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盐

凤凰艺术

投资收藏 >拍卖

苏富比亚洲 2019-09-29 08:20

原标题:苏富比秋拍 ︳仅见称奇:古代珍罕琉璃钵

琉璃,自青铜时代中国巧匠已擅其制,但年月并没有让琉璃普及,满清以前,琉璃之器彷佛凤毛麟角,极为珍稀。如此宝钵,独一无二,当属传世佳例。

1

唐 琉璃宝钵宽 31 公分

估价:4,000,000 - 6,000,000 港币

来源:

达古斋主人宗杰霍明志(1880?-1949?年)收藏,北京,1930年或更早

巴黎德鲁奥大楼,1932年2月15日,编号153

安德烈.波特尔(1963年卒)收藏

伦敦佳士得1985年4月16日,编号284

出版:

宗杰霍明志,《达古斋古证录》,北京,1930年,页409下

琉璃似的釉药,中国陶工自青铜时代早期已有采用,到了青铜时代晚期,彩色斑驳的蜻蜓眼纹琉璃珠从中西亚传入,不久中国匠人便仿效之,且有特制饰纹相近之彩色琉璃,嵌缀青铜器皿或小物上,成品华丽出众,让人趋之若鹜。

精彩光明的引首,并没有让琉璃风靡,却只迎来崎岖黯淡。究其因,或其质之美未获充分展现。在汉代,古人发现可以琉璃仿玉石,廉宜不失美观,纵然广见,但既为替代品,琉璃顿失其珍,乏人赏识。

然而,随着中亚、中东等地胡人迁入,琉璃的发展翻开了全新的一章,特别是南北朝以及此后数百载,异风华物藉由丝绸之路传进。从伊朗、叙利亚与罗马帝国其他地区经大漠抵达中原的珍宝,当中便包括了琉璃器皿。这些崭新的透明器皿,看以虚幻不实,却可载物,世人无不称奇,珍慕心赏。受胡匠东传技艺的影响下,中原遂复制琉璃。

琉璃器物,古代文献偶有载之,足见其珍,例如《晋书.王济传》中有载:「帝尝幸其宅,供馔甚丰,悉贮琉璃器中」(英译见安家瑶,〈Glass Vessels and Ornaments of the Wei, Jin an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Periods〉,Cecilia Braghin 编,《Chinese Glass. Archaeological Studies on the Uses and Social Context of Glass Artefacts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to the Northern Song Period, Orientalia Venetiana XIV》,佛罗伦萨,2002年,页58)。

琉璃制作所需材料和配方,密而不宣,让其更形神秘。四世纪道教名士葛洪,擅炼丹药,在《抱朴子.论仙》中云:「外国作水精椀,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即中国南方交、广二州)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今以此语俗人殊不肯信,乃云水精本自然之法,玉石之类……夫所见少,则所怪多,世之常也」(英译见李约瑟,鲁桂珍协助,《中国科学技术史》,卷5:化学及相关技术,第二分册:炼丹术的发明和发展—金丹与长生,剑桥,1974年,页64)。

薛爱华虽有写道,曾有邦国使节来访长安,屡以琉璃赠大唐,但李唐一朝,琉璃似乎甚罕,且以供佛为主,鲜有用诸日常生活,宫廷亦如是。玄宗宠妾杨贵妃尝「持玻璃七宝杯,酌西凉州蒲萄酒」,杯上所缀七宝,也是佛教纹饰(薛爱华,《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柏克莱/洛杉矶,1963年,页143、234-6)。

魏泓在她的丝绸之路研究中指,李唐、北宋年间,中原对琉璃的知识甚贫,实物几乎只为佛教所用。琉璃,自西方传入,源与佛教同,其透明清澈,予人纯净之感。琉璃且乃佛教西方极乐世界七宝之一,法器、供奉皆宜。佛塔内,琉璃器既可以供奉佛袓或重要僧人的舍利子,信众献贡尤适(魏泓,《The Silk Road, Trade, Travel, War and Faith》,伦敦,2004年,页157)。

李唐崇佛,上及天子,下至庶民,无远弗届,纵然屡有寺院暴增、僧尼敛财等事,仍然盛况空前,风行不减。有以道教为专之唐朝帝君,多次抑佛,但仍受密教的玄奥秘法所吸引,玄宗正为一例,李唐贵族亦然。即使会昌五年(845年)武宗灭佛,对佛学的影响也甚短暂。

在舍利墓、佛塔地宫、洞窟佛殿等处也有发现琉璃器。而绘画有琉璃器者,除了在甘肃敦煌等地的洞窟佛殿壁画,还有敦煌及其他地区发现的佛教画幡。谷一尚在敦煌从隋至元五十洞窟的壁画上,发现至少八十件琉璃器,器形包括杯、高足杯、盘、盌、钵、瓶(谷一尚,〈Roman and Post-Roman Glass Vessels Depicted in Asian Wall Paintings〉,《Orient》,卷22,1986年,页128-142)。

洞窟内、画幡上,所绘琉璃器内虽偶见莲花,但多空无一物,或为盛载净水之皿,多置菩萨掌中,但也有见于佛陀或其弟子手上。其描绘多甚逼真,细画器皿背面或底下的景物,以佛像指掌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