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一画千载 两世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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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闻

驰名中外的知名艺术史学者和文化史学家、艺术文物鉴赏专家、教育家方闻于美国东部时间10月3日凌晨辞世,享年88岁。

他曾致力以“风格分析”的方法来解决中国古代书画的断代问题,主要出版有《夏山图:永恒的山水》、《心印》、《超越再现:8-14世纪的中国绘画与书法》、《中国书法:理论与历史》和《两种文化之间》等专著。台湾艺术史学者陈葆真教授曾在其文《方闻与中国艺术史学界》中说:

“1948年,一个18岁的青年,离开了他的出生地上海,远赴当时全世界最富强的美国,面对他不可预测的将来。令人惊讶的是,就在那之后的半个世纪之中,他凭借着过人的才智、不懈的奋斗和对推展中国艺术研究的强烈使命感,在以西方文化为主体的美国,与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菁英互相竞争,终于在艺术史学界与博物馆界脱颖而出,打开一个新局面,为中国和亚洲艺术的研究,开辟出一片新天地,提升了它们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在西方的能见度。他就是方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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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年方闻5岁时书写照片。附记:“民国廿四年(1935),随双亲赴吉隆坡坤成女校访姨母,适逢该校十周年纪念,奉姨命对客挥毫,有五龄童之称。”(方闻夫妇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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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美术年鉴》“方闻”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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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年即能作擘窠大字的方闻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方闻教授就一直为把中国艺术史研究建设成一个现代学科而努力奋斗,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先后建立了第一个中国艺术史的博士项目和第一个日本艺术史的博士项目。当他在美国荣退时,他为普林斯顿大学培养了近四十名博士,他的许多学生都成为中国艺术史领域的中坚。

方闻(1930-2018)将自己漫长而杰出的职业生涯都奉献给了增进西方世界对亚洲艺术的了解上。他的教学和研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他大胆地将包括文学、政治和社会史、地理、人类学、宗教等学科引入到艺术史研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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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写博士论文《大德寺五百罗汉》期间,方闻夫妇在日本京都大德寺,1956年(方闻夫妇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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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闻《中国艺术史九讲》,图片来源:上海书画出版社

他也曾在2006年4月于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天桥:向方闻教授致敬”研讨会最后的答谢演讲《论“滞后”的好处:我对中国艺术史的反思》(“Reflections on Chinese Art History: On the Benefits of Belatedness”)中,很坚定地说:

“我认为,美国学界的中国艺术研究实际能够以其真正的跨文化影响力,来丰富西方艺术学界,只要中国艺术史研究能以一种跨文化、交叉性学科的方式在这里和有一天在中国的著名学府中都能继续扩展的话,它就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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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闻教授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任职特别顾问和亚洲艺术部主任期间(1971-2000)所举办的部分书画展览图录书影

方闻1930年出生于上海,自小师从名师清道人之侄李健学书法,十岁左右便开办了个人书法展,被业界誉为神童。先就学于上海交通大学。1948年,赴美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先后获得文学学士、硕士、博士。他曾师从Kurt Weitzmann及George Rowley两位教授学习西洋及中国美术史,并以优异成绩于1954年留校任教。1959年联合挚友普林斯顿大学汉学家牟复礼教授创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国艺术和考古学博士计划。他先后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讲座教授、艺术考古系主任、普林斯顿艺术博物馆主席(主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国绘画部的特别顾问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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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中国画原理》

方闻不仅是国际知名的学者,更是资深的教育家,他的学生遍布全球重要的艺术史院系,世界大博物馆的东方部门主管人很多都是他的学生乃至学生的学生。他们在艺术史领域形成了实力强劲的“普林斯顿学派”,正如陈葆真所说:

“方先生最先在美国学术重镇普林斯顿大学就学与任职,期间共达51年(1948—1999),深耕茁壮,培育人才:本身成为西方学界研究中国艺术史最重要的领导者之一;而且,枝叶繁茂,他的学生毕业后也纷纷在世界各地的学界和博物馆界推展亚洲艺术的研究。后来,他又受邀在代表全世界艺术橱窗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担任亚洲艺术部的特别顾问,几近30年(1971—2000),开疆拓土,使它成为馆中最大的部门之一,同时大量收藏、研究和展示亚洲艺术品,助使西方人士了解亚洲艺术的优美和价值。方先生的聪明才智、心胸气魄与胆识毅力都非常人可及。他的奋斗与成就也像传奇一般令人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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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远《溪山无尽》,图片来源:WikiArt

余英时曾在其《方闻的艺术史研究》中说,方闻很早便已决定将他全部学术生命奉献给中国艺术史,这也是很少人能做得到的。他最初考取了上海的交通大学,那是中国最高水准的理工科学府。但1948年他移居美国,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之后,发现自己的才性不在理工,因此毅然转向人文,而且很快便选择了以艺术史为主修。大学本科生改选主修课目不足为异。但方闻和人不同之处是他从此以艺术为终身的志业,一天也不肯离开它,大有“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气象。这里显示出他特有的智慧。什么智慧呢?苏东坡说过:“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方闻不但很早便发现了自己的才性何在,而且还用无比的坚毅把它发挥到了极限。

方闻一走进艺术史的园地,便得到了名师的传授;这可以说是人生难得一遇的幸运。他在普大读艺术史,始于本科时期,业师则是罗利(George Rowley,1893-1962)教授,以研究西方中古艺术史驰名当世。方闻深受罗氏的启发,所以在研究生阶段决心追随他研究欧洲中古画史,并已选定中古基督教的“天使”(angels)画像为博士论文的题目。但罗利虽不懂中国语文,却对中国画发生了很大的兴趣。根据当时西方有关中国画的介绍和研究,他在1947年竟出版了《中国画原理》(Principles of Chinese Painting)专书,成为一部很能接引后学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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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闻《Art as History,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s One》封面,图片来源: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方闻入他之门,正值此书发表不久。由于方闻具有中国人文教育的背景,罗氏因此建议他向中国画史方面求新发展:将研究“天使”画像的精密方法转用到佛教“罗汉”(arhats)画上面。罗氏恰好知道日本京都的一座寺庙中藏有一套南宋“五百罗汉”的绢画,其中包涵了宋代人物画的种种“风格”(styles),希望方闻愿意去京都对原画进行直接研究。方闻最后接受了导师的建议,以“五百罗汉”为题的博士论文终于在1958年完成,他献身于中国艺术史的志业,也从此完全确定了。

罗利对方闻的影响是巨大的,特别在关于中国画“风格”的比较和分析,以及中国画史如何依“风格”而分期等等问题方面。事实上,美国下一代的中国艺术史工作者受到罗氏启发的,颇不乏其人,但方闻却是其中最年轻而又最多创获的一位。这里只举一个实例便足以说明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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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贡布里希在其著作《艺术与错觉》中阐释了“图式”(Schema)这一概念,图片来源: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55年李雪曼(Sherman E. Lee)约方闻共同研究一幅名为“溪山无尽”的北宋山水画,最后出版了一部专书《Streams and Mountains Without End: A Northern Sung Handscroll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Painting》。这篇专论把宋代画的先后“风格”分成五类,并进一步断定“溪山无尽”图代表了转型期的作品。这一“风格”研究的取径便是直承罗氏而来,所以两位作者在书中郑重致敬。罗氏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更值得注意的是:方闻此时才25岁,而且还是欧洲艺术史的博士生。李雪曼特意找他合作,我想是出于双重理由:第一是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掌握能力;二是他在罗利指导下,对于艺术史的理论与方法都受到了严格的训练。也许后来罗利力主他从基督教“天使”的研究转向佛教“罗汉”,也和这部“溪山无尽”专著的成就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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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闻《中国艺术史九讲》《心印:中国书画风格与结构分析研究》《夏山图:永恒的山水》,图片来源:上海书画出版社

美国艺术史界一般都称赞方闻擅长用西方艺术史上长期发展出来的种种分析方法,对中国画作深入的研究,因而建立起它的真实演进历程,超越了中国传统的画派分类和师承溯源。(参看 Jerome Silbergeld 为方闻最近文集《Wen C. Fong, Art as History,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s One》(2014) 所写的导论。)这一评论大体上是正确的,但其中所经过的艰困却非一言可尽。

方闻最初的专业训练是从欧洲艺术史开始的,他对这一领域的理论和方法早已融会在胸,自不在话下。但这一套理论和方法并不能顺手拈来,轻易地移用在中国艺术史上面。这是因为中国艺术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体现,西方亦然。中西文化之间、中西艺术之间,都是有共同也有其异的。就其中相异的部分而言,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便往往未必能直接用来处理中国文化史或艺术史上的问题,其中有些根本不适用,有的则必须大作修改和调整。这是一个很复杂、很困难的研究历程,在方闻的论著中有清楚的呈现。据我所见,方闻基本上是以西方为参照系,试着建立一整套中国艺术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这一尝试本身便已是一大贡献。下举之例或可把我的意思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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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影印,张彦远在其中提出了“书画异名而同体”之说

方闻在论著中不止一次讨论过20世纪西方最杰出的艺术史家贡布里希(Ernst Gombrish)的理论和方法。他对贡氏的不少卓见也很欣赏。如贡氏论时代“风格”的演进,提出先有创始者的“图式”(Schema),但仅具轮廓,与艺术对象的真实状态颇有距离,以后则经一代一代后来者的不断“改正”(correction),而终于达到完美的境地。

方闻承认此说在西方艺术史上的有效性,并且认为它在中国从先秦到汉、唐的画史上也未尝不可作有限度的应用。但南宋以下的画史上不断地出现了模仿古代大师的运动(方闻称之为“复古”,贡氏则名之“primitivism”),贡氏关于时代“风格”变迁的一套理论和方法便完全无用武之地了。此中关键在于贡氏未能脱出欧洲中心论(Euro-centric)的思维模式。他曾明白表示,在西方传统中,绘画的追求与科学并无不同,作品都是从不断实验中获得的新发现。换句话说,艺术史和科学史一样,是一个直线进步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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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狄隆与方闻,1980年代,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部藏部门资料图片。前者于1970年出任大都会博物馆董事会主席。

在这一观点下,贡氏对于方闻所谓“复古”,即面向过去大师的“风格”,抱着否定的态度。他认为艺术上“复古”即是倒退,也是对于坚苦得来的文明成就的一种背弃。方闻绝对不能接受这一极端的观点,因为就南宋以下的中国画史而言,此说可谓适得其反。所以方闻一方面引宋代士大夫(如苏东坡)主张向古代大师的“风格”回归的议论,另一方面又引现代美国哲学家[如亚瑟·丹托(Arthur Danto)]的新见解:艺术作为个人精神的内在表现,不可能是直线进步的。由此可见,他为了建立起一套适合于研究中国书画史的理论和方法,确实费了无限的心力,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余英时说:

“对于艺术史我是外行,不敢多说。但是从中国史的背景出发,我读方闻的论著都时时有会心不远之感。我觉得他确实进入了中国书画史的内核。例如他讨论晚唐张彦远‘书画异名而同体’之说索引及于张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名言,我读后启悟良多。以前我仅仅‘知其然’,但读后才‘知其所以然’。这不仅因为他的理论和方法具有开创之功,而且也由于他熟知欧洲艺术史,在相互比较之中凸显出中国书画史的文化特色。无论我们关怀的是中国文化的过去或未来,方闻的文集都是不能放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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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方闻的主导下,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内建起一座小巧精致、仿明代苏州网师园的江南园林。

陈葆真表示,最值得一题的就是方闻的教学工作。在负责许多性质不同的工作和计划的同时,方闻对于普大博士生的教学始终认真、热切而投入,数十年如是,令人敬佩而且印象深刻。他的教学方式包括校内的专题讨论和校外的观研作品。除了正值他每教学三年便可休假研究一年之外,他每一学期都开一门有关中国书画史的专题讨论课,时间都定在周一下午。上课地点有时在普大的美术馆中;但多半是在东亚艺术专题讨论室中,排比大量相关的图像,作细密的观察、分析和讨论。方闻的课每学期主题都不同,程度也从不分初级或高阶。由于修课的同学都是博士生,他认为他们应该都已具有相当的知识,所以课中绝不会耐心地“循循善诱”。每一个同学,不论程度如何,都必须达到他的要求。如果不懂,自己设法去补充或求助。因此,上课时,每一个同学都聚精会神,丝毫不敢松懈。方闻上课时间都从下午一点半开始,但从未在五点之前结束。至于何时下课,则难以预测,完全看他兴致的高低而定:有时会在七点以前;但碰到他的兴致高昂,到了傍晚,他还意犹未尽时,便会带大家一起去吃晚饭,然后再回来,继续上课,一直讨论到晚上十点,甚至十一点半左右。由于同学们都住在校区宿舍,因此没有赶车回家或安全上的问题;但一整天脑力激荡下来,每个人都精疲力竭,招架不住;只有方闻精力过人,仍是神采奕奕,毫无倦容。这种情形不论寒暑,而且风雪无阻。记得1979年的冬天,有一次美国东部大风雪,雪深及膝,步行困难,学校已经宣布那天停课了,但方闻仍然兴致勃勃地自己开一辆箱型车,到每一个学生的住处,接送大家去上课,课后又一一送大家回去。我还记得那学期的专题讨论课是关于倪瓒书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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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11月,方闻教授在清华大学中国艺术史与考古中心授课

方闻一定相信“玉不琢,不成器”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这些说法;所以他训练学生的方法是要他们自励自强,主动去发现问题,面对问题,“全力以赴”,“使命必达”。他的这种方法逼使学生面对严苛的挑战,在绝境中设法突破自我的限制,借以激发他们的潜能,促使他们独立去解决困难后,对自己产生更大的信心。我相信每一个从他学习过的学生,都有过这类难忘而令人感激的经验与领悟。

除了在课堂作专题讨论之外,在每一学期中,方闻都会安排一次校外教学:由他自己开车载大家到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或私人收藏家中去观研书画名迹。但那绝对不是一种轻松的郊游,反而是像野外研习营一般。由于看作品真迹的机会难得,因此事前大家都必须先对那些作品加以研究;而在面对那些作品时,也都必须小心翼翼、分寸不漏地仔细观察,以印证或修正自己原先的看法。看完作品后,方闻多半会开车带大家从博物馆所在的东81街,沿着哈德逊河旁的高速公路,一路南下,到中国城去吃晚饭;饭后再开车回普大。在来回大约3小时的车程中,方闻三头六臂式地,一刻也不得闲:一面随时注意路况,开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一面不断地提出一些问题,令大家寻思答案。我们每一次到纽约都是:早上从普大出发,下午看完作品,而当吃过晚饭再回到普大时,通常都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然而,我们通常都还不得下课。在那整个过程中,方闻几乎无时不在与我们讨论问题。他的头脑有如计算机一般,记忆力超强,对于书画作品过目不忘,储存了大量相关信息,而且思路快捷,永不疲劳,不断提出问题,等待学生的回应。我们每个人莫不战战兢兢,丝毫不敢松懈地思索答案。记得有一个冬天,我们也是那样,在忙了整天后回到普大。当车子到了某一个同学住处的门口时,他原以为可以下车回家好好休息了;那知方闻忽然兴致大发,一再提问;因此,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下车。原班人马只好留在车内继续与他攻防了大约一个多小时。直到深夜,他才一一送我们回去。每当回想起当年在普大的学生生活,觉得那真是一段十分紧张、刺激又充实的日子;而从以上的那些事例中,又可以看出:作为人师的方闻,是如何尽心尽力地在训练和培养学生。他在这方面所付出的心血和精力,实在远远地超过了任何一个受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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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方闻与浙江大学艺术学院师生在一起

然而,在这一切之上方闻方闻,更让人钦佩的却是方闻的豁达大度;那是他人格特质的一部分。‍方闻是一个工作勤奋、讲求速度和效率的学者。他既充满理想性,又是一个务实的人。他最常说的几句话便是:“有好多的事要做”!“光说不做没有用”!以及“除非做成了,否则等于没有做”!因此,他几乎无时不在思考和工作,也要求他的团队跟进。他总是像一个充满动力的火车头,带领他的研究团队和工作团队,不停地快速前进。也因此,他才能够在半世纪之间,集合了各界的人力与物力,在异国为亚洲艺术的研究、收藏与展示,作出那么多具体而令人钦佩的贡献。《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正是方闻最好的写照。

方闻擅于寻找资源,帮助别人,更热心协助同侪,奖掖后辈。他的心胸开阔,大方好客,因此各地学者来访不断,彼此交流频繁、合作无间。他对来访的研究者不论辈分亲疏,都一视同仁,大方地开放普大和大都会博物馆的藏品和图书资料供他们参观和研究。在延揽杰出学者和培育人才方面,他更不遗余力。他曾几度设法寻找基金,延请专业学者到普大作短期研究,比如姜一涵教授、汪世清(1916—2003)便曾分别于1978年和1985年到普大担任研究访问学者。又如他曾设法在1962年敦聘原在京都博物馆的岛田修二郎到普大长期任教。1985年他又延请屈志仁到大都会博物馆担任亚洲艺术部主任。长期以来,他一直多方设法为博士生找奖学金,让他们可以专心学习。此外,他一直都十分热心地与国际学界和博物馆界交流,并视需要协助他们。他曾接待了许多著名的访问学者到普大作短期研究或教学,其中包括: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古原宏伸和江上绥等教授。又,1988年,当台大艺术史研究所将成立之时,方闻也曾热心地帮忙来访的筹划者台大文学院院长朱炎教授(1936—2012)和历史系主任徐泓教授,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资助,购买一套密西根大学所制的“中国艺术史”教学幻灯片。又如1975年,当方闻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参观“吴派画九十年特展”时,由于深感所展作品与研究说明的价值非凡,因此当场慨诺出资,协助馆方印行特展的研究图录。再如:多年来,他接受了许多博物馆的年轻研究员到普大和大都会博物馆访问研究。其中包括: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林柏亭、王耀庭和何传馨等;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王连起;上海博物馆的朱旭初等等。在退休之后,方闻更分别于2003年和2008年,协助北京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先后成立了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和研究中心。凡此种种,不但可见方闻的热心与大度,更可看出他无私的精神。而像他那样开阔的心胸与气魄,又岂是一般常人所能轻易拥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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