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应对危机的建筑设计  

艺术家拉兹洛·莫霍利·纳吉曾说过，“设计所有的问题最后会融合成一个大问题：‘为生活而设计’”。和平年代的设计，是为了创造更高品质的生活，而战争年代的设计，则是为了更好的存活。但如果是在和平年代为应对灾难而创作的建筑设计呢？今天，独立撰稿人一万，将从美国沙漠中的小镇出发，带你了解那些千奇百怪的创造力以及设计与生活之间的平衡关系。

这个世界还值得为之而活的，不是吗？

◉ 小镇Acrosanti的广场，位于美国沙漠之中

在风和日丽的年代，不时会出现以下这种矫情的问答：如果你漂流到孤岛，要带上哪一张唱片？以前可能我会细想后半句，脑子层层过滤出印象中的满分音乐，但在2020年的当下，我看到前半句就决定什么都不用选。请问孤岛上有电吗？

自爱迪生发明电灯后的人类社会，生活极度依赖科学技术。然而新型冠状病毒的出现则打破了当前社会的稳定性，你会更加清楚群居生活的基石到底仰仗的是什么——人与人的接触和交流，安全和信任。

人类文明早已接受过多次大挑战，从流行性疾病到战争，让经历其中的人们无不充斥对未来的悲观，同时又产生急切的求生意愿。这两者是如此并行不悖。

◉ 康罗的庇护所（Richard Ross摄于美国德克萨斯州，2003年）

几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地的人们一直在建造避难所。而在半个世纪前开始的冷战时期，从越南到美国，苏联到瑞士，更多地方开始大面积建造防空洞，以保护自己家庭、社区或社会免受核事故等伤害。

美国摄影师Richard Ross在2004年出版过一本摄影书《等待世界末日的到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地下防空洞的真实形象。它们看起来古怪、偏执，有些还挺有趣的，住进去像野营一般。按照现在的眼光来看还挺酷的，但一联系到冷战核袭击以及生化攻击的恐怖背景，这些空间则令人不寒而栗。它们大多数都没被真的使用过，因为人们还没再碰到新的厄运。

◉ Charlie Hull和他的避难所（Richard Ross摄于美国蒙大拿，2003年）

如果我们需要住进去呢？避难所的目标是让躲避其中的人存活两到三周。而在电力（包含空气过滤器）和食品等资源都耗尽之后，我们还能躲避开厄运的侵袭吗？归根结底，这些地下避难所只是人们千奇百怪的日常创造之一，我们希望从中得到安全感。在真正灾难面前，实际效果还是极其有限的。

◉ 曾是二战空袭掩体，现租给阿比数据存储公司使用（Richard Ross摄于英国伦敦钟形公园，2002年）

如果核爆时刻来临，现存的避难所在逻辑上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更不可能拯救人类。它们是“失败的建筑”，是人性和政治在沟通失败后不得已为之的预设措施，这些建筑的设计者设想了一场不可避免的大灾难。它们代表了对个人生存的极端乐观信念，同时矛盾地代表着对人类毁灭的极端悲观。

无论是核武器攻击、生化事件、饥荒还是当下的疫情，都给了我们的同样启示：是时候该反思生活了。因为这个世界还值得为之而活的，不是吗？

每一次危机，均值得人们反思。我们也可以从过往的历史中找寻到解决方案的可行性，或者呈现问题所在。

为了解决人口增长过速与自然资源不足，曾经有人建立过人类在月球或火星上的殖民的一个模型：生物圈2号（而地球本身则是生物圈1号）。尝试人造出一个完全封闭的完整生态系统。该项目由石油亿万富翁Edward P. Bass提供资金，位处美国亚利桑那州，占地720万平方英尺。借鉴富勒设计的1967年世界博览会美国馆，主建筑是一栋梯形的全透明玻璃钢筋结构大棚。设施内包括几个不同的生物群落：一个人类栖息地、一个热带雨林、一个热带稀树草原、一个沼泽、一个沙漠和一个接近400万升的海洋。

在进入生物圈之前，八名宇航员周游世界，收集了3800种动植物，全放在了实验项目之中。不幸的是，1991年，也就是生物圈人被封在圆屋顶里呆了两年后，恰逢厄尔尼诺效应，即温暖的太平洋海水向东移动，导致美国海湾国家的风暴活动增加。减少的阳光减缓了生物圈中的植物产生光合作用，氧气渐少。当蜜蜂和蜂鸟开始死亡时，植物没有授粉，预期的农作物也没有生产出来。猪袭击了菜园，最后猪也死了。

随着生物圈2号的情况恶化，实验人员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并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阵营。关于偷窃和囤积食物的指控层出不穷。据报道，实验人员抱怨看电视太折磨人，因为电视里出现了麦当劳的广告但又无法购买。穹顶内的氧气水平开始下降，人员的体重普遍下降，使他们难以完成日常任务。最后氧气被秘密地注入了设施，这一过失不可挽回地玷污了项目的信誉。

在第一次试验失败后，又进行了第二次试验，但六个月后再度终止。先不说目前人类的科学技术水平根本还未能建造全新的生态体系，仅就微小的人性则轻易阻挡社会前进的步伐。

◉ Paolo Soleri站在广场上（由Joel Sternfeld拍摄于2000年，版权属于艺术家本人及纽约Luhring Augustine画廊）

现代建筑大师、城市规划家柯布西耶在89年前发表了“光辉城市”的规划方案。他提出了一个有组织的高效网格城市模式，以应对机器时代下的现代生活。而意大利裔美国建筑师Paolo Soleri却反行其道。他认为城市建筑和生态应当是和谐结合的关系。

于是上世纪70年代初，Paolo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沙漠里，以生态建筑学的理论建造了一座微型城市Arcosanti。Paolo认为城市应当是紧凑的，拥有高密度的建筑空间（农村地区则可以维持低密度原貌）。它建立在社区价值观和环境责任之上，不需要汽车，比如家和工作单位的距离处于步行10分钟的路程最好。而横穿Arcosanti只需15分钟。

40多年来他领导几千名学生和志愿者共同建设小镇。由于规模问题，进展相当缓慢，原计划容纳5千名市民，而直到现今常驻人口才在100人左右，倒是每年接待至少5万名游客。

Paolo的这个案例不完全适应现代社会发展，但伴随在城市规划之中的，提倡与自然共存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值得我们思考。

（图片来源于iloveCH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