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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国创见者|张军 40年,昆曲被社会大众鼓舞着

张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艺术家,人称“昆曲王子”。作为改革开放同龄人,从12岁开始学习昆曲艺术,见证了这门古老的艺术从门庭冷落到如今备受关注的岁月历程。2001年,昆曲被列入首批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榜首,昆曲也由此从落寞的小众艺术,进入了大众的视野,获得了社会的普遍尊重。而张军也以自己20余年的亲历,践行着对传统文化复兴的己责,让昆曲在更大的世界范围,赢得关注和认可。

如何在传统和创新中间找到平衡,如何让古老艺术在当代赢得更多社会力量的加入,为这门伟大艺术找到一条更合适的新路,成为这一代艺术家共同的理想。

张军在舞台上

作为改革开放同龄人,可以说见证了这四十年昆曲的起起和落落,您觉得,这四十年昆曲的一个外部环境有一个怎么样的变化?从什么时候,或者说哪一个时间节点开始,您觉得它真的进入了一个大众的视野?

张军:我从小开始学习昆曲,今天,我终于可以很骄傲地说,我是一个昆剧演员。因为外部环境发生了非常多非常好的变化。我最早在上海昆剧团工作,上海昆剧团恢复成立到现在就是四十年,其实无论是我自己的年岁也好,还是剧团也好,都是跟改革开放同龄的。

我们见证了在这四十年,通过大家一点点的努力,从无人问津到现在的过程。呼唤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的复兴,让昆曲这个传统艺术、传统文化有了最最重要的土壤,我们亲身地、切身地感受到了外部环境的变化,非常令人振奋。

1998年,其实对于昆曲和对于你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跟那个时候你开始做这个“昆曲走进青年”这个项目,所以现在回顾起来,影响力那么大,当时是怎么有这样的一个初衷和想法的?

张军:当时就想有口饭吃吃,哪怕是一份盒饭就可以。

1998年是我们毕业到团大概四年的时间。这个科班学习前后将近十年,非常辛苦。但是等我们毕业进了剧团以后,那时候是改革开放二十年。现在回想一下,无论是昆曲还是传统文化,在那个时候收到冲击都是蛮大的。我们想要踌躇满志地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没人看。有的时候演个群戏,台上三十个演员,这个幕布拉开只有三个观众。三个观众里面两个是我认识的。老阿姨很可怜我,竟然去后台给我吃个苹果。

在这样一个重压之下,我觉得我一直心里过不去,为什么我认为很美丽的昆曲这么没人喜欢?但与此同时我觉得这个社会环境也给了我一些启发,那个时候我觉得整个社会在打开,在向外看,我们能够看到外面很多东西进来,我们也感受到那些东西在上海产生的一些变化。

所以在1998年的时候我很斗胆跟我的老师蔡正仁团长写了个策划书,我说昆曲要走进青年,我还写了个剧本。1998年12月19号,我们就第一站冲到同济大学去。那天晚上两千五百个观众看昆曲演出没有一个人离场,而且都是年轻的大学生,那天是对我们这代人来讲,尤其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和开始,我终于知道,你去呼应时代,用当下的一个方式,让年轻人去了解和走进传统文化、走进伟大的昆曲,是有可能的。

所以不仅仅是一次演出的成功,更是对我的心灵来讲是一个莫大的鼓舞,所以一个全新的开始,就这么起步了。

张军在戏校认真学习

2009年的时候,你已经是上海昆剧团副团长,意外地辞职,成立了上海张军昆曲艺术中心。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因为你离开体制了。你现在回过头来觉得后悔吗,当时的一个想法是什么?

张军:我觉得其实跟改革开放还是有关。在整个四十年的过程当中,深化文化体制的改革,我觉得也是题中之义吧。

2009年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号召,鼓励青年演员自己做团的时候,我大概是比较迅速地响应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虽然我内心有非常强大的呼唤,我想要走一条,属于我个人的,对于昆曲发展跟创作的、个人剧团机制的这样的一条路,一条新的路。但我觉得如果缺乏外部这样的一个号召、一个推动力,或者说由上而下的、对于发展新的文化的体制的可能性尝试的这种推动力,这件事情也许也做不成。

当然做这个事情本身是很有挑战性的,因为也没有过。全中国现在8754个民营乐团,只有一个民营的昆剧团,就是我们。到今天差不多已经进入第十个年头了。

我今天依然会觉得当时的那个选择不是很草率的,是经过很多思考的,也有很多我的愿望在里面。十年的路程走过来,我在当中学到了很多很多东西,所以要感恩走过的这条有些艰难、但是很有价值的道路。

现在成为一个创业家。离开体制之后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张军:我觉得是资源匮乏,几乎所有能够列数出来的资源全部都匮乏。戏曲也好,昆曲也好,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个团队的作业,不是说我光杆司令一个人可以完成的,还需要有台前幕后,包括创作者、表演者、剧场等等,但我觉得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努力去克服的。

真正的困难可能是在于社会怎么认识昆曲和认识、认可这样的一个新的昆曲的表演团体。我觉得让更多的好戏制作出来,我们有更多的传人能够把艺术传承下去,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资源再匮乏,这是你想走的路,你就想办法去克服去努力。我觉得,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归根到底的目的是要让社会接受昆曲到底是什么,要让社会整个的参与到昆曲的发展的行程当中来。这个过程我觉得要比做一出戏、搭一个团、整合一些资源更难。

你2009年离开之后,2010年就在上海的朱家角有了第一个园林版的《牡丹亭》,当时也是大获好评,也是世博园区外的一个文化演出的场地,所以当时是怎么样会有了一个《牡丹亭》的计划?

张军:出来总得有事儿干吧。也是很有缘分,我2008年参加了谭盾大哥的歌剧《马可波罗》在欧洲的演出。他也很鼓励我去走一条很独特的、独立发展精神的一条路。当时我们也有一些合作创作的愿望,我就问谭大哥,可以合作什么呢?

当时谭盾在朱家角做一个作品,他带我去看了课植园这样一个园林的时候,触发了我的想法,要回到昆曲最鼎盛时候的演剧样式,把它复苏。我觉得昆曲需要“更传统”。别看我们做的好像是一个新机制的一个团,但恰恰我想首先要回到更传统的方向去。这是我非常想要的。

我自己在学习、了解昆曲的历史当中发现,昆曲在它最鼎盛的时候,是两个元素结合在一起,那就是园林和昆曲的表演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非常兴奋,我觉得如果能够重新回到四百年前文人士大夫月夜赏戏的感觉,它会不会更传统?我一直觉得我们现在在西方的镜框式舞台,在大剧院里演,不算是传统昆曲,不算是最极致的传统,园林里才是。

一拍即合,谭盾老师就带着我一起把这个戏给做出来了,一直固定在朱家角演出。八年演了两百二十四场。每个周末都要去做一回农民,特别棒。

这个演出给我另外一个方向的鼓舞是,这么传统的一个演出,这么复古的演出,竟然很多人的评价是:好前卫啊!《纽约时报》都有评论说,这是中国公园里的莎士比亚,这个自然环境里面的戏剧呈现,把传统戏曲既复古又时尚的一面能够呈现出来。

我就觉得,我们当下要做的一个思考,就是什么是最传统的?把它复苏出来,也许这个传统本身的样式又可以变得非常的前卫。所以就像传统跟创新一样,我觉得本身其实没什么矛盾。

刚谈完这个《牡丹亭》,那可能不得不说的就是2015年的《春江花月夜》,这个戏票房上影响力上都非常成功,而且是你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部作品,您觉得它成功背后的秘诀是什么?

张军:昆曲演到现在都是三四百年前的传奇故事,像《牡丹亭》也好,《长生殿》也好,都是非常伟大的。说实话,近些年新创作品里面,成功的先例不是很多,写新的作品对昆曲来讲太难了。不过,差不多八九年前,生于1981年的编剧罗周用13天的时间,写了个新的昆剧剧本《春江花月夜》,就是关于张若虚如何写出《春江花月夜》,给了他一个美丽的、隽永的、非常深刻的故事。

我们把这个戏做出来戏本身是非常尽心尽力的,集中了台湾、上海、江苏的艺术家,还有我们昆曲界的好朋友们一起把它做出来。

戏本身是非常真诚的一个制作,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到之处在这两三年时间里面都是一票难求,巡演到香港也都是一票难求,也创造了新戏票房的一个纪录。

但我觉得这个戏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此,这个戏让我知道了昆曲和我们的传统艺术,它根本的意义价值到底是什么?我们花了很多年时间去做训练,我们也一直把这个好的艺术告诉观众,那有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叩问自己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要了解、喜欢昆曲?

《春江花月夜》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一个答案,我觉得好的艺术、一个好的剧其实是我们触摸生命的一个机会。因为在排这个戏的时候,我们碰到了很多家里面的变故,其实随着自己年龄越来越大以后,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无助、无奈和考验就是自己和时间的关系,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我一直深深地记得李安导演说“有的时候观众喜欢看你的电影你不要自己得意了,并不是你电影拍得好,是观众在你电影里面看到他自己”。

我想也是。我在《春江花月夜》里面看到了自己,所以我觉得这出戏之所以在这个几年时间里面有那么好的反响,是很多观众在这个戏里面看到了自己和生命、和时间、和宇宙的关系。

2019年我们中心十周年的时候,我很期待可以继续可以上路,开始更多的巡演,和很多朋友通过昆曲来分享艺术的极致,那就是自己和生命的关系。

其实这些年来我们可以看到你一直和国际的艺术节、艺术家在合作,昆曲,包括你自己也在国际上越来越有影响力,同时你也是国际教科文组织和平艺术家,所以你觉得这些年国际上对于昆曲当下是一种怎么样的认可的程度?

张军:我今年有两个演出印象非常深刻,一个是我过年的时候在巴黎爱乐音乐厅演了一个非常纯净版的《牡丹亭》,四个演员,四个乐队成员,没有麦克风,对着两千多个观众的音乐厅,演出前半年已经一票难求了。这件事我特别想做,我想告诉西方最主流的爱艺术的观众,中国不仅仅有大熊猫和功夫,中国有这么纯净的极致的艺术。这也是巴黎爱乐音乐厅节目总监给我的启示,他说,要极致、要极致、要极致。

以前很多年,西方人欣赏昆曲艺术也许很好奇,他觉得你很神秘,但是现在你有这样的文化自信说,我就四个演员四个乐手,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如此纯净地去表现你们四百年前的一个古典名著,不加以其他任何的手段,连麦克风都没有,全靠自己唱的,但那晚的观众给了我们非常大的震撼。

我觉得一个国外的艺术总监他能够这样来看待我们,这就是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以后,给世界的印象应该越来越不一样,应该越来越有力量了。这个演出完了以后他马上跟我谈2021年的合作是什么,他希望更纯净、更加有力量,他说做一个星期《牡丹亭》好吗?做一个星期《长生殿》好吗?

另外一个事情非常令我震撼是4月23号莎士比亚生日的时候,我的昆曲版的《哈姆雷特》在大英博物馆演出,这是我自己非常想要去表达的。我们用中国最传统的极致的语言,去讲一个世界的经典的故事。我讲一个你们的故事,讲一个英国的故事,在你们最重要的场所场合里面去表演,我能够受到你们的邀请,说明你们也真的觉得中国文化的开放包容和力量是可以让我们非常平等地但是饶有兴致地进行对话,终极对话。

《哈姆雷特》在大英博物馆的演出

今年你做了一场新昆曲的万人演唱会,这个演唱会的形式其实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也有一些争议,做传统文化艺术可能传承和创新永远有一个辩证的矛盾,所以你现在怎么看演唱会这个形式?

张军:5月18号是昆曲被评为世界上第一个世界级非遗称号的十七周年的纪念日,那一天在演唱会的胜地奔驰文化中心做了这样的一个演出,10115个观众来到现场,8662992个人在线观看。

我站到那个舞台上的时候,我问了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在5月18号在这里相聚吗?朋友们开玩笑说“我要发!”我说不是,2001年5月18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次评定人类非遗昆曲全票通过,我说你们知道吗,说实话,你们既知道,也不知道。十七年了,昆曲成为第一个世界最重要的非遗,这个社会到底对它有多少了解,到底对它有多少支持,这个问题是需要我们共同来面对的。但是好在你们来了,就证明我们还活着。

第二个,其实与其说我们选了这个大的一个场地做了一个演唱会,还不如说在这个十七年、二十年、四十年的时间里,其实是昆曲被社会大众鼓舞着,回到它本来该有的大舞台。它本来是在一个大舞台上的,不是一个小艺术,它是一个真正的国剧。与其说我们今天号召了一万多个观众来到现场,不如说这二十年时间,我们用一场一场,几乎是三五百场的演讲,几十万的观众听过我讲过昆剧,才汇聚成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时刻。

所以,与其说是我选择了这样的演唱会形式,站在舞台上向你们来表演,不如说是你们到来完成了这个历史时刻。这个时刻,我只是个引子,我觉得昆曲也是一个引子,需要去鼓舞这个社会共同参与进来。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而造就一个新起点的不仅仅是我,是在场的这么多的观众。这也是我深刻觉得,一定要让社会鼓舞起来,参与到昆曲里面,只有你们的加入才会决定我们的命运。

你做了近二十年的推广和普及,一路也是在探索前进,所以在昆曲生涯中,你觉得最重要的实力时刻是什么?

张军:我觉得有几个点,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实力时刻。

第一个是1998年12月19号晚上我们自主地在大学里开始了第一场的昆曲演讲,我觉得那个时刻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改变都是巨大的。没有那一刻就没有后面整整二十年的普及的道路,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2010年的6月5号世博会上,我们的园林《牡丹亭》的首演,那次演出我觉得完全不是我意料当中的要好的一个演出,而且作为一个新的剧团创立的第一个作品,人已经疲累到快要崩溃了。但是当大幕落下,灯光再次亮起的时候,观众那个掌声如雷地响起包围了我们那么长的时间,在园林里面,我知道,我不仅仅是创立了一个新的剧团,创立了一个新的剧,而且更重要的是,我终于学会了什么叫真正的勇敢。从那一刻起我不再害怕那一些困难了,我觉得困难都是用来战胜的,所以那个对于我来讲很重要的实力时刻。

再然后是2011年5月28号,我在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巴黎的总部,从伊琳娜·博科娃总干事的手里接过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和平艺术家称号的奖项,那之前有巩俐和残疾人艺术团。博科娃女士讲,她觉得中国的非遗应该像园林《牡丹亭》那样,在传统里面获得更多当下和未来的经验。那个时刻,因为这么多的全世界的文化聚集在一起,在教科文组织能够获得这样的称号,我觉得是他们鼓舞我们更好传承非遗的一个重要的时刻,一个认可。

那还有就是2018年5月18号,站在奔驰中心的万人演唱会的舞台上,它坚定了我一个信念,只有社会大众被鼓舞起来,加入到昆曲,才有昆曲这个艺术的真正的未来。

这四个实力时刻可能是你跟昆曲这么多年来的结缘。想到一句话说,所有的艺术都是久别重逢,你以前接受采访的时候有一句话说,我们不是为了创新而去创新的。

张军:没错。其实中国的昆曲跟中国文化跟这个时代的发展一样,永远面临着一个课题,就是变和不变的关系。现在很多人问我,你下一个跨界是什么,我说因为我不敢跨界,我才知道下一次跨界是什么。因为我不敢简单地去做创新,所以我才知道创新对我们来讲多么的重要,以及我们需要去了解不创新和创新之间的关系。

所以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变与不变是话题。我们说可能时光在变,岁月在变,受众会变,但是传统文化的内核和审美永远不会变。所以说,这四十年,张军和昆曲应该都互相让彼此找到了最好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