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一画千载 两世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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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焦DeepFocus 作者:邹小凤2018-10-26 15:36

原标题:他的电影拍给明天将死于战争的人们

《我控诉》1919年版海报

1894年,德雷福斯,一位年轻而英俊的犹太裔上尉军官被诬陷为叛国罪,被革职并且被遣送到南美洲法属圭亚那的魔鬼岛监禁。1896年3月,真正的"内奸"艾斯特拉齐进入了调查人员的视野,尽管最后查明了真相,艾斯特拉齐也承认了。然而1898年1月10日,军事法庭还是按照“上面的旨意”宣判艾斯特拉齐无罪。这样的荒诞引起了有识之士巨大的愤怒,于是1898年1月13日《震旦报》头版刊出了左拉的《我控诉!》。正如左拉在文章里说的:“真理若被埋藏在地下,将会发芽生长;一旦有一天爆发,一切都会被炸开。时间会证明一切,而我们便会知道我们究竟有没有为未来的大祸做好准备。”终于在1906年,最高法院宣判德雷福斯无罪。

13年后,阿贝尔·冈斯的《我控诉》上映,大胆的影像风格和出现了无数次手写的“J’accuse”(我控诉),无时无刻不表明着冈斯对战争的控诉以及对人性的关怀。尽管1919年的《我控诉》不能——也无法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但每个看过这部影片的人都会怀念他,怀念他的真诚。通过三部《我控诉》,冈斯开创的不仅是影像风格和手法,还给我们留下一个导演应有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关怀,以及对真理与正义的坚持与维护。

三个版本的《我控诉》:第一个是1919年的默片版本,是以1914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时代背景;第二个是重制的有声版本《我控诉》,上映于1938年,刚好是二战爆发前几个月;最后一个是实验版本,上映于1956年。

今年是阿贝尔·冈斯(1889-10-25 至 1981-11-10)诞辰129周年。特别为读者们准备了两篇文章,分别来回顾阿贝尔·冈斯的三次控诉,和他的电影《拿破仑》的拍摄历程。

1919 ——亡者的回归

如同《轮》里面的铁路车祸和《拿破仑》里面的“双重暴风雨”一样,《我控诉》里面亡者的回归也是一种符号意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冈斯对电影极致艺术的要求:饱和现象,不管是理智的世界还是理性的世界都能在从中找到一个新的维度,在那视觉强度和直觉战胜了意图,也破坏了意图。在一战最后几个月摄制完成的《我控诉》,有一组强有力的画面:当被应征上前线的诗人Jean Diaz,目睹亡者军队的苏醒并引导他们和活人相见。在战争背景下,这组画面如同启示录般沉重——思想的天空撕裂,信仰的土地开裂,以至于尸体被抛出来:这是死者的复活。场景发生在暗无天日的布满裸露的十字架的背景里,这种光化学的复活给予那些遗失在战场的士兵们一个新的恩泽。每个十字架都带来了一次新生,于是我们看到战死的士兵从坟墓里站起来。影片同时使用了叠印手法,表现古罗马时期高卢名将在战壕里出现、引导士兵走向胜利。

更残酷的现实是,影片中倒下的尸体,正是前线上的士兵。影片拍摄一结束,他们就要回到战场。他们的尸体永远留在了胶片里,他们用电影完成了自己的葬礼仪式。也正是通过死去的士兵回来这一段落,影片产生了一种驳论:它在为士兵祈求的同时也在加速他们的死亡。冈斯用这种自相矛盾贯穿了整部影片。一份档案文件印证了这个主题。这是冈斯的一封手写信件,当时他参加了心爱的演员,也是《轮》的男主角Séverin-Mars的葬礼。正如《我控诉》里面的发疯的Jean Diaz一样,虚构的死亡预言了真实的死亡:《轮》里的Sisif死亡几个月后,他的扮演者Séverin-Mars也离开了,当时冈斯正结束了影片的剪辑。为了纪念他,冈斯创作了一封来自“阴间”的信,假设是Séverin-Mars留给他的:

“我亲爱的冈斯,有的人永远不会死去!你很清楚,你在《我控诉》里让他们活过来了......你完成了一件多么神奇的艺术品!这种人类行为的永恒凝固,延长了我们的存在,而正是我们的存在,支撑了从过去到未来我们所经历的所有感动,美丽和痛苦的挣扎,而这一切都是奇迹之物......对于你,我亲爱的冈斯,我已经在《轮》里毫无保留地奉献了,以至于我没有多余的力气存活下来!所以我要求,作为交换,我能通过银幕,在被你吸引住的人们的记忆里留下一点存在的足迹。”

通过这种令人印象深刻的精神化的人格象征行为,冈斯使他的电影产生了一种犹如通灵者的神秘的特性。这种特性赋予他一种力量,使他可以抽取部分象征主题,然后通过通感留下烙印。1919版的《我控诉》的成功放映也激发了冈斯的第二部《我控诉》,1938年版本的摄制,而这部是以一种绝望的姿态控诉历史的重演。这也可以从它铿锵有力的题词中看出来:“我把这部电影献给所有明天将死于战争的人们,若他们以后看到这部片子,肯定会因为认不出里面的自己而对这部电影表示怀疑。”

1938 ——历史的天使

如同一个历史咒语的1938年重制的《我控诉》,同样令人震惊。《启示录》中承诺耶稣会再来,他会再次降临人间。同样,冈斯重制了《我控诉》并且再次召集了他的英雄,和平预言家Jean Diaz,这次是由Victor Francen饰演。和同时代很多人一样,冈斯揭露了一战出奇地猛烈,但他把一战看成一种净化式的牺牲,如此宏伟壮阔以至于孕育出一种全新的,和平式的人道。

冈斯确信虚构的故事可以产生一种真正的社会动荡,所以第二部《我控诉》,他是想展示给德国政府,以避免新的灾难。冈斯是个天真的人吗?不,他热切的期盼扎根于一个鼓励信仰的环境。他曾在国际联盟电影部工作直至上世纪20年代末,在那里电影是被当作一种和平的媒介。当被埋葬在杜奥蒙的士兵们从骸骨堆中复活时,1938年的《我控诉》带来了犹如《启示录》中最后一日天使对每个人类的审判。当科幻片中第一次出现支离破碎的头颅时,38版的《我控诉》呈现了一种直观的恐怖。这些不存在的人,永远不会因为战争而被记住的人,赤裸裸地令人震惊地呈现在银幕面前:这些在前线失去面孔的人涌向屏幕前的我们,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们,眼里满是痛苦和幽怨。观众应该去面对他们,面对这预言家Jean Diaz的理智的可怕的证据:“我1200万朋友因为战争已经死去了20年!你们醒醒吧!所有的人!那些活人想要重启战争!看清楚他们,直到你们不再有战争的想法!”

冈斯不遗余力地想要在观众的头脑里刻画这些形象,于是他特别在影片中运用多重叠印,其实就是加重视觉印象,填满观众的眼球,以至于这些形象填满眼睛,溢出眼皮。这些无畏的片段继承了1927年《拿破仑》的经验,那部史诗级大片甚至有些镜头运用了七重叠印,要用三块拼接的屏幕放映。这些效果不仅是想要超越媒介,更想要挑战观众的生理极限。冈斯想要通过情感上的冲击来让人们对一战那段历史敏感。

当然冈斯这种反对历史重演的尝试失败了。两次世界大战无疑给20世纪蒙上了阴郁的色彩,1940年的《失落的天堂》描述的就是这种状态,影片中还回荡着一句刺耳的歌词:每一天都是失落的天堂的回归。那些在(1940-1944年德国对法国的)占领时期赶着去看《失落的天堂》的观众肯定更能感同身受影片中回归的方式,年轻的特吕弗第一次接触电影看的就是阿贝尔·冈斯的《失落的天堂》。

1956 ——令人欣喜的作品

《拿破仑》剧照

冷战期间,地球灭亡的威胁因为核能而变成一个可能的现实,人类进入了“时间尽头”,冈斯觉得有必要再次唤醒死亡。这次他不再重制《我控诉》,而是和Nelly Kaplan一起重新剪辑了多段素材。1956年版本的《我控诉》,也叫《Magirama》。阿贝尔·冈斯在1927年执导的《拿破仑》里实验了三联画镜头,但这种三联画镜头并不好探索,于是冈斯要等差不多30年来改革。他于1954年在法国国家电影中心(CNC)的帮助下开始构思。直到1956年12月19日这部和Nelly Kaplan一起摄制的《Magirama》得以上映。

早在1930年发表的论文《Prisme》,冈斯就发表了对这种三联画的想法:“我不仅想通过脚踩大地确认我的存在,我还想在空中确认我的存在。我要求的不是圆形的封闭的永恒回归,而是螺旋型的,它可以让我存活于每一秒,并且不是在人间,而是在上空……圆形,车轮,维持着生命但是是轮回使生命永恒;这是一种苦力活,只有螺旋型能逃脱。螺旋就是围绕着自己的中心前进的车轮。请务必理解我的直觉是螺旋型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圆形,如同人们长期以来认为太阳是世界的中心,然而它却一直围绕着一个看不到的物质旋转,而这个物质围绕着更大的未知物在转动。”

《拿破仑》剧照

在宽银幕电影出现之前的30年,这种三面银幕的放映不管是视觉还是听觉都是惊人的:如果放在今天的电影院放映更会产生激动人心的效果。然而,尽管在电影机构如法国国家电影中心(CNC)和电影杂志如《电影手册》的支持下,三联画放映还是夭折了。

然而,这种发明因其令人兴奋的虚拟形式不管在1956年的放映中还是在冈斯和Kaplan写的文章中都有号召的力量。因为冈斯的作品富含所有形态:从最著名的到最秘密的,从最有成果的到最具实验性的。冈斯在早期电影中留下的每步足迹都扣人心弦,令人着迷,并且和他为他的通灵者维护的信仰相符。而冈斯为我们遗留下的一切都表达在他的电影和他的著作里(从《Prisme》开始),他对电影的许多想法和观点也封存在资料馆里。他的著作甚多,(法国电影资料馆有666册档案,法国国家图书馆有30米长的卷宗),这些档案最大限度地延长,呈现和密封保留冈斯的著作,毫无疑问,这些作品值得我们所有人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