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一画千载 两世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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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参考 作者:贾葭2018-11-06 16:27

原标题:移民金庸及金庸笔下的移民

香港作家金庸系浙江海宁人。己丑鼎革之前,金庸南下香港,成为当时“南渡文人”中的一员,恐怕也是南渡文人之中,文学成就和及世俗名望最高的一位。对香港而言,刚刚立足于香江之畔的记者查良镛,就是一位来自北方中国大陆的移民,钱穆、曹聚仁、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这些大家,自然也是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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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查良镛涉足武侠小说之始,心中念兹在兹的就是故乡浙江海宁。金庸第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其中重要故事场景均在老家浙江海宁,他将当地流传的乾隆为汉人之子的民间传说演绎进小说之中。嘉兴、杭州、海宁、苏州、湖州这些江南城市,频繁地出现在金庸小说之中。

这是金庸小说的一大特征。作者自己身为时政记者,将自己的见闻、经历和感悟,加工之后融合进了武侠作品中,从中可以窥探出金庸本人的一些人生轨迹。金庸在《连城诀》后记中曾提过,主角狄云的原型就是金庸小时候的一个老仆人。这个善良的老仆在照顾生病的金庸时,吐露了自己的故事,后来被金庸用在了塑造狄云这一形象上。

作为移民的金庸,曾经对易地生存这件事有着深入的思考。在《明报》社论中,他多次写到从大陆到港的新移民的生活,在小说中自然也不例外。金庸小说中曾多次写到在海外、在异国他乡生存的肇创维坚,甚至移民的身份,极大地影响了小说主角的身份认同。

出走海外,实属无奈

金庸本人并非主动前往香港的,他在中央政治学校就读于外交班。青年查良镛的理想是做一名外交官,在被体制拒绝之后才南下的,颇有失意远遁的意味。金庸笔下的主角,从不以出将入相为归宿,为荣耀,反而是那种“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的洒脱。避世隐居远离中心是他们通常的选择。

我们可以简单分析几个例子。参与庙堂程度较高的比如陈家洛,策反乾隆皇帝失败后远走回疆隐居,再无雄心壮志。大顺朝金蛇王袁承志眼见李闯农民军腐化不堪,心灰意冷之下连同好友们移民东南亚,再不问中原世事。陈家洛是功亏一篑,袁承志是功成身退,他们与中原政治再无瓜葛。

第一代移民往往都有这个问题,很难融入当地的生活。杨康之母在北国,因为思念家乡及旧居,完颜洪烈生生给她搭出来一个牛家村的故居样貌,这跟早年去唐人街的华人非要建庑顶飞檐的中式建筑,其间的道理是一样的。郭靖之母李萍,身在大漠,但从来都是汉人衣冠。我以为几个版本的电视剧《射雕》中,给李萍穿上蒙古服饰,是极为不妥当的,没有理解这位移民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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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中杨康之母包惜弱形象

《倚天屠龙记》中的韩千叶为报父仇,先去海外留学,回到中土后找阳顶天复仇,却遇到波斯的突厥人黛绮丝,两人暗生情愫,又因为胡青牛拒绝为韩千叶治病,导致明教内乱。黛绮丝远走灵蛇岛自立门户,而两人的女儿小昭最后则去了波斯,立下一番大事业。中土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伤心之地啊。

张翠山、殷素素夫妇本已移民冰火岛,从无到有,建立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却仍惦记身在中土的张三丰与殷天正,结果刚刚回到中土,就遭遇六大派的围攻。殷素素本来不大愿意回来,张翠山执意要回,以致酿成血溅当场的惨剧。张翠山要是听太太的话,老实呆在海外,何至于此呢。对他们而言,中土是一个纷争不断的巨大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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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是冰火岛原型的卡纳加岛,对张翠山夫妇来说是“好山好水好寂寞”

至于萧峰,更是“认同政治”的典型人物。他本是契丹人,但自幼在汉地长大。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汉人,当他知道胸口的纹身含义时,完全懵掉了。于是他开始寻根问祖,北上担任大辽国的南院大王,他试图让自己慢慢融入契丹人,但最终发现,他无法真正成为一个契丹人,或者真正成为一个汉人。身份和血脉成为横亘于人与人之间的一道鸿沟。

贵为南院大王(相当于首相),最后为化解边境危机自杀身亡。可见任何人,不管有多么高的位置,不管有多么强的个人能力,作为个体,实在很难改变整体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对于那个年代的读者来说,这能引起太多的共鸣。在萧峰这个人物上,可见金庸对于血缘身份与文化身份冲突的思考。萧峰的悲剧,早已超出了民族和国家的边界。对于深受英国影响的香港人来说,个中滋味可能感受更加深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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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辽宋边境危机,失去辽帝信任,萧峰自杀于雁门关

在抗战年代长大的金庸,早期对于国家、民族、个体的认知是非常民族主义的。比如在朱子柳与霍都王子打斗之时,金庸以一个文化至上主义者的口吻调戏异族,在一把扇子上书四个字“尔乃蛮夷”。一方面是金庸的文化自信,但又何尝不是文化自大呢。

李萍跟郭靖说,“想我当年忍辱蒙垢,在北国苦寒之地将你养大,所为何来?难道为的是要养大一个卖国奸贼,好叫你父在黄泉之下痛心疾首么?”这些话固然掷地有声,但太政治正确了,忽略了个体作为一个具体的人的感受。

好在后来金庸意识到这一点,在韦小宝的问题上,他就开通多了。《鹿鼎记》末尾,韦小宝问母亲到底父亲是谁,韦小宝道:“这些客人都是汉人罢?”韦春芳道:“汉人自然有,满洲官也有,还有蒙古的武官呢。“后来说还有一个西藏喇嘛,活脱脱一个五族共和出来了。

金庸在他的最后一部小说中,终于超越了草原民族和农耕民族世代对立的窠臼,回到具体的”人“,而且是几乎放弃了对某个具体政治实体效忠的想法。韦小宝既不能反清复明,又不能陷害朋友小玄子,他的内心是极为痛苦的。他无力改变,只能早发早移,去岛国大被同眠了。

井水处皆能歌柳词

出走海外,成为个体不堪与时代抗争之下的无奈之选。为什么说”有海外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金庸何以在海外风靡?这正是因为金庸笔下的身份认同的艰难,让海外华人有切肤之感。金庸小说风靡的六七十年代,海外华人主要分布于台湾、香港、北美、东南亚,他们对于祖国的现状是相当关心却又焦虑的。

《笑傲江湖》之所以常被拿来作为金庸反对极权政治的注脚,就是如此。金庸笔下的黑木崖和神龙岛,有大量笔墨是对当时政治状况的隐喻。这些描述满足了海外华人对于中国的关心和焦虑。而在《蜀山》时代的武侠小说,则是完全抽空了历史背景。

 

此外,金庸小说辽阔的空间和时代背景,既满足了那个时代的海外移民对“故土”的感怀,也让香港本地人感兴趣。从西北戈壁荒漠到东北的塞外雪原,从一望无际的蒙古草原到杏花春雨的草色江南,三山五岳,天山昆仑,青城峨眉,中国的辽阔疆域在金庸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在海外华人眼里,这些描述,包括金庸笔下的琴棋书画、剑酒花茶,诗词歌赋,都是写在自己血液里的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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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化基因对海外移民来说,有相当的熟悉感。“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这大概是每个中国人在孩提时代都能背诵的诗词。有位移居海外多年的老华人曾跟我说,他当年看到金庸小说里洪七公的叫花鸡,在纽约找中餐馆找遍了也没有,最后勉强在一家粤菜馆子吃了盐焗鸡来告慰自己的舌头和胃。

金庸小说里,虚构了一个“想象的中国”,这里面有大量的中国元素和中国逻辑,同时又以现代的写作手法出之,对海外华人而言,是一种“别致的乡愁”,正是范仲淹说的“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也。”金庸移居香港之后的感时伤事与认同危机以及家国情怀,都是金庸作品中抹不去的印记,也成为凝聚海外华人的一股强大的力量。至今,有人移民海外,问我带什么书,我多半会推荐金庸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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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是金庸小说的忠实粉丝,他在阿里的花名是风清扬

金庸自己也曾二次移民

我的朋友诗人廖伟棠,九七时从大陆移居香港,前两年又从香港移居台湾。我开玩笑说,这世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移民不能解决的,如果有,就再移一次。前不久,我发现金庸居然也曾二次移民。

金庸到香港那年24岁,他的青少年在大陆度过,但他成家立业都是在香港。1948年的香港,远不似后来那般繁华,尤其是文化上,经常被人称作是“沙漠”。而金庸等“移民”的到来,带来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鲜空气,后来所称的香江四大才子,争议最小的三位:金庸、黄沾、倪匡,都是在这一时期从大陆移民香港。对于普遍使用广东话和英语的香港来说,金庸纯粹而规范的现代汉语写作可谓别开生面,新鲜又吸引人。

对于金庸来说,以移民香港为分界线,他的命运也在时代的浪潮下发生了巨大改变。在金庸等人的新派武侠小说之前,以还珠楼主、宫白羽、王度卢等为代表的旧派武侠小说曾经风靡一时,还珠楼主的经典作品《蜀山》系列,王度卢的《卧虎藏龙》(李安电影改编于此)至今仍有很大影响。而新派武侠小说则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香港,以梁羽生、金庸、古龙等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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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在香港商报连载的射雕英雄传

他心中永远有一种“文人议政”的冲动,左手写社论,右手写小说,本质上都是基于这样的月旦传统。他是新时代的旧文人,旧时代的新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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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粉丝”邓小平在北京接见了金庸及其家人

金庸的女神夏梦,1976年移民加拿大,金庸破天荒让《明报》连续十几天报道夏梦移民的事情。《明报》的副社长雷煌坡1989年移民加拿大,到1991年,金庸的助理王世瑜也提交了移民加拿大的申请,有意思的是,金庸与王世瑜一起提交,且迅速被批准了。金庸后来考虑到加拿大的税率过高,就放弃了枫叶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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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梦(1933-2016),香港电影演员

当然,金庸也有可爱的一面,陈一谘当年流落到香港,徐克带他去见金庸,走的时候金庸给陈一个信封。出门徐克就说,他让你今晚去香港的夜总会好好花天酒地一下。打开一看,里面有五千港币。徐克哈哈大笑说,金庸就是香港的韦小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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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明报,十分八卦猎奇

香港韦小宝金庸,最后终于没有远走海外,而是频繁的来往于京港之间。当然,这是他的个人选择。不过,在时代的洪流之下,又能谈到什么个体抉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