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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时报 作者:潘越平,杨雨晗2018-12-18 16:45

原标题:“我从巴黎来”:“敦煌女儿”的传奇人生

2018年11月12日至12月10日,一场名为“花开敦煌”的展览在巴黎举行,让灿烂的敦煌文化在艺术之都巴黎完美绽放。常沙娜女士是有“敦煌保护神”之称的常书鸿先生的女儿,自幼随父亲在敦煌临摹壁画。后来林徽因的出现改变了年仅18岁的常沙娜的命运。她决定把敦煌艺术应用到工艺美术领域,在林徽因的指导下,参与设计了送给“亚太和平会议”外国首脑的礼品;50年代末,常沙娜还参加了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等“十大建筑”的建筑与装饰设计。后来主持并参加设计香港“永远盛开的紫荆花”雕塑。

2011年,巴黎塞努奇博物馆举办了《中国艺术家在巴黎》展,向法国公众展示徐悲鸿、林风眠、赵无极、潘玉良等留法艺术家作品,而画展所用海报是画家常书鸿以女儿常沙娜为原型创作的《沙娜画像》。

87年前,海报上的这个可爱小女孩出生于法国里昂。原本,她可以和同为艺术家的父母在法国过着舒适的生活,却很早便开始经历人生的忧愁。

从巴黎到敦煌:“一定要回国!”

画家家庭。(图片来源: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故事要从30年代的法国说起。那时,常书鸿在巴黎已获诸多认可。据常沙娜回忆:“四年时间里,我爸爸获得了当时最权威的巴黎春季沙龙金银奖,他的油画作品也被巴黎现代艺术馆收藏。大家都觉得他会成为世界级艺术家。”

不过,在看到法国汉学家拍摄的敦煌图集后,这位深受西方影响的画家毅然于1936年回到战火纷飞的中国。常书鸿曾回忆起当年的激动心情:“奇迹,这真是奇迹。我是一个倾倒在西洋文化上的人,如今真是惭愧,不知如何忏悔,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竟不知我们中国有这么大规模、这么系统的文化艺术!”

在敦煌当“苦行僧”

当时国内的生活与巴黎有天壤之别:“我们还没看到北平新家,就赶上了战争、逃难,不停地迁移,越走越苦。[…] 在贵州时,我们差点被炸死。后来天主教会给了我们安顿的地方。因此,一直到了重庆,我的妈妈每个礼拜都要祷告。”

1942年时莫高窟九层塔外观

1942年,被于右任推选为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副主任后,常书鸿决意带全家进驻敦煌。除了招兵买马,他卖掉了不少珍爱作品,筹齐了旅费。行前,梁思成对常书鸿说道:“如果我身体好,我也会去的。祝你有志者事竟成”。徐悲鸿也鼓励道:“学习玄奘苦行僧精神,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把敦煌的工作做好、做到底。”

1943年秋天,一家人乘卡车历时一个多月艰难抵达兰州:“我们开着卡车向兰州前进。母亲抱着两岁的弟弟坐在副驾驶,我就待在卡车后面,上方有个毡布的篷子。我没有觉得苦,只是好玩,看到了以前从未见过的景色。”

一到敦煌,常书鸿就觉得“一辈子都离不开了”: 这座始建于公元366年的佛教洞窟保留了4至14世纪、共计4.5万平方米的精美壁画。不过,当务之急不是临摹研究,而是治理和保护:“父亲一开始就没有时间画、研究,而是首先要维护这个地方”。

常书鸿对敦煌艺术的痴迷和责任感毋庸置疑:他带领有限的人力种树、垒围墙、给洞窟和塑像重新编号。防沙墙修建了起来,围墙内种上了蔬菜和作物。临摹一直在同时进行,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前人力设备有限,规模和收获都不大。

坚持数十年的坚守也使常书鸿被称为“敦煌守护神”。事实上,人为与自然因素使洞窟日益破败,如果不是常书鸿和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数十年在艰苦环境下尽力维护、做研究,那么这一无与伦比的文化遗产恐再难传承。

“夜夜敦煌入梦来”

在严酷的条件下,这些艺术工作者的意志力更显惊人:“离县城远,豆腐买来就酸了。当地的水都是咸的 [...] 敦煌缺水,不能洗澡;一盆水擦脸、擦身、洗脚,还舍不得倒。饭菜常常是一碗大盐粒、一碗醋、一碗水煮切面,没有蔬菜。一家人住一间小房,土炕”。

1946年常书鸿与女儿儿子在莫高窟林荫道合影

常书鸿《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中描绘的“大美”,也解释了那些人为何选择坚守于此:“那建于五代时期的窟檐斗拱上鲜艳的梁柱花纹、那隋代窟顶的联珠飞马图案、那顾恺之春蚕吐丝般的人物衣纹勾勒,那吴道子般舞带当风的盛唐飞天,那金碧辉煌的李思训般的用色……”

作为“娱乐项目”,常书鸿会组织大家为当地老乡画速写。另一项“业余活动”是就地取材制作颜料、纸、笔,一用再用。研究员们不辞劳苦地克服各类困难。当时众多洞窟已被流沙掩埋,要想进窟临摹就得爬蜈蚣梯:“他们很勤奋,九层楼的钟一响,大家就自动到各个石窟去了。[...] 当时没有梯架,没有照明,大家只能用吊绳吊入洞内,悬在半空中一点点描摹。在临摹穹顶的壁画时,头和身子弯成九十度直角。遇到阳光照不到的角落,就用白纸将光亮反射进来……”

正如常书鸿形容自己的,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杭铁头”——再苦也要干到底。两次前来临摹的张大千曾对他说:我们先走了,而你要在这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这是“无期徒刑”。而“杭铁头”的确心甘情愿在敦煌待了一辈子:“如果敦煌工作是‘徒刑’,那么是‘无期’,我也在所不辞”。在敦煌近40年,常书鸿晚年虽居北京,但信中总落款“客寓京华”,并多次写道:“夜夜敦煌入梦来”。1994年,常书鸿去世,家人尊重他“死了也要厮守敦煌”的遗愿,将其部分骨灰送回敦煌。

在洞窟专心作画的少女:没有学历的学业

在常莎娜14岁那年,父母矛盾恶化,母亲终抛下她和弟弟离家出走。于是,常莎娜辍学回来照看弟弟,同时还要完成父亲订的学习计划。除此之外,她跟研究员学习中西方美术史、临摹洞窟壁画,从而练好了“童子功”。

头饰手稿 南壁供养菩萨 初唐57窟(常沙娜临摹作品)

高难度临摹使常沙娜提高得很快:“我和擅长画工笔仕女的邵芳进洞临摹壁画,她成了我的工笔重彩老师,毛笔勾线、着色退晕等,我从她那里学到不少。 […] 后来又有几个洞窟是我跟着乌密风、周绍森去的,中唐的文殊、普贤两个菩萨特别完整 [...] 画的过程中,我获得了有关壁画内容的不少知识”。

父亲对敦煌的爱影响了她一生:“我的经历几乎都是跟着我的父亲,他一生的影响使我变得成熟起来”; "他从没说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也没有明确设计过我的未来,但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父亲要求她逐一临摹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元各窟的重点壁画,并结合具体画作讲解历代风格,甚至与欧洲各类画派特色作对比。

普贤菩萨图1945(常沙娜临摹作品)

这个少女在专心致志的作画过程中,克服恶劣的条件和失去母亲的伤痛:“早晨的阳光直射进来,照亮满墙色彩斑斓的画面。[...] 彩塑的佛陀、菩萨慈眉善目地陪伴着我,我头顶上是节奏鲜明的平棋、藻井图案,绕身边的是神奇的佛传本生故事、西方净土变画面”。

与林徽因的师生缘

1946年,常书鸿在兰州举办了展出敦煌壁画临摹本的“常书鸿父女画展”。一位外籍人士看完后,当即表示愿资助常莎娜赴美深造。两年后,常沙娜果然成行。

1951年,刚回国的常莎娜陪父亲的朋友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在北京看敦煌文物展览。她回忆道:“两口子激动得满脸通红 […]。那种对敦煌艺术发自内心的痴情真令人感动”。没多久,梁氏夫妇把常沙娜推荐到清华大学营建系当助教,并鼓励她从敦煌图案提取灵感、重振中国古典艺术:“当时林先生常卧床养病,但思路活跃。[…] 她说现在最需要抢救的是景泰蓝。首都的景泰蓝现在没有出国的机会,工艺也慢慢消失。我们要把景泰蓝改造为现代生活所用。[…] 林先生还几次离开病床,带我们到濒临停产的景泰蓝、烧瓷等工艺美术厂实地学习。”

景泰蓝和平鸽大圆盘

就这样,林徽因的建议使常沙娜选择了工艺美术领域,后来还担任中央工艺美院院长15年。1952年,在林指导下,她参与设计了送给"亚太和平会议"外国首脑的礼品(敦煌隋代藻井穿插和平鸽图案的真丝头巾,化用敦煌卷草纹的景泰蓝盘等),灵感大都源于敦煌壁画。例如,丝巾上需要和平鸽的图案,而林徽因强调:“不要用毕加索的鸽子,用我们敦煌的鸽子!”另外, 丝巾花纹就是1000多年前亚洲几个民族交流的记录:两周北魏的‘忍冬叶’草纹来自西域伊斯兰语系的馈赠;莲花是印度民族的影响;上面还有通过波斯和印度来到我国的希腊花纹。

在与林徽因相处的两年中,常沙娜还接触了她大量的藏书:“曾有一本德国出版的关于欧洲、中东各国的图案专集 […] [林徽因]动情地为我们讲述、形容、比较,从而加深了我对敦煌隋唐图案与欧亚宗教文化相互影响的认识。她还说,我们有如此悠久丰富的五千年历史,自然应该由我们自己整理出版一部中国历代图案集。”

将敦煌遗产融入现代设计

50年代末,常沙娜还参加了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等"十大建筑"的建筑与装饰设计。其中,在参与设计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顶部天花板时,常沙娜就参考了敦煌唐代装饰风格。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天花顶(1958年)

不过,设计不仅要考虑图案,更要顾及材料、照明等多项现实因素:设计人大会堂时,“当时的总工程师张鎛对我说,你要把照明、通风、建筑结构、材料、面积都考虑在内,形式和功能结合。我那时候27岁,很虚心地接受,不断通宵做修改。宴会厅的灯,光是中间有灯不行,需要从中心到边上扩大照明,照明还要跟图案结合。”她在另一次采访中同样强调:“设计不像画画。一个人,画张画,署个名,作品就算完成了。艺术设计却必须把艺术形式与材料、工艺、功能结合在一起,是许多人通力协作的结果。”

取之不尽的敦煌世界

退休后,常沙娜忙得最多的还是与敦煌有关的工作。1986年,她编撰的《敦煌历代服饰图案》问世,常书鸿亲自题名、作序。临摹手稿全来自于常莎娜1959年的敦煌之行。当时中央工艺美院刚成立3年,她是染织系的一名老师,而一放暑假,她便和两位同事抓紧筹备去敦煌,专门收集壁画、雕塑上的服饰图案。

在书稿上,满是常书鸿用红笔留下的修注。常沙娜在扉页写道:“珍贵的原稿,有爸爸亲笔修改的笔迹。”实际上,临摹服装图案不仅需要绘画训练,还要懂染织知识,而常书鸿是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染织科出身,对染织图案和染色也很有造诣。

2004年,经过数年努力,《中国敦煌历代装饰图案》出版,这是常沙娜为纪念敦煌研究院成立60周年暨父亲诞辰100周年而准备的礼物,列举了藻井、平棋和人字披、龛楣、华盖、佛像背光佩饰、边饰、地毯和桌帘,以及花砖10个类别。2014年出版的《敦煌历代装饰图案——续编》进一步展示了植物、动物、手姿、供器、水、火、莲座等图案。不过,这样细致大规模的整理工作只是个开始:“莫高窟保存着700多个洞窟,其中有壁画彩塑编号的洞窟492个。窟内壁画约4.5万平方米,塑像2000余座。我们这样挑选精华分类整理的结果,也不过只是敦煌装饰图案中的沧海一粟。”

2017年,由中国美术馆、清华大学主办的“花开敦煌——常沙娜艺术研究与应用展”在多国展览,其中囊括了常沙娜敦煌临摹、装饰手稿及设计作品等。在展览上,常沙娜向美术馆捐赠了24幅经典之作,其中5幅是早年在敦煌的临摹代表作:“这些作品一直跟着我,舍不得送走。当然绝不会卖,要是艺术跟赚钱连在一起,就不是真正的艺术了。现在捐献给国家,也算是最好的归宿。” 2018年,“花开敦煌”展览来到法国巴黎的欧洲时报文化中心,向法国公众展现她笔下瑰丽的敦煌世界。

两大设计灵感:敦煌与自然

谈到设计,常莎娜曾数次表达自己对传统研究和自然主题设计的担忧。首先,“[敦煌的]工匠也好,画匠也好,画僧也好,他们画了都没有留名,留下了这么精彩珍贵的历代文化艺术 […] 敦煌是个了不起的艺术宝库,内容非常丰盛、取之不尽。但有些壁画、彩塑的颜色已比前些年淡了,现在也只能尽力延续它的生命。所以,要抓紧深入研究,与现在的艺术相结合”。

而对于自然,数十年来常沙娜绘录了大量千姿百态的“花”的形象,“花陪伴了她一辈子”:“现在的人就知道玫瑰花、蝴蝶兰,其实大自然里的花卉才是我们的宠儿,大自然里的花卉太丰富了,关键是要怎么去运用”。

《花开敦煌》小号手提包

现在不少设计者最大的问题是,“缺少对传统的理解,缺少对传统的热爱”:“很多[设计者]不观察、不动脑,用电脑一弄就应付了”。因此,不仅要学习外国,也要学习自己的传统,并且进一步创新:“最后要落在我们自己的根上。敦煌就是这样的根脉,它征服过全世界、征服过我的父亲那一代人、征服过我们这一代人,它一直是所有艺术家寻找灵感、汲取营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