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一画千载 两世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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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考查查 2018-12-27 16:15

原标题:达·芬奇、伦勃朗、莫奈的眼睛,真和咱的不一样?

伦勃朗《自画像》,铜板油画,15.5×12cm,1630年,瑞典国家美术馆藏

人们不喜欢疾病,因为它往往会带来生活上的不便乃至痛苦,有时还会引来异样的眼光。但是,它也能给人们看待世界的不同视角,这正是艺术所珍视的。那么,疾病曾给艺术家带来怎样的独特之处呢?

艺术家和所有人一样,也会有不幸被疾病“选中”的人。比如高功能自闭症的米开朗基罗、癫痫症的梵高、神经性视听障碍伴随精神分裂症的草间弥生等。他们赫赫有名,疾病也随之成为传奇的一部分而名声在外。

梵高《自画像》,布面油画,65×54cm,1889年,巴黎奥赛博物馆。它可能是梵高的最后一张自画像。

草间弥生在其作品前,2014年

而艺术家内心经历的磨难,恐怕只有他们自己清楚。疾病使他们在世界上愈显孤独,或许精神的痛苦的确滋养了艺术的深度和独特性,但这些往往使人有复杂而矛盾的感受。

米开朗基罗《最后的审判》(局部),壁画,1536-1541年,梵蒂冈西斯廷礼拜堂。圣巴尔多禄茂手中的人皮面部为画家的自画像。

相对于“内在”疾病,眼睛和大脑的病变对艺术家及其作品的影响则更为直接,也带着观者一起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这让人们不禁思考:我们所见的世界,就是它“真实”的样子吗?

他们的眼睛不一样

一般而言,两只眼睛给了人们感知深度的能力,这在人们的生活中至关重要。而在绘画中,往往要将3D的世界表现在2D的画面上。换言之,如果感知深度的能力受到抑制,是否有助于在画布上再现世界?

达·芬奇《最后的晚餐》,壁画,420×910cm,1494-1498年,米兰圣玛利亚感恩教堂

事实的确如此。而且通过达·芬奇、伦勃朗、毕加索等画家的自画像或照片,人们发现他们极有可能具有这样的单眼优势。这是由一种双眼不能同时注视目标的疾病——斜视,而带来的。

达·芬奇《自画像》,红粉笔等,33.3×21.3cm,约1513年,意大利都灵图书馆藏

伦勃朗《自画像》,布面油画,84.5×66cm,1659年,美国国家美术馆藏,和本文第一张配图的自画像差了29岁,眼睛的异样还相似吗?

毕加索,1904年

比如当画家考察对象和空间时,很可能只是一只眼睛在注视,而另一只眼睛的视觉被抑制,于是在睁着两只眼睛的情况下,也自然地得到了单眼的2D视觉,就像普通人闭上一只眼睛那样。这样把对象呈现在画布上就相对方便。

达·芬奇《救世主》,木板油画,65.5×45.4cm,约1500年。2017年于纽约佳士得以4.5亿美元成交,为拍卖史最高价;一说画中原型为达·芬奇本人,他的眼睛也未注视一处。

毕加索《年老的吉他演奏者》,画板油画,122.9×82.6cm,1903-1904年,芝加哥艺术学院藏

印象派大师莫奈的眼睛则因白内障受到了更多关注。同时,由于印象派强调捕捉光线、将瞬息万变的色彩从视网膜直接落到画布上,于是眼疾对他们的影响也最为直接地呈现在画面中。

莫奈《蛙塘》,布面油画,74.5×99.7cm,1869年,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画家直接用色彩表现了水面上跃动的光线。

在莫奈的眼睛为他服务了65年后,视力逐渐变差,看到的色彩也出现了不同倾向的变化。这令莫奈好奇也困扰,他早期认为“蒙雾”的世界反而更符合创作上的表达,但后期却因绘画被严重阻碍而饱受其苦。

莫奈《睡莲和日本桥》,布面油画,89.7×90.5cm,1897-1899年,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藏,画中的桥轮廓清晰

莫奈《日本桥》,布面油画,89.5×116.3cm,1920-1922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藏,画中的桥模糊、扭曲且泛黄。

梵高《麦田里的收割者》,布面油画,73.2×92.7cm,1889年,荷兰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藏。他最后时期的画面主色多为黄色,有人认为他也患有黄视症,病因则是为治疗精神疾病而服用的药物。

72岁时,莫奈被诊断为退化性白内障,这解释了他所看到的泛黄世界。到82岁面临失明问题时,这位害怕无法作画的画家终于在反复权衡之后,接受了当时风险颇高的晶状体摘除手术。术后,尽管医生尽力配了眼镜,但扭曲的形状和夸张的颜色显然不能令这位画家满意。

玛丽·卡萨特《妈妈萨拉和孩子》,粉彩,69.2×89.5cm,1902年

玛丽·卡萨特《低头看托马斯的妈妈的速写》,粉彩,54.6×43.2cm,1915年。画家不幸在白内障手术后失明,最终被迫放弃创作。

20世纪初,人们还不能做置换晶状体的手术,于是莫奈失去晶状体的右眼也就失去了过滤紫外光的功能,这又改变了他所见世界的色彩。

莫奈《睡莲》,1897-1899年。

人们在注意到画家不同时期色彩倾向变化的同时,也注意到那些连续创作却同样有不同色彩倾向的相似画作。所以,色彩倾向变化既有客观眼疾的影响,也有画家主观的尝试。

莫奈《睡莲》,1914-1919年,画面呈现出明亮到有些异样的蓝紫色。

然而,由于我们看不到莫奈能看到的紫外光,所以我们在画布上所见的很可能也不是他画出的全部——大概只是隔着“去除紫外光”滤镜所见到的莫奈视界,这样透过他的眼睛所见到的“真实”,也只是他所见这一种“真实”的一部分。

康斯坦布尔《艾塞克斯的威文豪公园》,布面油画,56.1×101.2cm,1816年,美国国家美术馆藏。画家安宁的风景画中很少出现红色系的颜色,这可能与红绿色盲有关。

当面对印象派画作时,如果你恰好近视,有没有觉得不少画面和摘下眼镜时看到的场景有些相似呢?实际上,雷诺阿等印象派画家的画风形成可能确实与近视有关:当形象细节模糊时,色彩跃然于抽象的形体上。这就像视力正常的人眯起眼睛看东西时那样,更容易忽略细节而把握整体。

雷诺阿《红磨坊的舞会》,布面油画,131×175cm,1876年,巴黎奥赛博物馆藏

面对眼疾,像“现代艺术之父”塞尚这样的观念先锋,因认为近视镜影响创作而拒绝佩戴。而印象派画家德加则选择了另一条道路——雕塑,这使他得以用触觉弥补了视觉的不足。

德加《鞠躬的舞者》,纸上粉彩与水粉,81×66cm,约1878年,洛杉矶盖蒂艺术中心藏

德加《十四岁的小舞女》,木底座、布和丝、彩绘铜,98.4×41.9×36.5cm、31kg,1880-1881年创作、约1922年铸造,泰特现代美术馆藏

对于当今著名玻璃艺术家戴尔·奇胡利(Dale Chihuly)而言,因车祸失去左眼带给他的则是创作方式上的改变:在35岁以后的几年中,他逐渐由自己操作转为指导他人完成玻璃雕塑的创作。受伤的眼睛并没有阻止他创作出无二杰作。

奇胡利团队大型玻璃艺术作品

「大脑变了!」

当人们说起大脑和艺术的关系,往往会想到右脑擅长艺术思维。但这种“擅长”的偏向和整体比起来并不大,不是将感性的、理性的功能一分为二。所以,无论是左脑还是右脑发生改变,都可能对艺术创作产生巨大影响。

比如,上世纪的德国艺术家Anton Räderscheidt在75岁时经历了左脑中风,他的绘画风格比之前由写实到表现的转变外,又发生了变化:画中形象更多变形、颜色更明亮、情绪更直接。

Anton Räderscheidt《自画像》,中风前

Anton Räderscheidt《自画像》,1968年,中风后

而与他同为上世纪德国画家的Otto Dix,在晚年右脑中风后似乎完全忘记了如何运用纯熟的自然主义技巧,只得拿起画笔重新学习绘画技能。与他相似,善于描绘细节的现实主义画家Lovis Corinth也不幸经历了右脑中风,但那时他只有53岁,来得及成功学会了用另一只手绘画,并创作了不少大笔触的风景画。

Lovis Corinth《从机舱看去的瓦尔辛湖风景》(Walchensee-Panorama,Blick von der Kanzel),布面油画,100×200cm,1924年

对于艺术家来说,这样由于病变带来巨大的被动改变无疑是痛苦的,尤其是右脑的病变对艺术生涯更为“致命”。但我们从艺术家们的行动中也能看到,疾病或许让他们被迫“失语”,但尚未扼杀渴求以艺术语言表达的灵魂。

不过,有时大脑的变化也能将“门外汉”引入艺术的大门,或者说,至少是视觉表达的大门。从意大利移民到美国的Franco Magnani曾当过厨师和木匠,但在癫痫发作后,30多岁的他突然拿起了画笔,笔下细节丰富的画面竟和多年未见的意大利家乡一模一样。

Franco Magnani的家乡风景和他凭儿时记忆画出的画作

如果说上面这位因大脑改变而诞生的“艺术家”只是神奇地再现了见过的场景,那么这位能将数字、音乐和字母等表现在画面上的生物学家Anne Adams则更令人惊叹,她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完成了从抽象事物到视觉形象的转换。

Anne Adams画“π”,1998年

Anne Adams和音乐对应的、名为UnravelingBole¤ro(揭开博里斯)的画作,1994年

无论是大脑还是眼睛的疾病,它们对于个体来说是无情的,但在给世界带来一个个显得残酷的独特性时,也引发我们重新思考: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到底是什么?艺术家笔下的语言,究竟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