材料、工艺、功能结合在一起才能成功。

▲常沙娜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天花顶设计 1958年

2006年，常沙娜为人民大会堂新装修的南门厅和接待厅侧面的休息厅设计了沥粉彩画的装饰图案，图案设计巧妙应用敦煌图案，并充分考虑结构、照明的功能；沥粉贴金亦让装饰图案熠熠生辉。2008年，又为新装修的人民大会堂北大厅设计了“春、夏、秋、冬”四幅大理石墙面装饰浮雕，主题富有季节性，形式更具敦煌图案的神采。

学院师生在代表国家形象的建筑装饰设计中努力寻求现代功能与民族形式的融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与建筑师、使用单位、施工单位、技工师傅精诚合作，教学相长、互相渗透、互相推动；在建筑装饰设计中从使用出发解决问题，避免复杂繁琐，加强尺度观念和整体意识，推陈出新，创造了简洁明快、朴素大方的时代感。如今，十大建筑宏伟壮丽的气势，端庄大方的民族风格及其所凝结的崇高乐观的时代精神，依然是一个时代的光辉典范。由于十大建筑代表了当时中国建筑的最高水平，对于学院而言这是一次高层次的实践机会，不仅培养了师资队伍，而且锻炼了一批学生。

经典案例之首都机场壁画

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视觉先锋

▲张仲康 黛色参天（局部） 壁画 1979年

1979年的首都机场壁画群创作，是改革开放后的国家形象工程，可谓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视觉先锋。1978年12月，首都机场工程总指挥李瑞环亲自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行动员。此后的九个多月，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仃主持、设计下，全国17个省市的52位美术工作者，与凝聚着景德镇陶瓷厂、邯郸磁州窑、扬州漆器厂、昌平玻璃厂等地区或单位的工人师傅齐心协力，共同创作，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首都机场壁画群。

▲祝大年 森林之歌 ( 局部) 壁画 1979年

▲袁运甫 巴山蜀水（局部） 壁画 1979 年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工业美术系以奚小彭为主，承担了室内装饰总体设计和家具屏风设计。以学院教师为主，和其他美术工作者，如祝大年、袁运甫、权正环、张国藩、张仲康、李鸿印、申毓成、张一民、楚启恩、连维云、肖惠祥、何山等参与了壁画群的创作设计工作。吴冠中、常沙娜、阿老、乔十光、何镇强等创作设计了多幅其他美术和工艺作品。研究生杜大恺、刘永明和特种工艺美术系1977级全班同学参加了上述创作设计工作。

首都机场壁画创作，注重现代艺术与传统工艺的融合，尊重个性，题材丰富，风格多元，共计完成传统重彩壁画、景德镇瓷砖拼镶壁画、磁州窑陶板拼镶壁画、丙烯壁画、漆画、国画、油画、玻璃画等作品，共计58幅。

▲张仃 哪吒闹海（局部） 壁画 1979年

▲权正环、李化吉 白蛇传（局部） 壁画 1979年

其中，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师生完成的作品主要有：张仃的《哪吒闹海》（重彩），祝大年的《森林之歌》（瓷砖彩绘），袁运甫的《巴山蜀水》（丙烯），张国藩的《狮舞》（陶板刻绘），权正环、李化吉的《白蛇传》（丙烯），李鸿印、何山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张仲康的《黛色参天》（重彩）等9幅壁画；祝大年的《玉兰花开》（重彩），吴冠中的《北国风光》（油画），范曾的《屈子行吟》（水墨），阿老的《舞蹈》（水墨画），刘力上、俞致贞的《花鸟》（工笔花鸟）等国画与油画；常沙娜的《四季花开》、王学东的《北国风光》、何镇强的《祖国各地》等玻璃画；乔十光的《梅》《苏州水乡》《万泉河》，李鸿印的《黄河》，朱曜奎、张虹、赵志纲的《长城》等磨漆画；朱军山、李兴邦、王晓强的《傣家风光》等贝雕画，崔毅的装饰画以及范曾等人的书法作品。此外，机场壁画还有袁运生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丙烯）、肖惠祥的《科学的春天》（陶板刻绘）。这些作品材质丰富，风格多样，展现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艺术创作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的新气象。

▲张国藩 狮舞（局部） 壁画 1979年

▲李鸿印、何山 黄河之水天上来（局部） 壁画 1979年

▲肖惠祥 科学的春天（局部） 壁画 1979年

1979年9月26日，首都国际机场候机楼壁画群及其他美术作品举行落成典礼，向建国30周年和第四次文代会献礼。机场壁画落成后，社会影响广泛，首都文艺、理论、建筑、新闻出版界、外贸界等的领导和知名人士以及在京的外国朋友，相继前往参观，给予壁画群很高的评价。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李先念、王震等，以及轻工业部、文化部的负责人先后到机场参观视察，对壁画创作给予了肯定和赞扬。

首都机场壁画是建国以来中我国美术工作者第一次大规模的壁画创作，突破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模式的束缚，采用不同的材质和艺术语言，表现了自然生态、传说故事和民风民俗的多样题材；不仅彰显装饰风格的强大适应性，标志中国壁画的复兴，而且推动装饰艺术与现代公共环境结合，并引发中国现当代艺术与设计中的装饰风潮。

▲袁运生 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局部） 壁画 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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