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凤凰艺术 | 灾难太大，艺术太小？越战如何改变这一切 

艺术与战争

艺术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人类精神层面的产品。艺术深入文学、音乐、舞蹈、雕塑等等多个领域。艺术家通过艺术作品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但是长久以来，艺术与战争的关系似乎很矛盾，有的人认为不要关于战争的艺术，不要战争艺术。但是自有历史记载以来，艺术与战争已有联系，比如古代壁画多有呈现各国战争时的战车、武器和士兵。一战时期，达达主义通过作品表现了对战争的极度厌恶。因此战争在一定程度上会激发艺术家的创作灵感甚至会改变艺术。以下是 “凤凰艺术” 特邀撰稿人林仲路为您带来的综合编译报道。

金·琼斯在越南服役八年的时候回来了，在他32岁生日，如他所说，他把自己变成“走了18英里长的雕塑。”

他穿上战斗靴,尼龙袜子罩在他的脸上,还戴上一个用泡沫橡胶和鸟笼钢丝做成的临时的荆冠，用泥涂满他的身体,绑在他的背上的是一个奇怪的由勾连的木棍和绳子组成的结构。然后他走在威尔希尔大道，从洛杉矶市中心向西走向太平洋，面对越南。

去越南之前,琼斯是一个艺术学生。然后……发生了什么?

▲ 金·琼斯1974年作品《泥人结构（大）》（Mudman Structure） 图片来源：Zeno XGallery/Copyright Kim Jones, courtesy Gladstone

残酷的，无解的问题---艺术应该如何应对战争，是史密森美国艺术博物馆《艺术家的回应:美国艺术和越南战争,1965年到1975年》这个必看展览的核心。这是一个混杂的展览，由不同群落的艺术家在一场战争的高峰期间产生。那战争改变了一切,包括艺术。

这是第一次，越南战争以如此规模由一家博物馆来呈现。由梅丽莎·何组织的这场展览,它自始至终的闪烁着痛苦。它提醒我们,尽管西贡陷落已经超过40年,痛苦仍与我们同在。今天的极化政治——从文化战争到国会僵局都贯穿着越南的余震( 我只是想到了最近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和约翰·麦凯恩的女儿梅根·麦凯恩之间的推文往来),这是记忆,是家庭历史，是数百万人的内在的生命。

▲ ¡Fuera de Indochina! by Rupert Garcia, 1970 (The Fine Arts Museums of San Francisco）

“像猪一样流汗，像狗一样工作，像老鼠一样生活，红色尘埃覆盖一切。”金·琼斯如此形容他在越南的时间。对于旁观者来说,“泥人”——他以《威尔希尔大道行走》创造的角色的表演——是可怕的，不和谐，不舒服。但对他而言更加不舒服。

《威尔希尔大道行走》并不打算作为一个隐喻。它甚至没有明确关乎越南——不过,据琼斯说,其他退伍军人了,和几个接近泥人的人都说“是的,我知道这是什么”。其实,“泥人”表现表达的是琼斯的个人奋斗和美国社会的更广泛的危机。

越南的冲击使传统的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看起来不够了。它影响了快速扩张的可能形式的艺术是指可以去寻找新的观众。公开表演、视频、大地艺术和宣传鼓动，所有这些都在战争中蓬勃发展。

越南经验也将前卫艺术向以前被忽视的声音开放，包括妇女、非洲裔、拉丁裔和亚裔美国人。我们对此的认识已经延迟太久。《艺术家的回应》这个展览的的成功部分在于它展示了多少艺术家是从边缘化群体获得了他们独特的应对战争的紧急和有效的表达。

在一个有计划的系统中非洲裔和拉丁裔人口生育不成比例，这明显是不公平的。黑人和拉丁裔士兵从越南返回，在19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社会上仍然被歧视。毫不奇怪的是,一些最明确的激进艺术是由非洲裔和拉丁裔，包括Faith Ringgold,大卫·哈莫斯David Hammons和Malaquias Montoya。

这些艺术家不需要被告知说这场战争是连接到争取公民权利。他们每天都感同身受。但他们的反应是艺术,而不是单纯的口号。哈莫斯的《美国之美丽》（America the Beautiful）展示了一个披着美国国旗的黑色身体和脸。他把自己的身体按在画面上,然后用洒上颜料纸。由此产生的图像或隐或现,这鬼影是爱国主义的旗帜之下年轻黑人生活的困境。

越南战争的最后一年——1970年代初伴随着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艺术家如卡罗琳·施尼曼Carolee Schneemann(本月去世)，草间弥生，朱迪·芝加哥和Corita Kent 乘风作浪，阐明了对于创造和维持着战争的男权力量的强烈批判。

很多反战表演艺术强调身体的弱点。在1964年至1966年之间，小野洋子五次上演《剪切》,包括1965年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小野坐在地板上,一把剪刀在她面前,邀请观众前来,切碎了她的衣服。

▲ 小野洋子，《剪切），创作于1964年。图为1965年3月21日在纽约卡内基大厅表演的场景。图片来源：小野洋子

这表演让人从心里有女权主义的感觉，但在那一年,美国在越南驻军逐步加大，从23000年增加到184300，所以这也很容易解读为是评论这场战争。 有些评论家错误地小野认做越南人（其实是日本人)。但《剪切》,就像琼斯的 《威尔希尔大道行走》，与其说是一种隐喻，不如说是一种艺术-身心-实验:给你权限，你剪掉多少? 你看着多长时间在情况越来越令人不安并干预之前?

他们看到僧侣们自焚,很近尺度的处决和裸体,凝固汽油弹烧着的孩子在奔跑。没那么臭名昭著的但几乎同样可怕的图像，复合他们的沮丧。所有的宣传和这些图片并不匹配。

玛莎·罗斯勒，她是被训练成一个抽象画家, 转向了照片拼贴来凸显矛盾。她把来自越南的可怕图像塞进富裕美国家庭室内的照片,作为伴随她的一个展览一个小册子,,提醒人们“战争总是在家里。”

▲ 玛莎·罗斯勒作品，《红条纹厨房》，出自《美丽家园：把战争带回家》，1967-1972年 图片来源：ArtInstitute of Chicago/Martha Rosler, Courtesy Mitchell-Innes & Nash

艺术家克里斯·伯登为了回应的所看到的痛苦的负担，就像他说的那样：“很多人在电视上每天晚上被击中,在越南,我的那样年龄”，在他1971年的如今已经成为臭名昭著的行为中，伤害大脑思考。他让一个射手用步枪瞄准并射击他的手臂，至今匪夷所思。

如果你发现它可恨, 艺术家应该做这样的事,“与他同龄”的人被子弹击中,死于混乱的情况下,远离家乡,那么我也得受一次。但克里斯·伯登的非理性程度已经不再让人感到异常，这是环境。

当你想到世界上正在发生多少的什么,它可以看起来更恶心。1960年代最广受好评的的美国艺术家是用喷漆在巨大的画布上画框架(肯尼斯·诺兰),画巨大的漫画(Roy Lichtenstein)以及制造金属盒(唐纳德·贾德)。

▲ bruce-nauman-raw-war

公平地说，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是努力不为艺术找太多事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教会了他们，艺术在世界上的地位是温和地与现实的战争、种族灭绝和核毁灭相处。他们目睹了法西斯和共产主义者试图将艺术转化为政治权力的工具，他们想保护它远离的大众宣传。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讨厌战争或者他们没有反对它。例如莱因哈特,继续画他微妙的极简抽象，即使他同时成为了抗议运动活跃分子。他为一个反战抗议团体做了一个明信片风格的作品说明了自己的立场。针对“华盛顿特区战争负责人”，它的一面写着“不！”、“不提案！”和“不畏惧”,另一面“不要战争艺术”，“不要关于战争的艺术”，“不要艺术成为战争”。

但是让艺术和激进主义分离，使他们感到了压力，许多最著名的从事抽象和极简的近乎难于成熟了。有些人，包括贾德,丹·弗莱文和卡尔·安德烈，暗中制作明确反战的艺术。另一些人,像罗斯勒，则完全改变了他们的艺术。

菲利普·古斯通那时已经因其颤抖的粉红色和灰色绘画而成为著名的“抽象印象派”。但是他说：“我感到精神分裂。战争，美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世界的残忍。我是什么样的男人，竟坐在家里读杂志，进入了一个对一切感到沮丧和愤怒状态，然后进入我的工作室来，来把一片红色调整成蓝色?”

▲ San Clemente by Philip Guston(菲利普·古斯通), 1975

1970年,他从抽象画转向一种笨拙的,清晰的,反复的具象绘画(一个灯泡，三k党头罩，鞋子，砖、香烟)，和一中陷入危机的整体视觉感。古斯通以最尖锐的方式表达对腐败的权力：尼克松总统的尖锐讽刺。

▲ 1971-73 Jesse Treviño,《我的生活》Mi Vida (Collection of Inez Cindy Gabriel, image courtesy of Gabriel Quintero Velasquez)

一些画家走得更远。“我想画我能画的最丑的画”，朱迪思•伯恩斯坦说。“我想让它们和战争一样丑陋和恐怖”。在充满暴力、性冲动和厕所涂鸦的《士兵的圣诞节》等绘画中，她实现了她的愿望。

在其他地方，画家们踢开了波普艺术的冷酷和极简主义的沉默与优雅,使作品变得愤怒、忙碌和热烈：吉姆·纳特（Jim Nutt ）和彼得·扫罗（ Peter Saul），以及芝加哥小组Hairy Who的成员，以绘画表现酷刑和放荡，即使他们交付是扫罗称为“冷水浴”和“坏良心”的迷幻药活力。

各种各样的艺术家们试图找到控制战争形式，赋予它意义。他们的痛苦的来源是他们不能:：没有正确的回应。灾难太大，他们的艺术——艺术本身太小了。

▲ 莱昂·戈卢布，《越南II》，1973年作品，丙烯画布

“绘画不能改变战争”，作为1967年最热情的政治画家，莱昂·格鲁巴（Leon Golub）说。“它展示战争的感受而已”。

感受就够了吗？如果你比较在《艺术家的回应》展览中的艺术与战争的规模，它们似乎微不足道。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并非勇敢的、有价值的。只是无法与更大的力量相抗。

既然无法抗衡，灾难性的力量正是悲剧的定义。如果悲剧告诉了我们什么,那就是谦卑。这就是为什么，对我来说这个展览最持久的图像记忆依然是金·琼斯泥人背在身上的简陋的木格子。它靠在一堵墙后,像一个塞缪尔·贝克特戏剧中来的道具。旁边是他沾满泥巴的军靴(它们不禁让你想起梵高的鞋子)。“威尔希尔大道散步”不仅仅是越南战争。是无家可归、谦逊和心碎。《艺术家的回应：美国艺术和越南战争,1965年到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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