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一画千载 两世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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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收藏 2018-10-25 12:10

原标题:张献忠,他战斗的一生到底抢了多少金银财宝?

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的兄弟张献忠,他战斗的一生到底抢了多少金银财宝?

关于张献忠沉银宝藏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了,情节很简单:

大约三百多年前,明末农民大起义时,李自成和张献忠是两支实力最强的起义军,李自成进军东北方向去了北京;张献忠转兵西南,最终在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并称帝。

历史记载:张献忠的统治相当简单粗暴,日常开支和军费供给,全靠抢。应该是先抢有钱人,接下来普通老百姓也抢,100两的银锭和妇女耳朵上一两克的耳环,全是一样的待遇:抢抢抢。

大西政权的脆弱性,可想而知,仅维持了三年。公元1646年,明参将杨展,在四川彭山县江口镇与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进行了一场水上决战,张献忠被彻底击溃,全军覆没。

沉入江底的战船和士兵的尸体外,还有张献忠所有的金银财宝.......

如今,这些宝藏的一部分已经出水,就陈列在博物馆的展柜里,也许只是张献忠全部宝藏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

金锭

银锭

金块和金条

接下来更土豪——

册封金册

这是张献忠册封嫔妃的金册,正面阴刻楷书“思媚用册为修容。朕德次嫔嫱,匪由爱授,螽羽和集,内教以光,钦哉”26字。

武冈州“都水司正银”一百两银锭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国家一级文物。明代存世银锭多为五十两形制,一百两官银极为罕见。

银锭内底錾刻铭文:“征完万历二十七年分都水司正银壹佰两正,万历二十七年四月日武冈州知州应楠史何添继银匠王文青。”都水司属工部管辖,掌管河渠航道、道路桥梁等事务。武冈州即今湖南省武冈县。

长沙府“岁供王府”五十两金锭

明天启元年(1621年),国家一级文物。金锭内底錾刻铭文:“长沙府天启元年分岁供王府足金伍拾两正吏杨旭匠赵”。这是长沙府上供藩王府的岁供黄金,为已知明代金锭中的最大锭型,存世稀少。

1643年8月,张献忠攻克长沙,可能是从吉王府中得到此金锭。

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

关于这枚金印的来龙去脉,专家们有多方论证和猜想。

2013年,江口沉银遗址发生重大的盗挖案件,部分文物流失;2016年该案破获后追缴回一件“永昌大元帅印”。

有学者指出该金印主人为张献忠,另外有学者认为金印属于李自成,亦有观点认为属于张献忠帐下孙可望、李定国等人。

金印用黄金制成,边长10.3、印台厚1.6、通高8.6厘米,重3.195千克。印面用九叠篆文书“永昌大元帅印”六个字,印的背面左右分别刻“永昌大元帅印”和“癸未年仲冬吉日造”。

印钮为一立虎的形象,虎口大张,虎身前倾,虎尾向上卷曲,虎身阴刻线纹表现虎的鬃毛和斑纹。

江口沉银遗址目前已被确认为大顺三年(1646年),杨展与张献忠江口大战的战场遗址,文献中对这一历史事件多有记载,2017年以来的考古发掘也基本证明了遗址的性质。

江口沉银遗址发现的大量财物,主要为张献忠历年征战中所获,特别是大西军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以后,陆续攻占湖北、湖南、江西以及广东、广西的北部,并于崇祯十七年入川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大量的财物当为张献忠在这个时间获得。

而金印作为遗址中发现的最高等级的文物之一,无疑与这一历史事件相关。

崇祯十六年农历11月,李自成与张献忠两支起义军在不同区域作战,李自成“十月李自成与明孙传庭军激烈厮杀,之后西进陕西”;而张献忠此时在取得湖南等地节节胜利,正准备年底向西入川,此后双方政权除在川北发生冲突,再无大规模接触。此金印作为与张献忠相关的文物出现于江口沉银遗址中,断不可能是李自成的印信。

“永昌”一词在历史上并不鲜见。

历史上晋元帝和唐睿宗均曾使用“永昌”作为年号,说明其更多代表着长久的含义。《明史》亦记载了天启四年发现秦玺,“临漳民耕地漳滨,得玉玺,龙纽龟形,方四寸,厚三寸,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以献绍”。故断不能通过“永昌”判断金印属于李自成。

“癸未年仲冬吉日造”,即该金印铸造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农历11月。张献忠于该年五月攻占武昌,在武昌,张献忠自称“大西王”,建立了大西农民政权,设六部和五军都督府,及委派地方官吏。

此后向南进军,陆续控制了湖南全部,及湖北南部,广东、广西北部的广大地区。次年正月,张献忠进军四川,并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八月占领成都,其后在成都称帝,建国号“大西”,改元“大顺”。

崇祯十六年11月正是大西军向南征战,势力最盛之时,张献忠此时自封为“永昌大元帅”符合当时的形势,也表达了自己对政权“永昌”的期待。

次年,张献忠在成都称帝,该金印被废弃不用。大顺三年(1646年),大西政权内忧外患,除了受到南明和清的夹击,内部也叛乱重重。张献忠此时似乎也在寻求妥善的后路。

清初四川富顺人杨鸿基所著《蜀难纪实》中载:“贼威令所行,不过近省州县,号令不千里矣。献忠自知不厌人望,终无所成,且久贼之无归也,思挟多金、泛吴越、易姓名、效陶朱之游。于是括府库民兵之银,载盈百艘,顺流而东”。

由此可见,张献忠已计划放弃成都,顺岷江而下,转移财产。但因为杨展的成功阻击,让这一切计划都化为了泡影,而“永昌大元帅印”应当也是本次转移财产的一部分。

“永昌大元帅印”是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发现的等级最高的文物之一,对该印章时代及主人的确认,对判断遗址的性质以及相应的历史有重要意义。

通过对印章形制及文字内容的考证,笔者认为:该印章即为明末农民军领袖张献忠本人,于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在湖广区域征战期间制作。张献忠自封为“永昌大元帅”符合当时的形势,也表达了对政权“永昌”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