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一画千载 两世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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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快报 作者:李熊熊2019-01-24 10:56

原标题:《十字魇镇图》:文化汇流的一朵浪花  

前段时间笔者收了一只明代成化年间的残破瓷碗(图1、图2),碗上的纹样非常值得探讨一下。从图1看,此碗内底中心位置,画的是一个明清时期常见的“十字杵”纹样。“十字杵”是典型的藏传佛教崇拜的法器,其主要作用是可以降魔驱邪。瓷器上大量使用“十字杵”进行装饰,表明那个时代民众心里对未知世界有强烈的恐惧感,需求通过法器来加强自我保护。

图1残破瓷碗

图1残破瓷碗

图2是此碗的外壁,主要纹样是缠枝花捧“八吉祥”。“八吉祥”也是藏传佛教信奉的八种宝物,用它们装饰在碗外壁,起到烘托内底“十字杵”的作用。图2中出现的“八吉祥”,右为“莲花”,左为“宝伞”,其余的大都已残缺。但从宝物之间的距离测算,这只碗完整的话,上面“八吉祥”是画齐全的。

这件瓷碗纹样的特殊之处是图1“十字杵”的中心,赫然画着一个标准的“十”字,而且“十”字的周围还镶边加以强调,这是十分罕见的现象。在“十字杵”中间套一个“十”字,意味着什么?这就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众所周知,起源于西方的基督教信仰“十字架”。有基督教的地方,就有“十字架”的存在。在中国历史上,元代是有基督教传播的,当时称“也里可温教”。因此,元代社会曾出现过许多“十字架”图案是可想而知的。事实上,元代的瓷器纹样中就有“十字架”的身影,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十字架”成了中国人崇拜的“杂宝”之一。“十字架”与“十字杵”具有相似的功能,也可以用来降魔驱邪。

明朝建立后,蒙古人退守漠北,基督教也暂时退出了中国。从洪武到万历约两百年间,中国基本上没有基督教传播活动。那么成化年间的瓷器上出现“十”字,与基督教的“十字架”有没有关系呢?没有证据能证明两者之间有直接的关系,但有证据可证明它们之间有间接关系。

明初基督教虽然退出了中国,但元代“十字架”文化的影响却已经扎根于中国社会的文化习俗中。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高濂所著《遵生八笺》中找到线索。此书“起居安乐笺上卷”有一条讲“起造工匠魇镇解法”,其中讲到:

“《臞仙》曰:‘凡梓人造房,瓦人覆瓦,石人甃砌,五墨绘饰,都有魇镇咒诅。……如钉床时,以竹钉十字钉之,或画人形纸符于内,使卧床之人疾病不安。……如甃砌门限,阶基之下用荷叶包饭于下,以箸十字安在上,令有呕噎之疾。’……”

上述引文中《臞仙》一书,全名是《臞仙神隐书》,作者是自号“臞仙”的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王朱权(1378-1448)。朱权在书中所记的工匠“魇镇”,是什么意思呢?“魇镇”又称“魇胜”“厌胜”,是中国古代使用某种镇物、图符、咒语等,来制服他人或驱走鬼魅的巫术。这种巫术曾长期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图2残破瓷碗

图2残破瓷碗

引文中值得关注的是这两条:“以竹钉十字钉之”“以箸十字安在上”。这种以“十字”魇镇的方法不知起源于何时?很有可能就是受元朝藏传佛教“十字杵”和基督教“十字架”的影响而产生的。由于朱权生活的年代比成化稍早,成化瓷器纹样受其所记“魇镇”文化的影响是极有可能的。

明代万历年间再次有基督教传入,并一直延续至今天。在传教的过程中,“十字架”驱魔镇邪的功能也再次被基督教会强调。如《利玛窦中国札记》就记述过这样的故事:上海教会有信徒在领洗之前烧掉所有偶像,于是魔鬼开始报复他,后来神父给了他一个十字架放在家里,从此就不闹鬼了。长期在福建传教的传教士艾儒略对“十字架”的驱魔能力,有过这样一个解说:“圣架者,实天主降生救世之具,为鬼魔所极畏者乎!”可见,传教士对“十字架”驱魔镇邪功能的宣扬,既有传播宗教的需要,也有更好地适应中国传统文化的考虑在里面。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图1这幅瓷画上的“十字杵”纹样,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它不是偶然出现的产物,而应该是一种精心的设计。实际上它是藏传佛教“十字杵”、基督教“十字架”与中国传统魇镇思想交融在一起的产物,目的是要制造出一个强强联合的“魇镇”图符。据此性质,我们可以将它起名为《十字魇镇图》。

“十字架”与“十字杵”作为宗教圣物,怎样绘制原本是有严格讲究的。在《十字魇镇图》中,“十字架”与“十字杵”之所以可以进行如此的搭配,是因为它们原本的宗教意义已经明显淡化。这种本意淡化引起画法变化的现象我们在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比如,明清瓷器上大量的“十字杵”纹样,画法随意,样式多变,都与工匠已经不再计较它们原本的宗教意义有关。

《十字魇镇图》作为一幅中国化的巫术图符作品,上面的“十字杵”和“十字架”已经融入中国传统“魇镇”思维体系,成了中国“魇镇”图符的组成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