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一画千载 两世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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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 作者:王笛2019-03-07 10:27

原标题:成都:一座被茶馆定义的城市

成都地处相对封闭的长江上游地区,成都平原被众山环抱,被认为是“整个中国最富裕、土地最肥沃、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在中国北方,人们聚居在村庄里,但成都平原的农民则是散居的,如果从空中俯瞰,可见独立的农舍点缀在田野上一丛丛竹林之中。成都历史悠久,不少西方人对她不吝赞美之词,如“最好的城市之一”、“一个小北京”、“像京都一样的古典风情”等等。直至19世纪末,当沿海城市由于西方冲击经历剧烈变化之时,成都得以保留其传统,到成都的西方人惊奇地发现,“西方对成都的影响微乎其微”。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都是中国内地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从清末到1920年代,成都人口为34万-35万人;1930年代到40年代,为44万-45万人,1945年其人口规模达到74万人的顶峰,1949年降至65万人。成都有城墙环绕,整个清代只有四个城门与外界相通。从辛亥革命到1930年代,又开凿了三个城门。在城墙之内,成都还有两个被城墙包围的小城,即少城(又称“满城”)和皇城。少城位于城西,清代为旗人居住,一堵城墙把其同大城分离开来,但辛亥革命后这个城墙被拆除,少城和大城合而为一。皇城为汉代遗址,明代重修,位于成都城中心,周围御河环绕,内称贡院,三年一次的乡试便在此举行。虽然清廷覆没后其不断遭到破坏,但幸存到20世纪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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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之国的饮茶之风

喝茶作为中国日常生活重要部分有着漫长的历史,正如民谚所称:“开门七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茶。”今日世界饮茶之习源于四川,远可追溯到西周,秦统一中国后,方传到其他地区,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公认。在古代中国,人们追求在幽雅的环境中饮茶,文人骚客经常描写他们一边品茗一边吟诗作画的闲情逸致。清代画家郑板桥据称是“茶竹双痴”,作画时茶与竹不可或缺,其追求的理想境界是“茅屋一间,新篁数干,雪白纸窗,微渗绿色”,然后“独坐其中,一盏雨前茶,一方端砚石,一张宣州纸”。显然郑板桥试图远离世俗的尘嚣,在大自然中得到创作的灵感。茶馆不可能营造这样一种心境。在成都,虽然茶馆具备了茶竹两者(使用竹椅,很多茶馆即坐落在竹林中),但通常是顾客盈门,熙熙攘攘。人们去那里不仅是喝茶,也追求济济一堂、熙熙攘攘的那种公共生活之氛围,这或许反映了在日常生活中一般大众与精英文人的不同品味和情调。

古代中国的各种记载提供了有关茶叶、茶叶生产、饮茶、茶文化的丰富资料,但对茶馆的记载多语焉不详。茶馆历史悠久,但其何时、何地以及怎样出现的,则不得而知。历史资料提到诸多饮茶之处,诸如茶室、茶摊、茶棚、茶坊、茶房、茶社、茶园、茶亭、茶厅、茶楼、茶铺等等,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有不同的形式和名称。由于缺乏详细的记载,我们并不清楚它们与今天所看到的“茶馆”有多大的相同和相异之处。不过,从有限的文献可知,至少唐代便有所谓“茶室”,即喝茶的公共场所。在北宋首都卞京和南宋首都杭州,有不少“茶坊”,提供了为同行同业聚会及妓女活动的场所。明代也有不少茶坊的记录,尤其是在南京、杭州、扬州等南方城市。

成都亦有很长的茶馆历史。元代费著的《岁华记丽谱》,便称成都有“茶房食肆”,人们在那里喝茶时,有歌伎演唱“茶词”。不过,20世纪之前关于成都茶馆的资料非常有限,目前所能见者无非是几首竹枝词。乾隆时期的著名文人李调元写道:“秋阳如甑暂停车,驷马桥头唤泡茶。怪道行人尽携藕,桥南无数白莲花。”当然,从这首词所透露的信息,我们也并不清楚他说的是一个茶馆还是一个茶摊买茶,但是至少我们知道那时已有卖茶水的生意。一首19世纪初的竹枝词则提供了稍微详细一点的记录:“文庙后街新茶馆,四时花卉果清幽。最怜良夜能招客,羊角灯辉闹不休。”该词不仅描述了茶馆的地点和氛围,从目前所知的资料中,还第一次看到了“茶馆”这个词在成都的使用。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概念的“茶馆”在成都并不普遍,正如晚清曾任知县的周询所写:“茶社无街无之,然俱当街设桌,每桌四方各置板凳一,无雅座,无楼房,且无倚凳,故官绅中无人饮者。”茶馆使用高的方桌、凳子、长条椅,不便人们久坐,到20世纪初,有茶馆开始使用矮方木桌和有扶手的竹椅,舒服的座位使顾客更乐意在此逗留,随后其他茶馆群起仿效。

“茶馆”是现代中国对这类服务设施最常用的词,但在四川,特别是民国及之前,最常用的说法是“茶铺”。在过去成都,熟人在街头相遇,最常听到的招呼便是“去口子上茶铺吃茶”。这里“茶铺”可以指任何一类茶馆。如果说“茶铺”是称人们所使用的公共空间,那么“茶社”或“茶社业”则经常指茶馆这个行业。20世纪初,一些更幽雅的茶馆设立,一般称“茶园”或“茶楼”。不少“茶园”提供演戏娱乐,而“茶楼”则指在有两层或设在二楼的茶馆,不少以评书招徕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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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茶馆的记忆

20世纪上半叶,许多到成都的外省人和外国人,对成都的茶馆和茶馆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们的游记中常有生动的描述。成都人则自己调侃说成都有“三多”:闲人多、茶馆多、厕所多。在中国,成都的确以茶馆最多、茶客最众并在茶馆中消耗的时间最长而名声在外。如李劼人所描写的晚清:“茶铺,这倒是成都城内的特景。全城不知道有多少,平均下来,一条街总有一家。有大有小,小的多半在铺子上摆二十来张桌子;大的或在门道内,或在庙宇内,或在祠堂内,或在什么公所内,桌子总在四十张以上。”外来者还经常将成都茶馆与其他地区进行比较。例如一个西方人发现在成都“有饭馆和茶吧(tea drinking saloons),面街而开,后者有着与英格兰的酒吧(public houses)同样的作用,但并无酒吧那样的弊病。朋友们在那里聚会闲聊”。他还注意到“大部分生意都在茶馆成交”。

不过关于茶馆最详细的描述还是来自到成都的外省人。著名教育家舒新城1920年代到成都时,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此地人民生活的特别休闲”。抗战爆发后,这种生活方式也改变不多。左翼作家萧军1938年到成都,吃惊于茶馆之多,便不无夸张地感叹道:“江南十步杨柳,成都十步茶馆”。曾经留学法国的国民党元老吴稚辉在1939年也称:“成都茶馆之多,有如巴黎的咖啡馆。”当代著名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何满子回忆道:“茶馆之盛,少时以为当属江南为最;稍长,到了一次扬州,才知道更盛于江南;及至抗日战争时期到了成都,始叹天下茶馆之盛,其在西蜀乎!”何满子系江南人,除了战时在成都以及反右后被发配西北几年,他一生几乎都在江南度过,但成都茶馆是他常写的主题之一,生动记录了他在成都茶馆中的经历和观察。实际上,何满子不过是许多对成都茶馆情有独钟的外乡人之一,他们深受成都丰富的茶馆文化之感染,哪怕是短暂的茶馆经历,也给他们留下了无穷的回忆和无限的遐想。

1941年,一个文人写了一篇题为《关于茶馆》的有趣文章,描述了他在各地茶馆的不同经历。作者不是四川人,小时候父母不准他进茶馆,因为那是“下流社会”像鸦片烟鬼和赌棍这些人待的地方,即使他站在门外看里面的表演,父母也要把他狠揍一顿。因此,虽然他对茶馆很好奇,但在18岁离开家乡到武汉之前从未进去过。在武汉,茶馆的茶客也多是三教九流,他在那里学会了赌博、讲下流话等恶习,成为远近闻名的“恶少”。后来他改邪归正,到过许多地方,便很少再光顾茶馆。不过在上海和南京,茶馆舞台上的漂亮歌女和台下衣冠楚楚的观众,给他印象颇深。抗战爆发后他到了四川,头五年在重庆,“有几百个夜晚”都消磨于谑称为“外国茶馆”的咖啡座中。最后他来到成都,发现这里的茶馆给各阶层的顾客提供了一个舒服的环境,是当时“以五元的代价,消磨半天以上的时间”的唯一去处,因而感叹道:“成都茶馆最伟大,真足甲观寰中”。

这些作者有着相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观察的角度也各有不同,但他们对成都茶馆生活的印象和感受非常相似,都认为成都茶馆之多,其茶馆文化之独特,茶馆服务之大众化,接纳各阶层顾客之包容性,人们在茶馆里所待的时间之长,茶馆与居民日常生活联系之紧密,是其他任何中国城市所难以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