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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媒介之变|Netflix 会改变电影吗?

既然电影不改变,人们就试图改变电影。发展了百年、已进入稳定态的电影行业正在被Netflix为代表的互联网流媒体公司撕裂着。

刚结束不久的第91届奥斯卡奖提名名单上,在互联网平台Netflix播出的《罗马》(Roma)拿下了包括10项提名,最终获得最佳外语片、最佳导演、最佳摄影3项大奖,并确定引进中国内地放映。此前,该片已经获得了第75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第76届金球奖最佳导演奖等多项殊荣。共计118项的提名与获奖使得《罗马》成为2019年含金量极高的一部影片。同时,另一部Netflix原创作品科恩兄弟的《巴斯特·斯克鲁格斯的歌谣》(The Ballad of Buster Scruggs‎)也在诸多电影节上获得多项提名并获奖。在这之前,2017年,奥斯卡史无前例第一次把最佳原创剧本奖小金人颁给亚马逊发行的《海边的曼彻斯特》(Manchester by the Sea)。这些电影从制作到发行,模式都不同于传统的电影业。

《罗马》剧照

《巴斯特·斯克鲁格斯的歌谣》剧照

“互联网电影”冲入“影院电影”的世界,在从根本上挑战我们对“电影”的理解。也在引发电影业内的的焦虑和抵抗。去年,知名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就直言“Netflix推出的电影就不应该有资格参与奥斯卡奖的角逐”。而近日,拥有浓厚电影文化和严格的艺术保护机制的法国把Netflix的崛起视作美国财阀对传统文化产业入侵的抗议书,再一次引发了人们对电影媒介的焦虑。早在2017年,在法国电影院和评委会主席阿莫多瓦(Pedro Almodovar)公开“抗议”后,Netflix甚至一度被戛纳驱赶出局。如今,Netflix与戛纳似乎握手言和,但未来电影工业的面貌,却依旧模糊不清。

视觉中国 资料图

“守旧”的影业与进击的Netflix

不少人认为,戛纳对Netflix的妥协几乎是一种必然,因为传统影业的黄金岁月似乎早已过去,而互联网影视的春天才刚刚开始。

2017年北美电影市场遭遇寒冬,票房下跌2.7%,是22年来的新低。2018年,北美电影市场票房有所回暖,但观影人次仅增加4%左右,其实也只是回到了2016年的水平。2017年,欧洲市场,观影人次都遭遇或多或少的下滑。只有英国票房增长。其中,观影习惯深入人心的的法国也不例外,根据法国国家电影中心的滚动数据,2017年法国的观影人次较2016年跌幅为1.3%。

与之相对的。则是Netflix全球订阅用户在稳步增长,家庭渗透率逐年提高。截止2018年第三季度,Netflix全球订阅用户为1.37亿,美国本土市场家庭渗透率为50%。并且,正是从2018年第三季度开始,Netflix开始盈利,成为全球罕见的盈大于亏的互联网媒体平台。在法国,Netflix拥有超过500万订阅用户,超过当地最大的付费电视集团 Canal Plus(476万用户)。

观众的数量和影业的发展趋势似乎宣告着戛纳等老牌电影节投降的必然——毕竟,如果真的让网络平台上富有观影基础和口碑的优质内容流向艾美奖,那么传统电影节也不再具有公信力,守旧的评判标准只会让它成为一个笑柄。

话虽如此,传统影业对互联网势力的抵抗却远远没有结束:Netflix和戛纳的矛盾依旧深重,为了符合电影节评判标准,Netflix不得不让其影片在电影院播出。此外,威尼斯电影节期间,意大利电影业多了许多抵制Netflix的声音,以至于意大利文化部宣布新的法律,要求所有意大利制作的电影在流媒体播放之前在电影院放映。

传统影业对互联网平台的反感一方面源自于互联网对电影形式的改造。它彻底解构了电影观看的仪式感和社会性,将其变成了一个个体性的消费行为,这被很多人认为是对电影艺术的亵渎。尤其是在电影文化浓郁,遍布小电影院的法国——随意走几分钟,以最低廉的价格,法国人就能看到最新或者最经典的电影,电影院成为了平民娱乐文化的重要场所和连接纽带。正如戛纳电影节70周年特别放映的阿涅斯·瓦尔达(Agnès Varda)导演的纪录片《脸庞、村庄》(Visages, villages)中所展示的,一位生活在法国乡村的工厂工人和他的朋友定期去电影院看电影和聚会,这是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而在互联网平台的观影过程中,不仅取消了这种富有历史感的文化社交,还把观影变成随时可以中止、放弃乃至跳跃的操作。观众将电影创作者从神坛上拽下,宣告了彻底的主体地位,这样的事实让电影创作者们难以接受。

除此之外,更重要的争端主要在于:Netflix、亚马逊和Hulu这样的流媒体让高品质内容在自己的平台超前上映或者与影院同步上映,剥夺了传统院线优先发行电影的红利期,直接触及院线的根本生存利益。

在美国,Netflix就因此受到影业的抗议。2015年,Netflix自主发行了首部故事长片《无境之兽》(Beasts of no nation),该片获得了当年威尼斯、金球奖当多个奖项的提名。就在Netflix试图在线上和院线同步上映时,遭到了帝皇、AMC、Carmike和Cinemark北美四大院线的联合抵制。院线声称,Netflix同时推出流媒体版本,违反了院线享有的传统90天独家放映窗口时间。

而在欧洲,对电影的保护法规则更加严格。法国政府就采取了一些措施:法国国家电影中心(CNC)有特定电影基金,从电影票、电视、影碟的销售额中征收一定比例税务用于资助影视创作及发行。而法国生产的绝大多数电影都直接受惠于这一基金。并且,电影产品要首先在电影院播放,必须等三年后才能在其他平台播放。这样,其他平台不仅为电影提供初始资金,也成为电影在几年后收回成本甚至盈利的市场。

这些保护影业的举措不只是在为电影从业者获利,还旨在与对电影多样性以及电影新作者的支持和保护。例如,CNC每年拨款数百万欧元设立资助计划,每年在全世界范围内挑选50部资助。在2015年,全法国发行的电影达到654部,来自49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艺术电影的比重高达62.1%。由此,也就不难理解这些自诩为影业保护者和捍卫者的人们,为什么把Netflix看作是入侵行业的洪水猛兽。

新世界还是老调重弹?

为了平息近来的质疑声,Netflix在2019年3月4日通过官方推特账号强调了自己平等、多元、共享的价值观:

“我们爱电影。不过下面是一些我们同样也热爱的事情:

为那些去不起影院,或住在没有影院的小镇的人们,提供渠道

让每个人,在任何地方,在同一时间,享受上映影片

给电影人们更多的方式去分享艺术”

Netflix在2019年3月4日通过官方推文

不可否认这段发言的积极和可取之处,看上去,Netflix和反对它的那些欧洲老牌电影协会目标一样,不过是在为观众和弱小的电影人们提供更多的机会。并且事实上,Netflix确实在支持小众电影上有所建树。正如《罗马》的导演阿方索·卡隆(Alfonso Cuarón)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的:“(电影院)很难看到艺术片。也很难看到外语片。大多数影院都放好莱坞大片。”“你觉得一部黑白、西班牙语、没有明星的墨西哥剧情片能在多少电影院上映?你觉得它能得到多大规模的公映?我最后得到的播放规模可比那大了不止一点点,而且现在依然能点播。这对一部外语片而言简直太难得了。” 

阿方索·卡隆  视觉中国 图

卡隆揭示了一个事实:目前全世界的传统电影产业大部分都由大工业时代兴起的制片厂制度 ( Studio System) 占领。高度集团化的米高梅、 福克斯华纳等几大好莱坞电影工厂巨头通过利用自己制作、自己发行、自己放映的电影生产模式垄断了电影产业的生产、发行与放映管道。由于制片厂制度奉行着将电影视为工厂流水线上的产品,所以从题材选择、场景布置、剧组人员一直到后期的剪辑等工作,统统由公司总部围绕市场中的观众喜好进行分析与决策。电影完成后,首先发行到集团所属的电影院去放映,首轮利润自己全部拿走,然后再卖给地方小剧院,由此获得巨大利润。尽管制片厂制度为电影产业发展带来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和成熟的工作运作体系,但由于制片厂目标是经济效益,生产电影的目的是期望电影作品在市场中获得最大的收入,所以导致导演的风格和演员的定位往往被迫消融于制片厂所需要的风格之中,个性化创作不断消亡,大量具有个人风格的电影人被票房数字和大片工业拦在门外。

虽然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影视协会对小众电影和新人都有不同的帮扶计划,但显然,资金是有限的,并不是所有有潜力的电影都能获得良好的投资机会,投身Netflix的《罗马》正是传统电影行业援助资金匮乏的典型案例之一。如今,对于独立电影人来说,比起与大制作电影合作的巨大难度和费用,与渴求内容的互联网平台合作似乎是一种更加便捷的路径。由于处于吸收内容的关键时期,互联网平台为了招揽创作者,往往愿意给他们更高的资金投入,更多的创作空间,也不会签订苛刻的票房契约。以Netflix为例,其一年计划制作50余部原创电影,是好莱坞大制片厂的2-3倍,单部影片预算最高达到2亿美金,媲美超级英雄电影的一线水准。并且,在剧情片/文艺片等传统影业不做太高资金投入的电影类型,互联网平台非常舍得下重本投资。如奉俊昊的《玉子》(Okja)在Netflix拿到了传统影业绝不可能投入的高昂的资金。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在拍他的《爱尔兰人》(The Irishman)时,这部制作周期超长且预算超支的电影,正面临资金紧张。另外,Netflix还以500万美元高价收购讲述兴奋剂丑闻,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的影片《伊卡洛斯》(Icarus),并出品了安吉丽娜·朱莉执导的电影《他们先杀了我父亲:一个柬埔寨女儿的回忆录》(First They Killed My Father)。除此之外,Netflix还投入了大笔资金帮扶小成本喜剧、科幻、动作、惊悚等B级影片制作,并完成许多质感良好,场面超出预期的作品,例如动作科幻电影《幽冥》(Spectral 6)等。

看上去,互联网平台似乎带来了电影产业的新生,但拥抱着小荧幕欢呼的同时,我们又必须意识到,这种荧幕融合所带来的影视多样性,也许只是昙花一现。资本压力下,互联网平台对内容的宽容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在传统电影工业占领了大部分优质成熟的商业电影时,也许互联网平台还愿意“接盘”某些不那么受欢迎的作品,以丰富库存,抢占市场,但他们显然在积极地往好莱坞的传统制度进发,如今这一倾向已经越来越明显。

互联网迈向传统商业影视制作的最重要一步是挖角知名影视创作者。比起毫无功绩的新人或风格小众的导演,知名度较高、影片成熟的创作者陷入更能为平台吸金。因此,Netflix在投资影视制作行业不久就邀请到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史蒂文·索德伯格(Steven Soderbergh)、迈克尔·贝(Michael Bay)等影视制作者,还签约了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本·阿弗莱克(Ben Affleck)、艾迪·墨菲(Eddie Murphy)等好莱坞巨星。也希望靠影视内容在市场上分一杯羹的亚马逊则高薪签下了伍迪·艾伦(Woody Allen)、吉姆·贾木许(Jim Jarmusch)、斯派克·李(Spike Lee)等知名导演,投资他们拍摄电影与剧集。无论是传统好莱坞还是新兴的互联网平台,都必须面对投资者压力,尽量减小风险,提高收入成为了难以动摇的发展方向。长此以往,互联网平台是否能够坚持对剧情片/文艺片等小众影视作品是值得怀疑的。

其次,当讨论到互联网影视作品的多样性时,必须注意到其苛刻的选片逻辑。比起传统的影视产业采用抽样和票房统计而言,互联网的用户调查更加完善和粗暴。随着大数据分析、云端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平台频繁对影视消费终端用户采集数据(包括观看习惯、注册资料、只能设备中其他部分所体现出的信息和偏好等)并进行整理分析,将不同类型的观影者有效信息和消费需求变化及时准确地反馈到产业上游。这种“以精准的受众为中心”成为了互联网时代影视项目的剧本题材选择、主创阵容和演员的构成、宣发营销受众锁定和策略制定等的决策依据。Netflix在《纸牌屋》(House of Cards)等一系列原创自制剧中就采用了其用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和决策,并在播放量上取得极大成功。在这套算法的支持下,Netflix 拥有 90%的续订率。

《蒙上你的眼》剧照

大数据的聚合、流行趋势的判断和首页疯狂的推送——互联网影视的制作和推广方式完全符合并加深了传统娱乐工业对公众实施分割处理,将其放置在市场范畴的不同区块中的操作逻辑。它既不会考虑作品的独特性,也不会考虑观赏者的个体性。因为一个观众只是虚无缥缈的一个点击,只有被划入(量意义上的)某一群体,(质意义上的)某一审美社群时方才存在。当观众以为自己获得了更多的选择时,他们往往获得的是“更多人”的选择——这一切由大数据推算而来。例如还有上线 7 天,播放量就超过 4500 万,刷新Netflix 新纪录的惊悚电影《蒙上你的眼》(Bird Box),其成功和各大社交网站上与电影同步发的“蒙眼挑战”密不可分。受众并非完全依据电影的内容作出选择,而是基于自我娱乐、知识好奇、社交需求等多种价值判断观看哪一部电影。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无处不在的社交媒体和大数据推送造成的趣味统一使集体式的观影行为得到了强化。就算告别了影院和客厅的集体观看模式,只是一个人对着屏幕,流媒体所鼓吹的“完全私人趣味的观影”也不过是一个谎言。

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技术的发展,电影与电视/互联网的大小屏之间界限也越来越模糊。传统的影院的大银幕更适合全景和远景镜头的展示,而电视的小屏幕更适合近景和特写镜头。所以电影更擅长制造景观化的效果,电视/互联网则更偏好对于私密关系的描写,两者在叙事技巧、演员选择、作品风格上也自然也有所区别。随着传播媒介的统一化,电影/电视各自具有的区分性特征不再明确。影视行业的合流造成电影人才的分流,许多重要的电影人参与到剧集领域,例如曾经的金棕榈得主都有了剧集代表作,比如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的《大西洋帝国》(Boardwalk Empire)、科恩兄弟的《冰血暴》(Fargo‎)剧版。2017年,戛纳电影节艺术总监特艾里·福茂(Thierry Frémaux)甚至不得不邀请剧集创作者来到戛纳电影节,他在接受采访时强调,这是与某些电影作者叙旧的唯一方式,因为“他们刚好都在拍电视剧”。从内容选择和拍摄风格上,这些新兴的剧集和电影难以区分。电影导演保罗·索伦蒂诺(Paolo Sorrentino)强调其第一部剧集《年轻的教宗》(The Young Pope)“不仅是电视剧,更是长达10小时的电影”,大卫·林奇(David Lynch)也对媒体称《双峰》(Twin Peaks)重启剧集是一部长达18小时的电影项目。同时,这些作品也都在电视/互联网的传播过程中,经历了传统电影不会经历的用户分析过程:是否符合目标用户观看习惯,分集方式是否符合良好收视/点击曲线,哪些部分的重播量较高(即观众感兴趣)……而这一切都会为下一季的内容筹备作为参考。也许有一天,所有作品都可以被“视频”一词统称——它们都被纳入了同一生产条件,同一审核标准,同一目标指向的文化工业体系当中。

与其说小屏幕正在拥抱新未来,不如说他们在加入旧世界。看似繁荣多元的创作背后,是传统的商业电影工业和互联网影视一起走向创作者、创作内容和创作形式的统一,最终融合成一个更加成熟、更加垄断、更加单一化的市场。依照哲学家马尔库塞 ( Marcuse) 的观点,“清除双向度文化的办法,不是否定和拒斥各种文化价值,而是把它们全部纳入已确立的秩序,并大规模地复制和显示它们……创造出一个更团结的社会。”

传统电影的挣扎和异变

当然,依旧有电影从业者捍卫着传统而神圣的观看方式——灯光熄灭,放映机转动,为坐在影院的观众打出整个空间中唯一的光芒时,把他们带入一个新世界。然而,在流媒体泛滥的今天,为了夺得观众的注意,并且和触手可及的小屏幕叙事区分开来,影院正逐渐变成展现奇观的博物馆。

近年来。随着电影产业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全球3D数字银幕和巨型银幕增长迅速。3D数字银幕从2013年的五万余块,增长至2017年的九万余块,巨型银幕从2014年的1666块增长至2017年的3162块。这场技术革命还在继续。2018年4月,《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报道,北美主要电影市场的商业和独立院线近几年掀起了电影院革命,目的是通过升级影院观影体验,将沉迷在流媒体影像消费中的观众重新召回到影院中来。改造内容包括: 将多数影厅的可调节座椅改为可 180 度平置的躺椅,提供互动式观影(模拟风、水、雷电等效果),在观影期间供给点餐和点酒服务等等。此外,影院还在银幕和音响改造方面大下功夫。近年来,银幕不仅往三十几米宽的超大方向发展,而且一些影院还配备了270 度三幕放映装置。在声音上,Atmos 全景声系统开始流行,它拥有128声轨,可根据内容和声音设计的需要提供全沉浸式声音环境。无论是树叶飘落还是枪炮轰鸣,影片中物体发出的声音都可以在放映时可以拥有专门的声轨,或从影院两边滑过,或从观众身后袭来,或澎湃地充溢在整个观影厅里。

技术的升级改造当然不止体现在影院里,更是深刻地体现在电影美学和电影语言的蜕变之中。伴随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和日渐成熟和网络影视的流行与泛滥,传统电影为了吸引受众和区分于其他媒介上的影视内容,越来越关注影像体验感、沉浸感的营造。体验大于叙事的3D、特效、动画等新技术电影正在不断崛起,试图通过一个又一个感官奇观,将观众最大限度地带入到影像中。

以拒绝和Netflix合作的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Christopher Nolan)的作品《敦刻尔克》(Dunkirk)为例,片中充斥着大量中近景和特写镜头以及主要人物视点的主观镜头,投影在IMAX影院里,塑造着强烈的临场感。影片基本上将所有人物的背景故事都省略掉,甚至连部分主角的全名都不提及,更不花时间讲述英法联军大逃亡的战争背景,而是选择直接将21世纪的观众带到1940年的敦刻尔克海滩。在配乐上,影片不遗余力地把背景音衍生出谢帕德音阶(一种听起来音阶在持续不断地上升的音乐模式),帮助营造一种令聆听者眩晕、紧张的气氛。于是,观众得以在海浪、子弹呼啸、轰炸机的包围下与主人公一起感受死神逼近的脚步。显然,这是诺兰为了维护电影本质的一种表达和尝试,在一次访谈中,他说道“我觉得电影和电视是两种不同的事物。时下流行的看法是它们正在融合。这种看法抬高了电视,贬低了电影……身为导演,我要给人们展示他们所从未见过的东西。”

无独有偶,导演李安也在追求影院观影的仪式感和体验感:“我一直在想我们是怎么看世间万物,怎么通过一种媒介来体验剧院感的”。他在《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Billy Lynn's Long Halftime Walk)中决定采用120fps高帧率和4K3D技术。在 120fps条件下,观众可以看清所有的内容,只是一般的播放速度,就可以拥有慢动作般的清晰感。李安希望观众能超越普通的观看行为,沉浸到林恩的主观世界。

除此之外,影片大量用林恩的视线作主观镜头,营造观众的沉浸体验。例如赛场表演的场景里,林恩走向舞台,镜头随之推近林恩并围绕他运动。观众身临其境般体会到他身边炸响的焰火弹和头顶绽放的烟花。接下来,烟花升空时的响声与林恩回忆中的枪炮声重叠,场景转向激烈的战场。林恩与恐怖分子的搏斗采用超近距离的越肩拍摄,顺着林恩的视线,刺刀扎进敌人身体后,银幕上只有恐怖分子痛苦的脸和充血的眼睛。观众的视线被强行定格在敌人的眼睛上,直到他死亡,观众得以体会林恩眼中死亡的恐怖,从而真正经验战争的残酷和创伤。这组强有力的镜头在影片最后又一次闪回出现,再次冲击观众的感官。

毫无疑问,这种体验型电影的确能够区分于小屏幕上的影视作品,给观众带来难以言喻的震撼,但当无处不在的小屏幕把追寻“纯粹性”的大电影推向感官之路时,这些电影正走向另一个尴尬又暧昧的方向。它们与在线电影越来越远,却与电子游戏越来越近。无论是《敦刻尔克》还是《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在回忆战争时给观众带来的体验,和《使命召唤》(Call of Duty)等第一人称射击类游戏几乎是殊途同归——也许多媒体融合的时代的确不可避免地来临了,而我们只能向传统电影说声漫长的道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