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公共艺术进入商场，要如何做才能不成为“僵尸”？ 

由 KCC ART 主办的论坛在上海举办，学者姜俊、媒体人吴蔚、KCC ART 艺术总监朱易安、艺术家陈航峰、艺术家刘毅分别从体验经济、公共艺术策展人身份、执行方困境以及艺术家视角和案例分享了对公共艺术进商场这一话题的思考。整场论坛历时整整三个小时，现场共迎来近百位观众的聆听和参与。

公共艺术走进商场，虽不是一个新的议题，但是它所面临的问题，至今仍不可忽视，因为它揭示了一种工业化社会之后特有的，公共空间的一种艺术性景观。在这里，它的内涵十分丰富，它区别于公共领域中的其他权力，独立或交融于其间并矗立。可以说，公共艺术是一种介入公共领域的新权力构架，一种新的势力，它的出现，标志着在人类公共区间这座生态性世界中，新的争夺者的出现。

▲ 邬树楠，《呼吸》，艺术装置，铝板印刷，2200 x 2200 mm，©KCC ART，LCM置汇旭辉广场，2018 

要解释这个理论，笔者认为，我们首先需要对公共空间进行分析，这种分析是权力架构式的。公共空间的物理载体，乃是权力的实体，每一种物理载体（商场、地铁、广场、车站、工厂、学校、警局......），其背后关于权力的依附体，在这里，它们代表着消费主义、交通运输、娱乐景观、安全与隔离主义、8小时工作制、教育权力等等。在这里，每一种实体背后，都有其各自的权力主张和影响力。而处于公共空间之中的主体（人），在面对各种实体时，其注意力是分散且在各自的生活空间之中，人们被公共空间（城市景观）中的一切所拉扯着，汹涌地推挤着，被各种不同权力实体所高速地推攘着，在整座城市的宏大景观中，如拟寄生物，被各自不同的小景观所诱惑、吞噬和占有。

在这里，艺术作为一种对景观权力的对抗者或疗愈者的姿态，进入公共空间。在这所有的公共空间中，商场作为一种充斥着消费主义和娱乐主义的空间强势权力，与其他的公共空间比较而言，具有更强的场域主权性。在这里，任何的其他权力实体，是难以在消费主义和娱乐主义合流的主权空间中立足，甚至分得主体（人）的部分意识空间。

▲ 俞书航，《食物的对话》，定格动画，©KCC ART，LCM置汇旭辉广场，2018

公共艺术进入商场，是一种具有更高难度的挑战和尝试。当公共艺术其本身被淹没于商场的狂流中，被强大的主权空间所碾压时，它其本身所附有的，由艺术家所提供的权力（作品意义），将会被消解掉，艺术的意义将会死去，留下一件物理意义上的空壳，沦为一件死尸（装饰品），甚至还会产生反噬，吞没公共艺术的作者，使其艺术家被消费主义的细菌感染或患病。

毫无疑问，对任何一个艺术家而言，这是一项真正的挑战。在这里，挑战的形式有两种，一是以对抗性的方式，击倒或平衡商场的主权空间，艺术权力占据更加主导的位置，或者是以均衡论的方式，平衡消费主义主权空间中的消费权力。第二种方式，是以疗愈者的姿态出现，以共生融合的方式，在消费主义的主权空间中，化解或引导整体空间的权力属性向新的一个方向前进。

▲ KCC-Art Studio，《生长04》，艺术装置，不锈钢镀钛，©KCC ART，LCM置汇旭辉广场，2018

在这个问题中，面对如此强大的主权空间，艺术家往往会采取一些极端性的行动，来达成其目的，如更大的尺寸，更纵深的空间，更强烈的视觉等等，而这些，都属于技术性问题。在哲学领域的思考来说，对这种主权空间的权力属性转移或偏移，它是一种对于在场主体（人），在认识论意义上的转向。于是，公共艺术的意义，至少在目的论上来说，它负担着一种对观者对在场空间或精神空间的认识论转向，正如我们将空间中的“行走者”转变为“观者”。在这里，行走者的消费属性被更改，一种由艺术品所带来的审美属性、形而上的自省属性、批判性属性，开始进入消费者的大脑之中，当这一过程完成之时，行走者的属性将会发生变化，艺术品的在场，使一个纯消费主义的行者，转变为拥有多重综合属性的消费者或观者。

达到这一目的，需要的正是艺术家的力量。在工业时代发展到信息环境下的消费主义时代时，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意识到，这种强势的消费主义，正在掏空、干涉和控制着人们的大脑，从而控制着人们的行为和生活，以及关于目的的意义。对消费主义的对抗，或者说是疗愈，正在越来越多地得到知识分子们的共识。当公共艺术开始出现在其他公共空间的时候，如广场、公园、码头、大自然之中时，并有所成效，人们开始认为，消费主义的主权空间，或许也值得一试。

▲ KCC ART+陈航峰，《万花镜》，灯光艺术装置，聚甲基丙烯酸甲酯，9800x5000x4200 mm, ©KCC ART，LCM置汇旭辉广场，2018

从早期的装饰性，或以强化消费主义为目的的消费主义公共艺术，正在向弱化消费主义、或疗愈消费主义的方向前进。特别是对于商场的空间拥有者来说，可能需要一种新的方向和手段的出现，得以拯救空间自身，或是改善自身。它向着更多的方向伸展出枝桠，每一个方向，都有可能结出新的绿芽。强化或者是弱化，对商场主体而言，拥有着一种悖论式的结构。因为无论是强化或是弱化，它们所对抗的，都是消费主义的一种在场僵化。

在这里，所谓消费主义的在场僵化，指的是一种时态空间的静止状态，与它相关联的是不同消费主体的市场竞争性原则。消除僵化，意味着提升主体空间的活力，从而带动消费意义上的活力，而艺术，作为一种精神催化剂，可以被服务于这样的僵化改造。但艺术，并不仅仅只能作为精神催化剂，同时它还可以成为抑制剂，或是另一种程度上的精神转换剂，以对消费者产生一种新的精神化学反应。

这正是公共艺术的有趣之处，它与处于公共空间中的一切权力实体发生着关联，无论是展开战争，合并融合，或是孤芳独立，无异于都在以争夺在场主体（人）的精神化学反应。在这个意义上，公共艺术是塑造文化的、塑造精神的一种新型权力。它所带来的反应，将是改变整座城市景观的一种力量，而艺术家，正是运用这一力量的人，或者是术士。

▲ KCC-Art Studio，《理性云》，艺术装置，聚甲基丙烯酸甲酯，8000x5850x4300 mm，©KCC ART，LCM置汇旭辉广场，2018 

在讨论公共艺术时，我们不得不全新地审视这些在场的艺术家们，或者是主导这一现象发生的策展人们。他们在思考什么，他们是否在做出真正有效的公共艺术，而不是公共艺术死尸，这是一个拷问，同时也是一种考验。在这里，没有白盒子那种纯粹的，以艺术为主权的空间，为艺术家和策展人提供保护和庇护。处于公共空间时，艺术家和策展人必须得明白，他们将面对的是什么，这是一片充满危险的黑暗森林，每一个猎人，都在森林深处，寻找属于自己的猎物。当你失去观众，意味着你得到的只是路人，当人们冷漠地走过那些孤独的公共艺术品时，在他们的眼中，或许眼前的这件作品，跟路旁的一根电杆、斑马线、装饰品，并没有什么区别。

所幸的是，人们开始重视起了这件事，特别是对于艺术家、策展人或批评家，人们的目光开始朝这个方向注视。一些新的思想火花，正在碰撞，共融生长，或是批判对抗，不同的策略正在出现，新的化学反应，将会在这座以消费主义和娱乐主义为主权的空间中出现。

——文：黑匣子

▲ Yaakoo Chen, 《瓶瓶瓶瓶瓶子》，艺术装置，玻璃，©KCC ART，LCM置汇旭辉广场，2018.

KCC ART 论坛

近日，由 KCC ART 主办的论坛在上海 LCM 置汇旭辉商场举办，学者姜俊、媒体人吴蔚、 KCC ART 艺术总监朱易安、艺术家陈航峰、艺术家刘毅分别从体验经济、公共艺术策展人身份、执行方困境以及艺术家视角和案例分享了对公共艺术进商场这一话题的思考。整场论坛历时整整三个小时，现场共迎来近百位观众的聆听和参与。

KCC ART 希望借此契机一方面对已完成的 LCM 艺术项目进行一种反观和反思，同时更是希望能够由此对推动公共艺术行业的优化发展尽一己之力，以相对学术的起点邀请更多学者、媒体和相关领域从业人员对这一话题持续关注和发酵。

▲ 论坛现场，11月24日 KCC ART “另一种白盒子——当公共艺术走进商场”论坛现场

第四消费下的体验性——当代艺术的美学共同体

▲ 论坛嘉宾：姜俊，艺术家，艺术评论家

首位发言嘉宾姜俊以《第四消费下的体验性——当代艺术的美学共同体》为题，从学术层面探讨了公共艺术在新消费体制下的趋势。其中姜俊对于“第四消费”的解释，很好地解答了为何我们更乐于进入一个充满艺术氛围的商场。

姜俊的演讲首先从去年明斯特雕塑展中由日本艺术家田中功起（Koki Tanaka）带来的公共项目《如何共同生活》出发解析了共同体的概念。从德语构成的角度分解这一词（Gemeinschaft），其表达的意思为“共同性创造”，而正是这一概念建构起当代语境中关于公共艺术中的重要议题，即我们要重新通过公共艺术来建构起一个新的共同体，使得人与人在一起能共同了解，互相沟通。

▲ 图片来源于姜俊演讲PPT

然而追溯到80年代以来全球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它造成了共同体的严重缺位。市场化的快速发展下，所有的公共服务都变成私有制、变成私有化。在此背景下，1995年美国公共艺术理论学家 Suzanne Lacy 提出：“新型的公共艺术”是因为公共⽣生活的缺失，需要通过艺术创造“新型的公共⽣生活”。结合之前的分析，姜俊提出：“当下新型的公共艺术的任务就是对一种共同体建构的需求。”

随后姜俊援引日本学者三浦展提出的“第四消费”理论——一种注重关系建构的参与性消费、一种非物质性的、以及自我养成式的消费。“第四消费其实和第一、第二、第三的消费有一个最大的区分在于第四消费更多的不是对于物质性的消费，而是对于非物质性的消费。也就是说第四消费社会是摆脱了物质上的丰富性，这提高了一个人的非物质意愿，希望彼此之间进行交流、形成社区，也希望从完全私有变成公有和共同使用，还体现了人们对于生态性生活的一种向往。”

▲ 图片来源于姜俊演讲PPT

姜俊提出：“今天艺术的样式也同样配合着这一总体的趋势。艺术项目更为参与性、体验性，更为剧场化，试图营造一种虚幻的美学共同体，而在这个过程中当代艺术这一新的发展同样也构成了某种欲望的补偿机制。”而在这一论述中，体验性究竟为何意呢？德国哲学家迪尔泰曾定义：“体验必须要对生命产生某种影响”；齐美尔又说“体验性必须要有奇遇”，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旅游帮助我们获得遭遇一种新奇遇的可能性，而文学和艺术也得以成为某种补偿性的原则、某种人性的释放。

▲ 图片来源于姜俊演讲PPT

最后姜俊提出：“我们在对一个物质消费厌倦的状态之后我们还需要怎么样的艺术生产，在这个过程中诗和远方是不是成为了另外一个消费的方向？在共同体的重新构造中，体验性也成为新消费转型的方向。这个转向可能在日本已经实现了，欧美国家也已经慢慢地走向这个道路，而在中国的大城市我们似乎在很多文艺青年当中也看到了这样的迹象。而我们今后，消费和文化应该走向怎么样的一个有机结合的状况，这可能就是我们今天的研讨会想讨论的议题。”

▲ 论坛嘉宾：吴蔚，艺评人，策展人。《公共艺术》杂志副主编

吴蔚从艺术家劳伦斯·韦纳（Lawrence Weiner）在美国迈阿密一个购物中心中的作品聊起，商场横梁上印有四个单词：admired、desired、required、acquired，（赞赏、渴望、需求、获取），随意组合这些单词，可以表达为“满足我们所需的渴望”之类的句子。作品一方面与商场内的消费行为和品牌 logo 形成颇让人玩味的对话，同时也表达了人们对艺术，尤其是公共艺术的情感需求。

▲ 图片来源于吴蔚演讲PPT

今天在谈艺术或者谈公共艺术的时候，我们其实总是也会问自己，我们怎样去为艺术和生活赋予价值，而这一问题同时伴随着对于社会权力分配的重新构建。“谁在博物馆中展示谁的叙述和记忆？谁能够进入文化空间？谁决定什么是重要的艺术和文化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在艺术工作领域长期探讨的，而这些问题就与策展人的角色密不可分。

在深入分析策展人在公共艺术中的角色前，吴蔚首先提出了自己对公共艺术的特征定义，她指出：首先它是在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的；再者，它是没有固定的形态特征的 。“所以说，某种程度上讲公共艺术其实不是一个艺术的门类，它不能用一个非常明确的形态类的定义去概括它。在我看来公共艺术它更多的是一种价值观，就是关于我们如何去看待世界，然后艺术家是怎么样用他们的眼光和思想去回应他们对于世界的观察与思考，同时也包括我们怎样通过公共艺术、通过去跟世界发生联系来看待我们自己的位置。”

▲ 劳伦斯·爱勋 (Lawrence Argent)，I See What You Mean, 2005年,美国科罗拉多会议中心，图片来源于吴蔚演讲PPT

而从词源学上分析，策展人（curator）这一词的词根为“cura”，即关心和治愈，在吴蔚看来这一方向鲜少为人讨论，但关心和治愈它其实已经决定了策展人天生带着一种伦理的属性，其实是需要通过策展人的工作让大家对我们周遭的世界不要再冷眼旁观。同时策展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它是艺术家和公众之间的调节人。

而公共艺术领域策展人还有一些更加具体的目标，吴蔚指出这其中包括：“首先是要建立一个参与性、包容性和超越官方机构约束的公共平台；其次，他是要去表达文化和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再次，要为观众了解这个具体的地区、这个地点，比方现在在这个商场、这个商圈提供一个窗口。” 因此，在公共项目中策展人应该更加关注受众和观众，同时认识到公共艺术的参与性和体验感，需要“认识到每一个公众、每一个人在公共艺术领域里面发挥的作用，从而去创造一个文化表达的多元环境”。

▲ 弗洛伦泰因·霍夫曼（Florentihn Hofman)，大黄鸭 (Rubber Duck)，2013年，香港，图片来源于吴蔚演讲PPT

于是，吴蔚接着引出公共艺术的另一个重要元素:观众。公共艺术的观众是谁？答案是所有人。它并不像在美术馆里面要区分所谓的专业观众或者普通的观众，对于公共艺术来说没有专业普通之分，大家其实都是在一个共同的生活空间当中，有平等权利的人。在美术馆里看展览，观众是被动的，但是面对公共艺术，观众是主动的。

然而，当我们走进商场空间，很多观众还是会把艺术品当作一种消费、娱乐、休闲这样功能性的装饰存在，并不太注重它的文化表达，同时在商业空间里，公共艺术经常又被空间淹没。由此，策展人在公共领域、公共艺术的层面能够怎样为公众服务、为社区服务，去联系更多更广大的受众，同时把文化价值传递给受众，而不止是为了简单的装饰、好看，这是策展人需要思考和面对的问题，同时也是今天当公共艺术进入一个商业空间时一个亟待讨论的难题。

公共艺术走进商业空间实践报告

▲ 论坛嘉宾：朱易安 Ansom，KCC ART 艺术总监

Ansom 延续了吴蔚此前对策展人角色在公共艺术中的讨论，他从执行方的角度讲公共艺术实践分为三大层面——公共艺术的创造者（包括艺术家和策展人）、公共空间的所有者（包括政府和开发商）、公共空间的使用者，也就是大众。他将 KCC ART 的角色定义为三方之间的协调者，即一个基于公共空间来架构公共艺术实践的窗口。

▲ 图片来源于 Ansom 演讲PPT

随后，他分享了自己作为公共艺术的实践方所遭遇的矛盾和阻力，并将问题归结于各方的认知差异。他从公共艺术品的所有权谈起，以教堂中的壁画为例，即使《蒙娜丽莎》和《最后的晚餐》同样是非常优秀的艺术作品，但如果将前者置于后者所处的空间中，那么它于这个公共空间也没有任何的意义。这便是实践方在与开发商沟通的过程中，最常面临的认知差异——公共艺术属于它所在的公共空间，而非个人或是机构的藏家。因此，对公共艺术形态的需求也应该以公共空间为出发点。

▲ 图片来源于Ansom演讲PPT

第二个认知差异源于沟通上的“语言不通”，‘旧’、‘新’环境文化的自我满足、‘出资方’的习惯性逻辑，‘当代艺术’的特殊语境使得公共艺术在进入商业领域时，不得不面对来自各方的矛盾和阻碍。其次，Ansom 谈到了学术环境与市场环境的差别。对于“白盒子”里的展览，多元的学术环境往往能够向观众呈现不同艺术家、策展人的理解和启发点；而市场环境下的多元却常常在实践和落地的过程中被消解。

▲ 图片来源于Ansom演讲PPT

最后，对公共艺术实践机构而言，最严重和最实际的问题就是创作时间的不足。Ansom 谈到，“一个公共空间的设计概念很多情况下只能给我们五天时间”，这对于一个空间和艺术作品在概念上的策划，是完全不够的。他打趣地谈起了 LCM 艺术项目的“绑架事件”，去年十月的一天，他们将三位参与人叫到公司来，告诉他们，“还有两天我们就要和甲方报告了，今天这里吃喝全包，但无论如何，今天请你们把概念想出来再回家。”

这件趣事所呈现的问题对 Ansom 而言却是严肃的，即公共空间所有者与实践机构间的认知差异。为了解决这个认知差，他提到了 KCC ART 将发起的一个形式预案计划 － KCC ART Public Art Workshop。该项目将邀请青年艺术家进行小规模的公共艺术品模型创作，并最后以展览的形式呈现。希望能够以此方式得以前置性地呈现概念假想如何落地到公共空间，从而完善学术面与实践面中的缺失，优化和供应商之间的交接，逐渐消解空间所有者接受新事物时的一种排斥感。Ansom 希望 KCC ART 能够尽己所能，也是举办本次论坛的初衷——促进各方各界对公共艺术的交流和认知，从而推动公共艺术的优化发展。

‘非自然选择’个人作品集分享

▲ 论坛嘉宾：陈航峰，艺术家，策展人

作为本次 LCM 艺术项目的受邀合作艺术家，陈航峰在论坛中分享了自己“非自然选择”系列中的多件作品以及它们与公共空间的联系。

陈航峰的作品媒介广泛，作品主题触及商业化、全球化带来的矛盾、环境变化和文化的误读，往往通过幽默的隐喻来呈现，甚至有时如炼丹士般混合概念和媒介。他认为当代的艺术家应该是古代的哲学家，工匠和文人的化身。

陈航峰分享的第一件作品是《造影》，这件作品是他在朱家角的一个艺术节上被邀请到现场创作的。当时，他在一个院子里看到一堵老墙，在可以创作的前提下，他在这里画了一幅画，用上了从塑料袋上剪切下来的一些材质，和保留在墙边的小树和叶子，共同构成了一幅“伪国画”。

▲ 陈航峰，《造影》，2013年，上海，图片来源于陈航峰演讲PPT

他的作品《翻来覆去》与本次在 LCM 商场中呈现的《万花镜》有一定的联系。最早展出于美术馆时，他在美术馆里装了两个摄像头，然后在摄像头里面又加装了万花筒，通过万花筒的镜头拍摄美术馆内部和外部环境并投射在一个六角形的房子里。后来他也将这件作品带到了上海的大上海时代广场，这也可算作这座城市中较为早期链接艺术与商业的尝试。

▲ 陈航峰，《翻来覆去》，2009年，大上海时代广场，上海

陈航峰还分享了自己的第一部视频作品，是他在英国参加的一个艺术家的驻地工作营。在这个国际艺术家工作坊内散养着大约30头鸡，在它们被宰杀成为驻地艺术家的盘中餐的前一天，陈航峰用大米在地上画了个山德士上校的肖像，以此作为它们最后的晚餐，供鸡群尽情啄食，山德士上校逐渐消失，鸡群们难得的畅快饱腹，这其中的揶揄之意也让人深思速食消费背后断层的生态链。他将这个视频作品起名为《最后的晚餐：快餐》（The Last Supper: Fast Food）。

▲ 图片来源于陈航峰演讲PPT

之后在与其他嘉宾的讨论中，陈航峰提到，公共艺术一定要跟环境发生关系。而从艺术家的视角出发，他提出了艺术表达的个人性如何面对公共环境的问题，这最后或许会变成一种妥协，但也可能体现出一种智慧。他留意到姜俊分享的一个由 Manifesta 的一片“烂尾楼”源起的工作坊式项目，并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作品，观众或许能透过艺术家的这种灵感和智慧感受到一些启发。

商场主题有关的几个公共艺术案例

▲ 论坛嘉宾：刘毅，艺术家，设计师，策展人。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公共艺术专业负责人、副教授

作为最后一位发言的嘉宾，刘毅与听众们分享了自己在商场中创作的多件公共艺术案例。

他在2013年的时候，创作了第一件和商场相关的作品。那年是蛇年，因此商场业主希望他做一件蛇的装置，他觉得这个要邀请非常有意思，但他提出的唯一的条件就是，这件作品一定不能设置一米栏，不能让人远观或者是膜拜，而是人可以自由进去的。而他的任务之一也就包括了必须保证安全，这其中就涉及到大量和建筑、结构相关的工作。

《蛇亭》由五颜六色各种图案的霓虹灯组成，而霓虹灯正好呼应了城市市民对繁荣商业的视觉印象。

 ▲ 刘毅，《蛇亭》，灯光装置，2013年，新天地南里广场，上海

刘毅分享的另外两件作品是他与环球金融中心合作的《春语者》和《脉》，两件作品分别在春天和秋天完成。后者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秋天时上海的梧桐树叶，于是他把这个落叶变成了一个体量巨大的雕塑，并同样要求不设一米栏，从而让观众能够使用和接触它。

 ▲ 刘毅，《春语者》，2015年，环球金融中心，上海

▲ 刘毅，《脉》，2015年，环球金融中心，上海

在刘毅的分享中，有一个作品与本次的主题尤为契合，引人思考。作品《嘿，人类》其灵感来源于米开朗基罗的《创世纪》，而艺术家以秋千的形式设定了一个“游戏”，两只手指究竟能否被触碰、这个过程的结局如何，是刘毅永远无法设定的。他谈到，这件作品在深圳的一个商场里展出时，小朋友、大人和年轻人都热情地参与进来了，最后到了需要限制人流的程度。有意思的是，作品的第二个版本在上海的余德耀美术馆展出，商场空间和美术馆空间给作品赋予了全然不同的效果。展览开幕时，所有的观众都围着作品转啊转，却没有人上去“玩”，后来有了少数人的参与，但也仿佛像是在一个神圣的地方进行一种非常神圣的仪式一般。

 ▲ 刘毅，《嘿，人类！》，2016年，深圳港汇艺术中心

最后，刘毅分享了自己对公共艺术的理解。“作为艺术家，一件公共艺术作品的创作和展现，对我而言是一场日常的演出。在这个过程中，我像一个导演一样，或者说，我设计了一个舞台，但更多的时候我明白如果没有公众的参与，我的作品是没完成的。最初，我和公众可能在这场日常演出中各占50%，但在整个演出的进程中可能艺术家的身份会逐渐地消退，最后整件作品就是公众的。我很享受在那里看公众能不能来继续完善这件作品，然而公众带给这件作品的东西也会给我造成惊喜。”

嘉宾讨论 

▲ 嘉宾讨论环节,（从左到右）朱易安，刘毅，姜俊，吴蔚，陈航峰，金怡，11月24日 KCC ART “另一种白盒子——当公共艺术走进商场” 论坛现场

嘉宾们在结束自己的主题分享后，首先就公共艺术的定义进行了进一步针对性的讨论。

姜俊提到了公共家具和公共艺术之区别，并特别强调公共艺术应该不止具备前者所具有的功能性和装饰性，它需要公众进入其中，引起一个观念上的细微变化。如何通过公共艺术在公共空间中构建一种沟通和对话，拉近距离，了解不同的思想，才能真正体现所谓的“公共性”。

刘毅指出了公共艺术的三个特性。一是委托性，公共艺术背后涉及到有不同背景身份的人和部门共同合作与决策，而不是艺术家个人创作；二是策划性，公共艺术工作机制的建立很重要，从艺术家的一个想法，策划到一系列的执行都是公共艺术创作一部分；三是在地性，与现场有关联，而不是一个已有的作品直接放到现场。

姜俊则从自己对明斯特公共雕塑项目展的研究经验出发，对此进行了补充：西方公共艺术操作模式的长期性和完整性，不论是策划还是营销，都更好地保障了整个项目的有效性。

▲ 嘉宾吴蔚在讨论中发言

吴蔚分享了自己对公共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的认识，即至少在西方看来，公共艺术是一个不断卷入的过程，它包含整个事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而这个卷入过程的目的是为了让公共资源最大化。公共艺术往往是被委托的，如何让它把这个委托行为背后的需求放大，让这个需求影响到更多的人，是公共艺术和其他艺术特别不同的地方。

随着上海在11月迎来繁荣的艺术周，许多国内外媒体都评价上海艺术圈生态及文化版图的发展日渐成熟。主持人金怡也就此向嘉宾们抛出了另一个问题，即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大家认为国内的公共艺术发展到了什么样的阶段？

▲ 主持人金怡，在11月24日 KCC ART “另一种白盒子——当公共艺术走进商场” 论坛现场

陈航峰认为，虽然这只能代表他的个人观点，但总体而言他认为公共艺术的发展在中国仍然处于比较初步的阶段。他谈到，公共艺术的“委任”机制会造成艺术家和公共艺术的受众群体在审美观念上不可避免的冲突和妥协。

刘毅补充道，城市里公共艺术的繁荣给艺术家带去了更多的创作机会，让他们有机会从美术馆走到公众视野中，但在此之前需要建立一个良好的机制，去协调好艺术家、艺术机构、商场和公众之间的关系，比如说一个有当地公众参与的评选机制，这会是现在公共艺术所需要探讨的内容。

吴蔚还谈到了公众角色在公共艺术项目规划中的缺失。在西方的经验中，它们不是在最后才去询问公众的意见，而会在策划过程中参考公众对自己需求的表达，会和公众一起探讨作品落地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而今天，在国内参与到的公共艺术项目中，我们常听到的是资方、机构方、主办方和艺术家的完美合作，而很少听到公众作为观众在这中间的参与，因此公众的参与也是在考虑公共艺术时需要进行探讨的重大议题。

▲ 嘉宾姜俊在讨论中发言

姜俊从西方公共艺术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归纳出这样的规律：“通常是整个艺术市场走下坡路了之后很多艺术家就会进入到公共艺术的争取当中，同时当艺术进入到一个下坡路的时候，城市也会出现一些新的诸如城市改造的项目，以此作为一个城市的经济刺激。” 而在当下国内诸多城市逐步迈入“第四消费”社会，公共艺术的体验性也成为新消费转型的方向，那么如何让艺术回馈到商业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并形成一个有效机制，成为当下最需要考虑的。

▲ 嘉宾合照,（从左到右）朱易安，刘毅，姜俊，吴蔚，陈航峰，金怡，11月24日 KCC ART “另一种白盒子——当公共艺术走进商场”  论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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