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蝙蝠：它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文化符号？

2020年春节发生的“红遍中国”（地图）的疫情，使得大家一提到蝙蝠，不是在眼前浮现那些介绍蝙蝠汤如何有营养的画面，就是那些看起来面目可怖的“吸血鬼”造型。人们几乎忘了，在中国古代，蝙蝠这个形象曾经是中国的传统吉祥物，我国的古人怎么会把这样一种Animal当作吉祥物呢。按理来说它长得既不好看，居住和生活的环境也非常阴森，白天见不到只有晚上才会出来，这种动物为什么会成为吉祥的代表呢？这中间有许多令人回味的故事。

中国人们的情感表达方式与西方国家不同，他们强调含蓄，并以含蓄为美，因此，对于幸福的文化追求可能以一个“福”字来呈现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人们就创造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象征符号来表现。大自然中生息的的蝙蝠，无论是形状，还是它身上的颜色都与美不沾边，甚至可以以说是非常丑陋，但因“蝠”字与“福”字谐音，因此就有幸地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吉祥符号，在服饰、建筑（构件或装饰）等事物上随处可见。

唐代段成式写了本很有意思的书《酉阳杂俎》，内中有载：“南中红蕉花时，有红蝙蝠集花中，南人呼为红蝙蝠。”汉代文学家焦赣《易林·豫之小畜》：“蝙蝠夜藏，不敢昼行。”苏东坡同志在流放海南岛时，写了篇文章叫《闻子由瘦》，里头也有句说：“土人顿顿食薯芋，荐以薰鼠烧蝙蝠。”这大概是我国古代最早的相关记录了，宋代少数民族有食鼠及蝙蝠的习俗。

但是究竟中国古人为何如此喜爱蝙蝠呢？这其中有一些虽然不一定正确，但是却很有意义的说法，比如“悬崖多蝙蝠，往往寿千年”。在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其貌不扬的小东西蝙蝠却出尽了风头。

世界上约有九百多种蝙蝠，分为大、小两大类。它们既可能栖于自然的环境中，也有可能居住在人工的环境。在屋檐下、墙壁缝以及树林果园内的叫家蝠，属于小蝙蝠。蝙蝠在夜间悄然无声地穿梭、兜转、盘旋，自如地飞行。有一点我们可能要特别地注意，在古代缺乏好的照明条件，所以大家通常是看不清蝙蝠到底长什么样的，只知它样子像只老鼠却能够飞翔，而后者却是很容易被注意到的。五代的马缟说：“蝙蝠，一名仙鼠，一名飞鼠。”翱翔天际是古人梦寐以求的，所以即使形象再丑陋，蝙蝠能飞这点也把它遮盖了。小家伙们飞入住宅中却又不攻击人类，似乎与人类相安无事，李白有诗云:“仙鼠如白鸦，倒悬清溪月。”

上古时人类称呼一般动物皆是单字，如猪、马、鸡、豺、狼等。但称呼灵兽则用两个字：白矖、螣蛇、白泽、麒麟。原始人类为避寒暑风雨，防猛兽袭击，多栖居自然岩洞或树上。蝙蝠为方便地猎取食物，其活动范围大致在人类的居住地附近。在相当长的岁月里古人居住的洞穴亦是盘踞着蝙蝠，人类在未驯化其它动物之前很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与蝙蝠朝夕相处。现代医学证实，蝙蝠身上确实携带了超过100多种毒性极大、凶险无比的病毒，有埃博拉、狂犬病、SARS 等等，但病毒不能对它们造成任何伤害。同样的病毒，寄生在人类或者其它动物身体内，必死无疑。尽管如此，蝙蝠与中国古代人类共处却相安无事，并没有引发瘟疫或者重大恶性疾病，这其中或许有把它当作神一样的存在的因素在内。

蝙蝠的“蝙”字，取其倒悬于屋檐的形态。古代缺乏防蚊虫的设备和药剂，蚊虫毒物侵袭不胜其烦，漫长黑夜里蝙蝠入室飞翔，捕捉蚊虫等为食物。蒲松龄写过一首《驱蚊歌》：“安得蝙蝠满天生，一除毒族安群民。”蝙蝠使人们免受蚊虫毒物叮咬，古人觉得蝙蝠能去五毒驱赶鬼怪，有巡夜保平安的作用。有诗云：“时闻有仙鼠，窃药檐隙间。”古人认为家有老鼠意味着五谷丰登，家来蝙蝠视为安康幸福!在古人朴素的世界观里，不常见的走兽、植物、天地间的异物，常被认为是祥瑞。蝙蝠亦是有益动物，善于捕食苍蝇、蚊子等有害昆虫，又能给植物传花授粉。蝙蝠在人类生产活动中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故而古人又给“蝙”这种小动物加一个“蝠”字，即“蝙蝠”。古人认为蝙蝠是祥瑞之兽，很喜爱它，“福”文化很有可能不是先有“蝠”字，然后才与祈祷的仪式相结合，转而造出“福”字来。

中国的文化是喜庆的文化，人们喜欢借助谐音，自然界中的动植物以及各种器物，都可成为民间社会的美好寄托，如瓶谐“平(安)”、鱼谐“余”，连“鸡爪”因为音近“吉兆”，也成为美好的事物。而谐音不好以及其他不吉利的动植物，则不被喜爱。“8”字，在经济发达的广东省一些地区发音为“发”，有发财的意思，以至于“8”字在社会上非常受欢迎，“4”字音“死”，大家厌弃。

在我国很多传统的建筑中，我们都可以在其中的匾额、风火墙、隔扇等建筑结构上面发现栩栩如生的蝙蝠纹饰，有些还不止一只，或者是四周环绕四五只蝙蝠纹环绕着一只脸庞圆润、大耳朵，微开的嘴中有两颗板牙，面带微笑，憨态可掬的蝙蝠，或者是完全抽象的一个波浪形。中原地区是汉文化传统地区，在这里很多蝙蝠，图案上都会精心地隐藏蝙蝠的腿脚，而事实上，蝙蝠的脚对它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上而有种特殊的肌腱，让它们吊得十分牢固，但是民间的蝙蝠图案“神似”中略带“形似”，后肢脚爪往往会美化成紧握的小拳头。人们认为蝙蝠上门是喜事，意味着“五福临门”。中华传统文化里，蝙蝠作为“福”文化的符号，广泛地出现于建筑、服饰、器物上，婚嫁、寿诞、喜庆妇女头上戴的绒花以及文房四宝的墨盒和笔洗都有内含有它的吉祥图案。

蝙蝠是中华民族喜闻乐见的吉祥符号。通常蝙蝠纹样极少孤立存在，其更多与其他纹饰相配合，中华文化中有如下几种常见组合：

“五福捧寿”是在五只蝙蝠中间雕一寿桃(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修好德、五曰考终命)。“福至心灵”由蝙蝠、寿桃、灵芝组成。“多福多寿”是把多只蝙蝠与寿桃刻在一起。“福禄寿僖”将蝙蝠和梅花鹿、寿桃、喜鹊为伍。红色蝙蝠，寓意“鸿福齐天”或“鸿福无量”。蝙蝠口衔盘再伴以祥云，象征福之绵绵无穷。

由于蝙蝠其貌不扬和夜行的习性，总是使人感到可怕。在浩瀚的古典文学作品中蝙蝠形象却不多见，诗词歌赋中少之又少，神魔小说《封神榜》《西游记》里无蝙蝠精或妖，蒲松龄《聊斋志异》疑似有蝙蝠仙。吴承恩在《西游记》里没写蝙蝠精，出现两次蝙蝠的形象，一是孙悟空在小雷音寺变化的，“摇身一变，变做一个仙鼠，俗名蝙蝠”，模样可爱至极。巧得很，还是在小雷音寺，有蝙蝠伴飞的北方玄武七宿第三宿“女土蝠”，随同二十八星宿一起解救遇难的唐僧师徒。

中国出现蝙蝠的不佳形象首推明代冯梦龙的《笑府·蝙蝠骑墙》：“蝠曰：‘吾有足，属于兽，贺汝何用?......蝠曰：‘吾有翼，属于禽，何以贺与?’”冯梦龙的蝙蝠形象应该来源于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带进中国的伊索寓言《鸟、兽和蝙蝠》。此后的蝙蝠形象受损不大。冯梦龙在《喻世明言》中写了一个恶人经常演化成蝙蝠害人，那恶人“就如一个大蝙蝠模样，浑身黑白花纹”，但他终究深受中华福文化熏陶，对蝙蝠并不十分厌恶，也不愿意去伤害蝙蝠。于是他说李氏擒住蝙蝠后，“拿个篮儿盖好了，恐猫鼠之类害他”。随后在庞老人家属一再请求下，释放了蝙蝠。

中世纪时，形状怪异，黑夜出没的蝙蝠常被视为恐怖的象征，吸血蝙蝠、黑暗之神，和恶魔有着扯不开的关系。明代开始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播基督教文化，而基督教中蝙蝠属于似鸟而非鸟，似鼠而非鼠的“两面派”，故被归类为可憎的鸟。在“西学东渐”过程中，很多人认为西方人注重实际观察，得到的结论是蝙蝠吸血携带病毒，并传染各种疾病;中华文化对蝙蝠只是看重它的谐音寓意。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全世界70%的蝙蝠吃昆虫，只有3种蝙蝠以吸食其他动物的血为生，而且吸血蝙蝠主要分布在美洲大陆，中国境内没有这种生物，吸血蝙蝠以吸食鸟类血液为主，几乎不吸食人类的鲜血。这样看来中国人观察到的蝙蝠习性还是很细致科学的。

民国时期鲁迅在《谈蝙蝠》一文中说：“蝙蝠虽然也是夜飞的动物，但在中国的名誉却还算好的。”鲁迅认为西方人不喜欢蝙蝠，推源祸始，恐怕是伊索寓言里塑造了蝙蝠的骑墙形象。当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时候，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代表吉祥寓意的动物，逐渐被贴上了邪恶的标签。蝙蝠在以后的岁月成了时好时坏，亦正亦邪的符号。故而一些年轻人都认为蝙蝠是邪恶的象征，不祥之物。

中国传统文化创造了一黑一白两个大蝙蝠形象，白的是八仙之一的张果老;黑的是鬼王钟馗，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相貌奇异丑陋，符合蝙蝠特性。《太平广记·神仙二十二》称张果老自称是尧帝时人，是天地混沌初分时一白蝙蝠精，后得道成仙，张果老宅心仁厚,专爱助人为乐;鬼王钟馗是黑蝙蝠变成，一身正气浩然，刚直不阿。

鬼王钟馗和黑暗之神蝙蝠相随，这在中华文化中寓意着什么?钟馗的画像或者雕刻中，总有一只或者两只蝙蝠相随。蝙蝠夜里飞翔，畅通无阻，古人以为蝙蝠眼睛好使。中医讲究吃什么补什么，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兽部中说：“伏翼并非禽类。蝙蝠屎可治眼疾。”

其实蝙蝠视力很弱，靠本身发出的超声波来引导飞行。蝙蝠发出的声波像波浪一样向前推进，遇到障碍物就反射回来，传到蝙蝠的耳朵里，蝙蝠就立刻改变飞行的方向。由于其“雷达”本事，古人给捉鬼的钟馗找了蝙蝠做向导助手，钟馗“青天白日不肯出，上元之夜始出为游遨”，蝙蝠在黑夜里为钟馗导航引路，鬼在哪里就把钟馗引到哪里。其实古人并不知道蝙蝠的“雷达”功能，只是“蝠”还可以通古时道士用来驱鬼召神的神秘文书“符”，引申用来避邪、消灾之意。蝙蝠帮助钟馗抓鬼，惩恶扬善，钟馗与蝙蝠，有驱魔祈福之意。千百年后人类认识了蝙蝠的回声定位系统和信号处理方式，并发明了雷达，给飞机装上了“眼睛”。

中国人对蝙蝠的情感，取其象征意味而忽略其形外在的形态。东西方文化之差异，西方重形，东方取意，意在形外，形意相互渗透，蝙蝠纹饰的造型语言表达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意象情感和审美取向。中国人借助蝙蝠的谐音，塑造了各种吉祥图案和寓意，却并不单独祭祀供奉蝙蝠。原因有三：一是“仙鼠犹惊燕，莎鸡欲变蛩”，蝙蝠为上仙，法力超群。明代屠隆的诗歌描绘蝙蝠居住地，是一片梦幻的仙境：“仙鼠飞飞似白鸦，灵泉尽日浴金沙。只闻洞里人吹笛，不见空中女散花”。二是有长寿、仙化和药用价值，蝙蝠生活高山岩洞里或屋檐下。活动在古人类生活圈的野生鼠类寿命一般只有1到 2 年，同体型的蝙蝠有一部分寿命高达40余年，在医疗不发达的古代，人类寿命较短，能自由飞翔又寿命极长的蝙蝠兴许会陪伴一个人类族群中的几代人。苏轼《洞霄宫》写道：“洞中飞鼠白鸦翻。长松怪石宜霜鬓，不用金丹苦驻颜”，生活在石洞中的蝙蝠是长寿的形象。三是蝙蝠丑陋不堪，形象不雅，人们感觉神奇而敬畏，有辟邪化煞的意义。

古人在神话创造、文学创作中没有把蝙蝠形象塑造成人的样子,更没有把它矮化成害人的妖怪，他们在思想上维护着传统文化的独特品质。清代著名的蒲松龄，所撰《聊斋志异》也未正面出现过蝙蝠的形象，《聊斋志异》中能够找到蝙蝠痕迹的故事有两则：一则描述的是一个老年男子控制下的“狐仙”;另一则为吸血老妖控制着“女鬼”。《聊斋志异·上仙》中有一篇描写了他于1683年和朋友前往济南南门外求仙看病的情形。故事中说：“南郭梁氏家有狐仙，善‘长桑之术’”。梁氏女子其实是一个狐仙，虽然善于治病，但却被一位被人奉为“上仙”的男子老头所控制。蒲松龄在描述“上仙”出场时的情景时用了“如蝙蝠飞鸣”的词语来形容，或喻示着所谓的上仙，其实是蝙蝠精。这户善于治病的人家，实则是女子装扮成狐仙，男子装扮成蝙蝠精，虽有骗财之嫌，亦无害人。而蒲松龄的另外一篇《聂小倩》：“隐以锥刺其足，彼即茫若迷，因摄血以供妖饮”。写的是浙江金华有一老妖胁迫聂小倩摄取人血供老妖饮用，香港影业拍摄的《倩女幽魂》把金华老妖改编成吸血蝙蝠，则亦是近代受西方文化影响。

在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蝙蝠曾以暗喻的形式出现其中，但它们却不是口是心非，墙头草一样的“蝙蝠人”。因此把人比喻为蝙蝠就是要去强调他的骑墙本性，这与福文化所有吉祥意蕴相去甚远。武侠小说中秦尤的外号为“飞天鼠”，这个人物形象塑造得极其猥琐，但是他的轻功很好，做事见不得光，完全就是一只活生生的“蝙蝠”。但也有例外的，比如柯镇恶，他是《射雕英雄传》中“江南七怪”之头号人物，绰号“飞天蝙蝠”，他是个瞎子，只能依靠声音来判断方位、空间，他的相貌也很丑陋，但本质上却是个大好人，嫉恶如仇。说明金庸国学造诣非常深厚，虽然吸收了西方文化，但对蝙蝠的认知还是很深刻，强调传统文化的内涵。

总而言之，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心灵上的慰籍，从远古的时期开始，一直到现在，中国人对蝙蝠的文化创造与艺术利用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字——“福”。“福文化”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变迁与传承中，早已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人民出于对“福”的期待与祈求，创造了一系列与“福”相关的文化形象，比如以蝙蝠为基础的各种图饰，以“福”字为中心的文字创意等等。明清时期，中国对于福文化的追求进入了繁盛期，蝙蝠形象在民间的文化创意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人们的衣食住行，许多都吸纳了这样的符号，或抽象，或具象。戏曲《铁笼山》中的人物姜维，额头上有太极凰，嘴角有判官的蝙蝠嘴。

中国人在情感的表达方式上重含蓄，并以含蓄为美，传统的祈福文化围绕着“福”字来做文章还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一系列人人皆能意会的象征符号来传递。自然界中的蝙蝠形象，它的形象谈不上美，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丑陋，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却把它演绎成为具有典型中华文明意味的精彩纹饰。自从红山文化时期以来，原始人创造了人面形的蝙蝠玛瑙饰件，把蝙蝠当成神鸟来对待，表达了他们的崇拜，它作为祥瑞的形象已经萌芽。蝙蝠的艺术造型在中国传统装饰艺术中尤为重要，中国古人借助谐音和图形，用丰富想像力和超群的智慧，把丑陋的蝙蝠美化成卷曲自如，风度翩翩惹人喜爱的祥瑞之物。蝙蝠在中国吉祥崇尚习俗中是“福”的象征，堪称是中国祈福第一吉祥物。

（图片来源于兰台挥麈及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