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盐

凤凰艺术

资讯 >评论

谷文达工作室 作者:彭德2019-01-24 17:41

原标题:谷文达《碑林》正义

1

【天象】碑林陆系

2014年作于谷文达工作室(山东),2018年展于上海宝龙美术馆

儒石,简词典,裹刻

碑林的寓意

碑是非凡人生或特殊事物终结的产物,既标榜其人其事的崇高,又表示其人其事从此走向衰微。惟其崇高,才需要立碑激励后人;惟其衰微,才会引起后人感叹。立碑体现这种意图是汉代以后的事,在周代,碑的前身有另外三种用处:宫庭立碑,用来观察阳光的投影以便确定时间。宗庙插石桩,拴系用于祭祀的牺牲。墓坑旁边插木柱,用于绑拽和安放棺材,汉代演变成墓碑。

碑林是指树立的群碑,谷文达的《碑林》却是平躺的群碑,形制如同石刻的墓志。墓志记载的是历史中的死者,《碑林》展示的却是活着的历史。谷文达《碑林》中的碑,近似秦始皇时代的碑,当时名叫立石、刻石,用来记事、纪念和歌功颂德。秦始皇关心的德是水德。五行家把万物归纳为金、木、土、水、火五种元素,统称五行,进而把它同国家的命运挂钩,编排成金德、木德、土德、水德、火德。五德轮流做庄,终而复始,称为五德终始。秦始皇的祖宗曾捕获一条黑龙,大约是颜色发黑的大鲵,从此秦国把水德视为先天的命运。水德尚黑,秦国的国旗和礼服于是采用黑色。秦始皇葬在骊山之北,北方的标志色是黑;骊山的骊,意思也是黑。秦代以后,通行黑石刻碑,谷文达的碑材就是黑色。

2

3

【唐诗后著】碑林肆系,展于oct当代艺术中心 何香凝美术馆,2005年

秦始皇自古被称为暴君。时过境迁,历史的旧帐变了颜色,古人心中的暴君,变成了今人眼中的英雄。秦始皇所处的战国时期,英雄、枭雄、奸雄并出,刻石立碑正是这个时代的创举。谷文达生活的20世纪,也是一个标榜英雄的时代。谷文达五十块大碑的规模,保留着英雄时代的气概。当年隋代和尚静琬得到皇家赞助,在北京石经山镌刻五千卷佛经;唐朝开成年间,长安官刻儒家的十二经。只有这两套石刻,才超过私刻的《碑林》数量。谷文达为《碑林》撰写的说明文,采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宏大叙事作风,行文使用“灿烂的史实与史诗”、“辉煌的典范”、“风起云涌的时代”之类的豪言壮语。谷文达成名的80年代,人们认定世界正在迎来一场文化大震荡,走在文化前面的是视觉艺术。谷文达正是这个时代视觉艺术的代言人。

4

5

【唐诗后著】碑林肆系,展于oct当代艺术中心 何香凝美术馆,2005年

望文生义地看,汉语的“碑”字不能为英雄情结提供援助。碑字由石和卑两个字根组成,石指碑的材料,卑指碑的读音,也包括碑的含义。卑是一个贬义词,同它相关的合成词,比如卑微、卑贱、卑劣、卑鄙都是低下弱小或龌龊的词汇。这个字眼同高耸的石碑联系,体现着中国人的处世哲学。中国哲人声称柔弱胜过刚强,主张用谦卑的姿态去支配异已的力量,认为大江大海之所以能成为小河小溪的领袖,正是在于它们善于把自己摆在低下的位置。所以历代受过正统教育的中国帝王,谦虚做秀就是他们治国安邦的本事。中国帝王是上帝的儿子,简称天子。天子在名山之颠祭祀上帝,筑坛立碑,表示攀附和亲近。相传周穆王西游列国,到达西王母的地盘,在弇山刻石纪念,被视为刻碑的先声。

《碑林》全称【唐诗后著】碑林肆系。唐诗作为中国诗歌的顶峰,最有资格被树碑立传。谷文达将唐诗辗转翻译,把它的原意弄得面目全非,这同中国文人撰写和解读历史的情形非常相似。比如,《史记》的传记对细节的描写会让人生疑。后来的史家批阅《史记》等文献,采用注、释、笺、疏、证、正义、索隐、集解等形式,考古钩沉,旁征博引,添油加醋,有的甚至篡改这些经典文献,以致二十世纪的疑古学派把儒家的十三部经典、诸子百家以及《史记》等权威著作统统都打上了问号,认为中国的历史是层垒的历史。意思是说后人不断在历史文献上附加新的解释,层层堆积,使历史走形变味。中国的碑刻,更是有浮夸做假的悠久传统。《寰宇访碑记》记录的秦始皇以前的碑刻共有五件:大禹《岣嵝碑》,周穆王坛山刻石,周宣王时的石鼓文,孔子书写的延陵镇季子墓碑和比干墓题词,大抵都是后人的所作所为,以比干墓题词最为无稽,因为字体是孔子死后五百年才出现的八分书。

《碑林-唐诗后著》选译唐诗五十首,占《全唐诗》五万首的千分之一。五十是《洛书》九宫的约数,彼此纵横交叉,形成数字魔方,有着五千年以上的历史。五十作为“大衍之数”的约数,是周易占卜的总数。《老子》五千字,《孙子》五千字,《论语》五万字,《史记》五十万字,都是五十的倍数。孔子五十岁研究《周易》,声称“五十而不惑”,也就是他本人在五十岁时能洞察一切。《碑林》刻碑五十块,于2005年完成展出之际,谷文达年满五十。谷文达是海外四大金刚对自己的创作最具有长远打算、整体设计和精确控制的艺术家,上述数字,谷文达不一定全都了然在胸,却不可能是巧合。

《碑林-唐诗后著》使读者能面对李白、杜甫、王维等让中国人骄傲的诗人,进而能想到唐代的历史。唐帝国是当时面积最大的国家,国都是最大的城市,财富超过全球的一半以上。唐朝的宗教包括国教道教、佛教、景教(基督教)、袄教、摩尼教以及后起的伊斯兰教。唐代的成就使近现代中国人感受的是做为弱国国民的耻辱。近现代中国文化如同纽约或其他大城市中的唐人街,只是现代的点缀和历史的一声叹惜。当谷文达客居美国时,中国同外界有着多重隔膜,文化鸿沟首当其冲地成为海外游子的共同困惑。

碑林的语境

“唐诗”是后人的称呼。后人把唐诗从唐史和唐人的身上剥离出来,分类成集,变成插在瓶中的折枝花,进而按照通俗方便的原则释读。比如“牀前明月光”的“牀”,本来是放琴棋书画之类的案子,被翻译成了睡人的床。这使原诗的意图又隔了一层,变得俗了。

《碑林》中的唐诗,概括了唐代诗歌的常见主题。一是伤春,抒发失宠女人的情怀。周朝以来的婚礼在春季举行,历代沿袭。春季于是特别容易勾起已婚女子对婚姻中短暂幸福的回忆。二是悲秋,表现失意男人的情怀,从宋玉首创悲秋意境,两千多年间愈演愈烈。三是离愁别绪,它牵连着亲情、友情和爱情。四是忧国忧民。五是怀才不遇,发泄落魄文人的愤懑,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六是怀古讽今。七是闲情逸致。八是归隐,也就是当隐士。谷文达挑选的这批一千多年前的诗歌,如同一组老字号的作料,把我们身边的现实烹调出特殊的味道。传统碑刻的字体,有篆体、隶体、魏体、楷体。武则天《升仙太子碑》用草书,是别出心裁的特例。李邕用行书,是忙于应酬的结果。谷文达借用篆字的构成,隶字的波磔,魏体的硬朗和颜真卿正书的笔画等等,混为一体,号称谷氏楷体。

6

【唐诗后著】碑林肆系之三:陆子昂《登幽州台歌》

翻译讲究信、达、雅。信指可靠,达指通畅,雅指中正、高尚。谷文达背道而驰,把他的翻译弄得不可信,不达,不雅。东周贵族的诗歌,统称为“雅”。东周王朝是春秋列国名义上的宗主国,类似于欧洲的梵蒂冈。它的地盘被诸侯国包围,当时叫中国、中夏,夏与雅是同义词。谷文达翻译的唐诗故意背离雅的要求,采用美国卡通文化的搞笑作风,把众多原本正经的语句弄成文字噱头,甚至铺排了种种淫词秽语,犹如染上病毒变成乱码的电子读物。如果译诗的境界仅仅停留在这类艳词俗语的层面,作品就淹没在现实的市井文化中了。中国市井文化如同奔流的火山溶液,吞食着诸如唐诗之类的中国传统,也吞食着国际游戏规则。文人们不仅不是它的对手,有的还能寻找理由论证其生活方式的合理。可见非暴力的英雄情结和超人精神不能抹杀,它们能够抑制市井文化中的无聊。正因为如此,谷文达对杜牧《泊秦淮》一诗的翻译,可以说是译文中的点睛之笔。杜牧是一位风流才子,喜爱沾花惹草,他的传世之作不少同青楼买笑有关。不过杜牧又是唐朝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长官,负责督查官员。在现代人看来,杜牧的行为和职务相互冲突,但在唐朝,对国家兴亡的警惕与寻花问柳的作风可以并行不悖,甚至是人格的自然表现。唐朝都城有一个红灯区名叫平康坊,地点在皇宫东南处的宫墙外面。每年考中进士的新人,走出皇宫,揣着名片周游平康坊,求访坊内的名妓,当时人们把这个小区称为风流泽薮。谷文达翻译杜牧的这首诗,一反其他诗歌的译法,字词铿锵,对应杜牧严肃的一面,洋溢着英雄气概。

7

【唐诗后著】碑林肆系之十五:杜牧《泊秦淮》

《碑林》提供了一个翻译平台,同时又展示出翻译的荒谬。翻译只在物欲层面有效,在精神层面和习俗范围很难奏效。唐诗是中国文化链中的尖端产品,文字、音韵、节奏、文风有一套严密的格式,无可挑剔,无从改造。它的平仄不能翻译,音节不能翻译,五个字的短句翻成一行长长的英文句式,如同进行曲的节奏拉长后变成了吊丧的安魂曲。唐诗的字句同五行学的数理有关,它的内涵讲究言外之意。这些只能解释,一旦解释,诗歌的意境将变得索然无味。诗歌表达的是个人心声和志趣,古人声称“诗无达诂”,是说诗歌没有确定的解释。诗谶、诗禅、诗谜是最直接的证据。唐诗中的名篇,很多如同诗谜,人们只见谜面而不知谜底。比如王维的《相思》只有二十个字: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首诗有两个差别很大的版本,谁是对的?不知道。唐玄宗以前,赌博用的色子名叫骰子,惟有一点用红色。骰子用骨头制作,一点挖一个洞,镶嵌一颗红豆。红豆别名“相思子”,象征两性相思。唐代诗人温庭筠的“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就是用双关语描写情人之间刻骨铭心的思念。王维的《相思》,也被理解为异性相思。其实这首诗的另一个标题是“江上赠李龟年”。李龟年,顶尖男艺人,帝王将相的常客,因而《相思》又有同性恋的嫌疑。不过这首诗写在安史之乱之际,唐玄宗仓皇出逃四川,李龟年当着唐朝官员即席演唱《相思》,大家遥望四川,神情凄惨,表明是君臣相思。这一切,《相思》的字面统统没有,无论翻译得如何刻意,也流于单薄空洞。

QQ截图20190124172612

【唐诗后著】碑林肆系之一:王维《相思》

谷文达的译文与其说是汉英对译,不如说是边缘文化同国际文化的对译。在美国的大众文化中心,比如好莱坞影城和迪斯尼乐园,游览指示牌上标有英、法、德、俄、拉丁文和日文,没有使用人数最多的中文。在商业逻辑中,人数同实力不能等量齐观。经济弱小是一个国家诸多方面弱小的总体表现,投身国际艺术界的中国艺术家的所有痛苦,也几乎都同口袋的干瘪有关。中国人要改变这种现状,靠一厢情愿地奋斗未免显得天真。即便世界能提供平等竞争的舞台,人类的惰性仍然会使有所作为的人们感到沮丧。据统计,全球的电器插座有一百多种互不兼容的形制,把它们统一起来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全球的文化插座比电器插座更多,更复杂,更难改变,主张全球化的人们只要思考这个问题就会悲观。谷文达的唐诗后著,如同中国的插头插不进西方的插座,形成硬插而又无济于事的滑稽关系。

碑林的眼界

谷文达旅居美国十八年,东西方文化在他的身上,如同候鸟的双翼,失去一翼,另一翼将毫无意义。这使得他对文化交流特别敏感。《碑林》的视野首先定格在东方和西方之间。东方代表中国,西方代表外国。历史让人好生奇怪:从传记中的周穆王和小说中的秦始皇、汉武帝会见西王母,到张蹇出使西域,玄奘西天取经,郑和下西洋,直到胡适主张全盘西化和王明、博古等人加入共产国际,东方的中国人不息地在面向西方。凡是坐镇中原的中国帝王,无一例外地以西为上,从国际礼仪的站位到官民请客入座,中国主人都是以谦让的方式坐东而客人坐西。20世纪中国走向现代的进程,被视为走向西方的过程。西方作为中国永远的牵挂,不能单纯地视为地缘政治上的考虑,很可能隐藏着深层的缘由。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的后代早已灭绝,中国历代帝王的始祖,发祥地都在中国的西部。西部的代表人物是西王母,她的国籍不明,性别暧昧。在汉代,伏羲与女娲是始祖神,然而他们的地位却在西王母之下。在同文字纪念碑一道问世的画像石中,西王母的画像凌驾在伏羲和女娲造像的上方。西王母的活动中心大约在今新疆或周边,汉代学者认为是世界的西极,日落的地方。西王母神通广大,负责管理天灾和名叫五残的妖星。五残星是中央填星分裂的产物,天灾的具体表现,暗示着中央帝国的崩溃。古代天灾被认为是对中国帝王罪过的警告,因而汉朝帝国毕恭毕敬地对待西王母,由中央或地方政府的要员按期率众祭祀。

《碑林》的思想摆动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碑林》的构思环环相扣,创作过程有条不紊,唐诗和英译本都是照本宣科。不过进入后著的过程,英文文本译成了乱码汉语,进而转译成上海滩的“洋泾浜英语”,两者的内容变得一塌糊涂,形成一窍不通而又正经八本的闹剧。《碑林》的立意游离在艺术与非艺术之间。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困惑,超出了艺术不能为现实制订规则的界线。艺术界对于这种困惑只会觉得无奈,文化传播者又会觉得这种困惑表现得太含蓄太艺术。《碑林》的立意还往返于传统与非传统之间。当《碑林》携带出众多正宗的中国传统文化时,显示出谷文达的中国素养,体现着古代名篇佳作对作者的熏陶。另一方面,谷文达又以不传统的观念和恶作剧的方式加以处置,把不相干的东西硬性地粘贴,煞有介事地捏造成非驴非马的怪物,使唐诗的意境与情调变得不伦不类,形成一派胡言。唐代人称胡言为“胡白”:胡指外族或外国人,白指言说。

碑文这种文体,同几千年来帝王发布的告示、占卜的著作、贵族写的诗歌以及青铜器与石器上镌刻的铭文,都被当做史书的变体。历史是一块可以被任意雕琢的石头,而碑文,尤其是死人的墓志,讲究盖棺论定,所以撰写人力求隐恶扬善,甚至虚构浮夸,矫饰的成份很浓。写作的“写”(寫)字,上面的字根是一间屋子,下面是一只喜鹊,写作就是报喜不报忧,关起门来唱赞歌。不过谷文达碑文的内容,既不在于严肃史家恪守事实的美德,也不深究无行文人歌功颂德的浮华作风。说白了,谷文达的《碑林》,重在借题发挥。

《碑林》具有的古典倾向,第一是正宗:碑中的汉字,可以视为隶书的变异,也可命名为谷氏隶体,其中的捺划带有隶书的波磔。中国的书法,在汉代以后和唐代以前,以隶书为正楷,楷书指的就是隶书。书家如果不擅长隶书,就不是合格的书家,这在唐代以后仍然是书坛的共识。西安碑林的标志碑是唐玄宗的《孝经》石台,隶书。第二是规则:统一的材料,统一的尺寸,统一的字体字号,统一的纹饰,造成大一统的效果。第三是对称:谷氏书法讲究左右均衡,行距与字距讲究一致。第四是完整:字迹完整,碑文完整,碑体完整。完整无缺的作品会产生两种相反的印象,一是让人感受到作者构思的全面与缜密,一是感受到作者不由人分说的霸气。《碑林》刻诗多数是格律诗,比如王维的《红豆》,音步是固定的: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平仄格式是固定的:||――|,――||-。―――||,|||――。其中,二、四、五三个字的平仄务必合格。押韵也是被严格圈定的:枝和思同属支韵,与齐韵、儿韵有别。这使得诗人遣词造句的选择面很窄,即便每句诗缺掉一个字,内行也不难通过格律以及上下文加以填补。

《碑林》完整、饱满,没有留给后人参与的余地。五十块石碑,没有碑额,没有碑座,碑侧没有空白,平放的方式等于取消了碑背,读者只能像看字典一样被动地接受。保留后人参与的空间,往往是作品效应放大的因素;参与的人越多,作品更容易历久弥新。不完整的残字碑、断碑以至无字碑,反而能引发人的释读或考证热情。比如被视为周宣王时期的《石鼓文》,秦始皇立在泰山与武则天立在墓地的无字碑,蔡邕书写的《熹平石经》残片等等,一直是常说常新的议题。东汉“曹娥碑”的碑文写得不大杰出,它成为一代名碑,被人津津乐道,是因为东汉名士蔡邕在碑背题了著名的八字评语。相传曹操和杨修观看曹娥碑,发现碑背有八个大字:“黄绢、幼妇、外孙、齑臼”。曹操不解,杨修说,这是隐语,意思是“绝妙好辞”。黄绢指色糸,合起来就是“绝”;幼妇指少女,合起来就是“妙”;外孙指女儿的儿子,简称女子,合起来就是“好”;齑臼是接受辛辣作料加以研磨的器具,简称受辛,合起来就是“辞”的异体字。谷文达的《碑林》完满,造成了解读的残缺:满招损。这或许是作者对颠峰状态的唐代文化的隐寓。

碑林的价值

谷文达是当代重要的艺术家之一,《碑林》将是他最重要的传世之作。不过由于《碑林》的内含复杂而形态单一,缺少直观的因素,需要翻译和讲解,合格的读者必须通晓中文和英文,必须读过唐诗,了解唐代的历史和文化。这样的读者在中国很少,在英语世界更加罕见。这是《碑林》没有产生广泛影响的外部原因,而自身原因在于作品显得庄重平和,不大可能一眼打动习惯于强刺激的现代观众。经历了1989年的社会大动荡,目击了911及其相关的惨烈画面,看多了盗版光盘和互联网上惊世骇俗的影像,人们对于任何事相都不会被轻易打动,这使得精致的手工艺术作品显得平淡。它需要在平静的氛围中慢慢地体会。《碑林》问世以来,还没有一位中国评论家、汉学家或跨文化学专家作过深入的研究和评论,读者缺少阅读铺垫和阅读悬念。这也是它没有迅速产生影响的另一个原因。

8

9

【唐诗后著】碑林肆系制碑过程

《碑林》能引出很多话题,包括碑刻、语言、文字、书法、诗歌、异乡情调与游子心态、历史与当代、边缘与中心、艺术地位与文化势力、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等等。碑与碑文提供的话匣子,使得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话题都可以从中寻找借口或启示。其中,有关文化交流的话题尤其耐久。随着跨文化时代的到来,异质文化交流的困惑凸显为人类生存的障碍。地球固然不大会成为纳粹的载体,但这个舞台对于人类的智力和野心,毕竟太小。在世界一体化或世界大同之前,在地球人和可能存在的宇宙人解决文化差异之前,在人与物、人与宇宙之间建立对等的“交流”之前,《碑林》展示的困惑将始终是人类难以摆脱的阴影。

10

11

【唐诗后著】碑林肆系展于澳大利亚国家美术馆australia national gallery, 2001年

有人讲谷文达的作品缺乏个性。个性作为禁锢时代解救自我的钥匙,对于中国艺术家固然重要,但不一定是站在当代艺坛前沿地带的艺术家成败的关键,不是某件艺术作品成立与否的首要条件。一个世纪以来,杜桑追求极端,毕加索追求变化,梵高追求自由,达利追求怪异,都是以个性的张扬取胜,符合20世纪的文化趋向。不过个性的张扬是否必要,不必一概而论。二十年前的中国艺坛如同一个世纪前的西方艺坛,个性充当着艺术僵化的克星,它是褒义词。当时,谷文达是中国最富有个性的艺术家。二十年后的今天,艺术个性已经成为社会共识,正在演变成中性词,谷文达不必再靠个性张扬来辅助他的创作。悬置个性,如同舞女只见舞姿不见人。由于《碑林》负载的内容大,读者群小,如果过份突出个性或个人的成份,作品容易变成艰涩难读的谜语或黑话。另一方面,《碑林》文字的结体方式和书写方式,都带有个性。译文中的香艳词句,带有明显的个人色彩。成年男人有意或无意地使用艳词,要么在青壮年,要么为独身,要么失落无根。这三点正是谷文达前些年生活状况的写照。谷文达创作《碑林》时,住在纽约黑人集聚的布鲁克林区,还没有进入美国的主流艺术圈。当时,谷文达同前妻离异,孤身一人。赴美的中国先锋艺术家,像谷文达同体制脱钩、孤军奋战而又能成就大业的例子,可以说绝无仅有。没有个性作为基本素质,他在张扬个性的美国不可能异军突起。

《碑林》是双语碑。中国双语碑流行在一千多年前。西安碑林陈列的公元781年建立的《梵汉文陀罗尼真言残幢》,是梵汉文双语碑;同年建立的《大秦景教(基督教)流行中国碑》,碑侧和碑座刻有中文和古叙利亚文的对照文本。存世最多的双语碑是清代满汉文合刻碑。中国能认识满文的人已经很少,而《梵汉文陀罗尼真言残幢》上的梵文,只有专家才知道那是尼泊尔文字。再过一千年,中文失传还是英文失传抑或世界语使得两者失传,现在还很难预测,不过地球人不大可能同时采用两套以上的文字系统,它不符合生命追求最高效率的天性。从这个长远趋势考虑,谷文达的双语碑,对于人类探讨有效的交流方式,永远是一种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