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艺术 2019-12-02 10:05
原标题：贺丹画中的荒诞人群，你我难逃之宿命？
“群体的无意识行为代替了个体的有意识行为，这是现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
人类总是一面期待着、标榜着自己的独特性，一面又忙于给自己贴上各种群体的标签，诸如90后、学者、亦或无党派人士等，以此寻求一种内部的安全感和外部的认同感。
然而群体天然具有双重性：让个人在与他人的不同中，充分地体会到自己的个性；但又通过这种方式把个人囚禁在他所建立的重重关系中，共享该群体的记忆、准则与行为方式。
群体心理学理论的奠基人，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在其出版的《乌合之众》中声称，群体“冲动、易怒、缺乏理性、缺乏批判精神的判断力，对情感过度夸张”，个人在群体中易陷入一种被催眠的状态。
▲ 贺丹同名个展“贺丹”展览现场
曾于法国获得过社会学硕士学位的贺丹，人群一直是他的油画的主要题材。提及于此他对“凤凰艺术”记者所说“看到人群我会觉得很兴奋，而且我也想表达人群中每个人的相似与不同”。
贺丹同时说到，兴奋背后也有迷茫与孤独，“其实在人群中间，我们都是很孤独的。我画中的人虽然站在一起，但互相之间却又没有交流、没有互动。”
▲ 贺丹,《狗熊》, 2013, 200x250cm, 布面油画
▲ 贺丹同名个展“贺丹”展览现场
近日，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集中呈现了贺丹近年来创作的三十余幅以人群为主要题材的大型油画和素描等绘画作品，展览由冯博一担任策展人。本次展览也是贺丹在国内的首次大型个展。
贺丹生于陕北延安，尽管旅法十二年，其油画一直在坚持讲述中国故事。本次展览中画作，通过贺丹对中国人群的描绘，展现了上世纪60年代生人独有的集体记忆，同时亦呈现了不同时代下相似的群体心理。
而在提及该展览所能带来的社会性反思，贺丹所言“我的展览其实起不了太大作用，只希望大家在观看之后，能在自己的小小角落有一个自己的思考，这就够了。”
▲ 展览现场，从左至右：策展人冯博一、艺术家贺丹、艺术家曾梵志、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馆长周旭君
60年代的集体记忆
“贺丹以一种人山人海的集体性形象和虚置的景观来测度现实的变化，通过个人的记忆来审视过往的集体记忆，并将个人的命运嵌入到历史与现实的境遇中”——冯博一
社会为何需要记忆？社会学家哈布瓦赫认为，记忆赋予社会的“过去”一种历史的魅力，把最美好、神圣的事物贮存在与现今相对的另一个维度里。
相比于把人囚禁于现实的当下社会，由记忆连接起的社会的“过去”则要超然许多。也许就像人们总觉得，和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相比，现今的生活似乎有一种莫名的缺失感和沉重的压抑感。
▲ 贺丹,《猴年》, 2017, 180x200cm, 布面油画
记忆给个人和社会一个短暂停下喘歇的窗口，一个暂时逃离现实的借口。贺丹的画作，诚实地记录下了他自己的个人记忆，并将个人置于人群之中，呈现出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让那一代人可以通过他的展览，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些许慰藉。
▲ 贺丹同名个展“贺丹”展览现场
本次展览的策展人冯博一与艺术家贺丹同为1960年生人，因此当冯博一看到贺丹的画作时亦勾起了他60年代生人的集体记忆，他对“凤凰艺术”的记者说道，“看贺丹的画，会引起我的认同和情感交流，其中还包括时代印记。看完之后我特别感动”。
60年代生人集体记忆的为何？以文革和改革开放为时间节点，其可被大致分为三部分。他们生于文革后期，长于改革开放；他们见证过计划经济的集体生活，也引领了市场经济的个人自由；他们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也亲历了资本过剩的富足。
由此，这一代生人的集体记忆，往往具有浓厚的社会变迁烙印，而这也影响着一代人的创作实践。正如贺丹所言“无论是文学还是艺术绘画，我们这一代人的创作总是在表现一个时代”
▲ 贺丹,《集体主义》, 2017, 200x250cm, 布面油画
在60年代生人儿时的集体记忆之中，似乎逃不开“文革”这个略显敏感的词语。《红旗》和《集体主义》背景上的鲜红，仿佛在无声地倾诉着那个时期的记忆。文革的许多悲剧来源于集体主义的狂欢，是群体无意识取代个人意识的一个历史例证。而这段民族群体狂欢的经历，似乎也是贺丹开始关注人群的起点。
贺丹曾在之前的访谈中提及过一段文革记忆，“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是小时候，看到一群人在吵吵嚷嚷，跑近看发现大伙在批斗一个人，那个人是我母亲。那是文革时期，从那时开始对人群有一种恐惧，觉得群众和群体都是危险的。但人群有时又很令人着迷，我在其间感到孤独。”
▲ 贺丹,《红旗》, 2009, 200x600cm, 布面油画
文革结束，新中国迎来改革开放。60年代生人堪称是改革开放后市场化的最好见证人，共享着改革开放的集体记忆。他们每个人对城镇化、工业化与现代化的个人记忆汇集在一起，几乎就是一部中国改革开放史。
▲ 贺丹同名个展“贺丹”展览现场
生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60后虽然目前生活在城市中的各个角落，却对乡镇的记忆与生俱来。然而1979年后，随着改革开放的高速城市化进程，传统乡镇逐渐空壳化。策展人冯博一评述到，此时负载于乡镇中的记忆，成为了漂浮的、无所附着的剩余物。而在集体记忆无所依靠之地时，贺丹的画作为我们呈现了那段经历。
在本次展览的展厅入口，呈现了贺丹上世纪90年代初创作的《集市》、《大风》、《儿戏》等。作为土生土长的陕北人，观者可从其土黄的背景和摇弋的笔触后，感受到一种乡镇式的人物群体形象，唤起自己对于传统乡镇的个人记忆。
▲ 贺丹,《集市》, 1993, 布面油画
▲ 从左至右、从上至下：《儿戏》、《行者》、《陕北的冬天》、《刮狂风》
作为改革开放后的亲历者，60年代生人亲身感受到了乡镇与都市、传统与现代的碰撞。策展人冯博一认为，贺丹从城市文明中抽离，直接表现了陌生而诱人的城市所形成的困惑、木讷、紧张，甚至一时满足的狂欢场景。作品通过呈现这段记忆，以此在时代的荒诞性上，反思中国的现代都市文化。
本次展览中《洪水》、《大飞机》、《我们发现了美洲》等作品，均呈现了贺丹对于现代化的真实感受，如《大飞机》一画就是贺丹第一次在巴黎看航展后所画。
在这些画中工业化的产物与熙攘的人群同时出现，现代都市只是远远的背景。贺丹开始以一位当代人的视觉触摸现代文明进程，同时也以一种新的别样目光注视着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
▲ 贺丹,《大飞机》, 2008, 260x400cm, 布面油画
▲ 贺丹,《我们发现了美洲》, 2008, 250x195cm, 布面油画
▲ 贺丹,《洪水》, 2008, 250x195cm, 布面油画
正如策展人冯博一所言，贺丹的绘画总是以人山人海的簇拥和虚置的景观来给予来呈现的。他以这种方式，描绘着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与一个时代的社会变迁。
他将个人感受嵌入到曾经的历史与时代的环境，使观者能够通过他个人的记忆来审视过往的集体记忆，引起自身的共鸣。这既是重构集体记忆的艺术转化方式，也是对我们记忆即将消逝时刻的一种追认与命名。
你我皆为乌合之众
“每一个时代都有他自己的辉煌和自己的问题，我希望这个展览可以起到一个历史接替的作用，看到他们的父辈是从什么地方走过来的。”——贺丹
开幕式当天，前来参观的人大多是贺丹与冯博一的同龄人。由此不禁想问，贺丹本次展览中所表现的集体记忆对于年轻的，90后或00后观者有何价值？
成长于市场经济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年轻一代群体未经历物质匮乏、乡镇社区与所谓的传统生活。贺丹的本次展览，又能为年轻的观者带来什么？
▲ 贺丹同名个展“贺丹”展览现场
一方面，正如贺丹自己所言，他希望他的展览可以起到一个历史接替的作用。贺丹对“凤凰艺术”的记者说道“年轻人需要知道他们的父辈是从什么地方走过来的，就像我们也需要去了解我们父辈的历史一样，我的展览可能只会起到这个作用”。
另一方面，虽然集体记忆是特殊的，但群体心理却是相通的。贺丹展览对于年轻观者的意义，远不止于他说的桥梁而已。
▲ 贺丹,《地陷》, 2017, 185x225cm, 布面素描
▲ 贺丹同名个展“贺丹”展览现场
赫伯特·斯宾塞在一本很久以前的著作中就曾指出，表面自由的增加必然伴随着真正自由的减少。从这个视角看过去，从市场主义和全球化背景下长大的青年一代，其实也从未摆脱人群。
只是人群的表象特征有所不同，其从文革时期在场的群体狂欢变成网络时代的群体狂欢。策展人冯博一对“凤凰艺术”记者说到，“新的社交媒体平台，已然变成了新的民粹主义显示平台，而这背后的本质仍旧是一种集体无意识”。
躲在网络背后的人群，与贺丹画中在场的人群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才会导致近来的网络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在网络上对于某一件事，或某一个人的集体关注与狂欢，似乎成了现代人补足其在生活中所缺乏的激情，或是补偿其在社会里受所受的压抑的一种渠道。
▲ 贺丹,《人山人海》, 2017, 230x450cm, 布面油画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针对法国大革命研究出的，群体无意识取代个体有意识的时代特征，在各个国家的各个时代皆可通用。
不分年代与国界的人类有着相似的本能与情感。
群体所带来的集体狂欢与集体无意识从未消失。
无论是谁看到贺丹拥挤的人群中，那些上了年纪，迷茫又无聚焦的脸庞时，都会觉得看到了一点自己。以此，从画中的群体无意识唤醒些许自己的独立反思。
▲ 贺丹,《长途车》, 2009, 180x200cm, 布面油画
但是融入群体是个体无可避免的宿命，在这种涉及情感的领域的事情上——宗教、政治、道德、爱憎等等，最杰出的人士都很少能比凡夫俗子高明多少。
因此对于这种群体心理，较之于批判，贺丹更多的只是在呈现。
正如贺丹所言“我更愿意用一种荒诞和幽默的手法去表现人群，中国人其实是最幽默的一个民族。所以你看我画面里的人没有虚的，他们都是我的朋友。”贺丹的画中，人群里的个体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大家聚集在一起，虽然彼此之间没有交流，但可共同笑对这个荒诞的世界。
▲ 西安美院院长郭线庐出现于贺丹的画作《苹果》(局部)之上
▲ 贺丹,《苹果》, 2017, 230x450cm, 布面油画
在贺丹最新创作的画中，他以更加超现实的表现手法，呈现了乐观幽默的国民。如艺术家于2019年刚刚完成的《娱乐广场》中，他将老人与小孩，年轻游客与广场舞阿姨，人类与动物放置于同一个城市场域，让人觉得真实而又荒诞。贺丹说道，“画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好玩”。
▲ 贺丹,《娱乐广场》, 2019, 200x600cm, 布面油画
既然个体不可独活，既然人群不可避免，既然贺丹画中的芸芸众生是你也是我，那么我们对于群体带来的弊端也不用太过悲观。
努力在人群中保持清醒
尽力在独处时拥有归属
人群能为我们带来的归属与慰藉，定将大于其对我们的催眠与束缚。
▲ 贺丹,《无题》, 2017, 195x225cm, 布面素描
中国油画的当代价值
“贺丹的绘画是非常有明确问题意识的，他能够用自己绘画方式去作出独特的当代性表达，也能够影响和推动一个地区的当代观念。”——周旭君
本次贺丹的同名个展吸引了许多中国当代油画家前来参展，包括曾梵志、方力钧、徐里、尚扬、靳尚谊、杨飞云、范勃和庞茂琨等都出席了开幕式。
开幕式现场变得有些像一个当代油画艺术家的聚会，由此也引发了开幕前的论坛上，由策展人冯博一提出的的一个探讨，“乡土写实主义的油画可能性有多大？在当下的艺术生态，处在什么样的位置？”
贺丹本人在接受“凤凰艺术”记者的采访时也说道，“本身我去法国是想学习具体的油画技巧的，但是去了之后，发现法国人已经不学这个了，并且我的老师让我进行社会学方面的学习。”
如若西方美术院校已经不开始画画，中国的油画又该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在论坛中，批评家彭德、朱青生、王林、鲁虹、杜曦云就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 论坛现场
“写实绘画在今天还有什么意义？我们必须要用观念上的视野来重新审视架上艺术”——王林
四川美术学院教授、西安美院教授、艺评家王林表示，写实绘画在今天还有什么意义，是一个十分值得探讨的问题。王林说到，当代艺术可以被分为两个方面，架上艺术和观念艺术（装置、行为、影像）。他认为，在当代语境之下，架上艺术一定要有观念性。贺丹的画尽管写实，却有文化整体的象征性。
“摄影和电视切断了人和真实的关系，人和世界的关系正在被剥夺，但绘画是人和世界 接触的手段。”——朱青生
北京大学教授、国际艺术史学会轮值主席、策展人、艺评家朱青生在论坛上特别指出了，中国美院教育体系依旧依靠西方古典艺术的独特性。如若在西方早已找不到库尔贝，如何看待中国艺术界这种情况？他认为，摄影技术剥夺了人对世界的观察，使人变成机器旁的一坨赘肉，但贺丹的绘画却是人和世界接触的手段。
“我们对人工智能不要太悲观，我对机器特别看好。”——彭德
对于朱青生在机器上的悲观态度，西安美院教授、艺评家彭德说到，“机器不会消灭我们，我对机器特别看好。”但他也非常肯定油画的价值，对于贺丹的本次展览，彭德说到“贺丹的人群体现了中国的国民性，这种国民性在平时有用，危难的时候很要命。”
“中国传统游观论的观赏方法在油画中很重要，可以把看到的变成心灵的意向。”——鲁虹
武汉合美术馆执行馆长、艺评家鲁虹说到，“贺丹题材的本土性，是油画中国身份的关键”。对于油画的地位，鲁虹认为油画是外来画种，谈论其在中国的当代性便更为复杂。他认为，在油画的当代创作中应加入中国传统的游观论，而非单纯借用影像的描摹，贺丹的画也是如此进行 即兴创作的。
“在国外长期待过的艺术家的作品，更能体现中国的国民性”——杜曦云
策展人、艺评家杜曦云说到，他发现长期在国外待过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乍一看都更加土、更加老、更加旧，如同贺丹本次的展览一样。但这背后，他们却更清楚中国的现实和国民性。也许油画的表现手段并不重要，表象背后传达的社会事实更重要。
也许和装置、行为、影像相比，绘画已经不够那么当代。但绘画也一直在探索当代性的转变，同时也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正如策展人冯博一所说，艺术的表现方式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视觉语言的的新探索和观念。
▲ 贺丹同名个展“贺丹”展览现场
“我还是有一种比较乌托邦思想的，相信艺术能改变社会。”——冯博一
一个展览，前来参观的人，也许并不关注作品是油画还是影像，其触摸的还是作品背后的观念。
贺丹自己说到，他的展览其实对社会起不了什么作用；策展人冯博一说到，他始终相信艺术是可以改变社会的。
本次展览最终能在社会上起到的作用不得而知，但贺丹画中记录的荒诞人群中的你我，定会引发每一个前来看展的人的思考。
展览信息
贺丹 HEDAN
策展人：冯博一
助理策展人：陈昱
总策划：周旭君
展览地点：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1展厅
展览日期：2019年11月20日– 2019年12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