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一画千载 两世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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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 作者:尚刚2018-08-24 10:30

原标题:唐人如何好色——关于唐代工艺美术中的绚丽色彩

唐代文化昌明、经济发达,国力鼎盛。工艺美术也开创了空前的辉煌,色彩绚丽即为玉成其辉煌的重大因素。

“唐人好色”中的“好色”和“扫黄”没有关系,而是指“色彩”问题。因为色彩对于工艺美术来说特别重要。有句业内的行话,叫“远看颜色近看花”,工艺美术品的花纹只能近赏,颜色还可以远观。其实,这并非只是观赏时的远、近问题,因为作品未必都有花纹,却一定有颜色。这样,又能引出一个道理,对于工艺美术作品效果、颜色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大大高出花纹。

中国的历史上,唐人的色彩空前的绚丽。工艺美术品时时处处与人相伴,应用于生活,凝聚着观念,因此,在器用中、服饰里,这种迷恋的表现也尤其强烈。

陶瓷:秘色瓷与三彩

首先来说陶瓷。由于烧造的进步,当年无论北方南方,都表现出了对比较多色彩的追求。比如说在唐代我们发现了最早的青花,现在知道窑址在河南的巩义,珍珠地划花的窑址在河南的密山,河南的花瓷彩釉斑驳。这些是耀州窑的,当年的窑址在陕西铜川,烧造的瓷器品种很多。还有以长沙窑著称的陶瓷彩绘。或许从这些来看,颜色还不算丰富,但在唐代以前,陶瓷的表面一般仅仅施加青、黑以及白的单色釉,而这些最起码有两种颜色,相比以前,已经丰富了许多。

绞胎

晚唐五代,最尊贵的瓷器是越窑用来上贡的秘色瓷。陶瓷器做到形状的规整是很难的,但秘色瓷是十分规整的。秘色瓷到底是什么颜色?其实“色”在古代还有一个重要义项:种类,在这里不能理解成颜色、秘色瓷就是上供用的瓷器。因此,我们看到的秘色瓷颜色并不一样,有的发灰,有的发黄,有的正绿。中国瓷器的瓷釉追求“如玉”,这种感觉是从8世纪中期以来的越窑器物、特别是从秘色瓷开始的。秘色瓷的一大特点就是釉面特别莹润,釉色也很漂亮,还会加装饰,比如釦。釦是一种老的装饰手法,在汉代漆器上很常见:用金属片包镶一圈口沿,有铜釦、银釦、鎏金银釦。包镶口沿的目的有二:一是使器物本身更加牢固结实耐用,另一个就是,包镶的口沿能够在器物表面造成材质和颜色上的对比,即所谓的金银平脱。金银平脱是唐代一种典型的装饰技法,本来是用于漆器的——在漆器装饰面先涂上大漆,然后把剪刻好的很薄很薄的金银花片黏贴到漆器表面,之后再涂漆,让纹片粘得更结实,最后打磨。如果不是在法门寺出土了金银平脱的瓷器,我们很难想象金银平脱还可以装饰瓷器。用金银平脱装饰瓷器尚没有文献记录,这是很特殊的一例,也表现了唐人对色彩的喜爱。

珍珠地划花

金釦

唐代陶瓷里,今世声名最大的无出三彩。三彩其实不止三色,颜色要丰富许多,只是古代汉语的数词常是虚指的,这种陶器颜色比较多,故称三彩。此外,三彩得名很晚,唐代并没有这个名词。在上世纪初,在洛阳一带的显贵墓葬中出土了这类东西,被当时的收藏者、文物贩子称为三彩。三彩是殉葬的明器,但这些明器再现的却是环绕墓主人生前的彩色世界,展现了他们对身后多彩生活的向往。

三彩初现于高宗时代,烧造在许多窑场,到玄宗开元年间,臻于极盛,最精彩的器物收获于长安、洛阳一带的显贵墓葬,而在开元末,由于唐玄宗认为丧葬太奢侈,下令明器以“素瓦为之”,所以在天宝年间,两京的三彩便消失了。这种低温的铅釉陶器虽然也会附加模印、堆贴、刻画、绘画的种种装饰,但最要强调的是釉色浸润流动,效果的淋漓酣畅。

三彩骆驼载乐俑

三彩分成两类,一类是雕塑类,包括俑马、骆驼、建筑模型;还有一类是器皿。国家博物馆所藏的骆驼载乐俑,是三彩里很有名的一例,形体较大,色彩也丰富。三彩流行的时候,正值中西方交流最频繁的时期,所以三彩上的很多造型特征都打上了中西交流的印记。很多人认为三彩里面最珍贵的颜色是金,但是从工艺角度来看,最珍贵的应该是蓝色。这种蓝色用的是氧化钴,钴料经过检测证明来自波斯,和以后的青花材料一样,非常珍贵。

三彩双龙柄瓶

铜镜的颜色与运用

铜镜是古代用来理容鉴容的工具,正面光亮,背面常常带有花纹。花纹一般是铸出来的,在唐代,出现了很多以不同手法装饰镜背的作品,有螺钿、宝装、宝钿、金背、银背、鎏金、金银平脱。其中,色彩比较单纯的是螺钿镜。螺钿本来也是漆器的一种做法,就是把蚌片剪合成花纹、贴到涂了大漆的装饰面上。还一种镜子,叫做宝装镜。上个世纪80年代,浙江湖州一个塔基里面出土了一些漆器,有些写的是宝装的漆器,其主要嵌物还是蚌片,但会加入一些其他东西,比如红琥珀和青金石末。因为大漆是有机物,时间长了会腐烂,底漆没了,嵌物也会佚失,所以出土的宝装镜都不是很漂亮。但在日本,保存较好的却有不少,在那里,被记录为“平螺钿镜”。

螺钿镜

在唐代,还有一种更高级的镜子,即宝钿镜。宝钿镜就是把金丝做成花纹焊到装饰面上,里面再嵌各种珠宝。当时还有所谓的金背镜、银背镜,就是在镜子背面嵌金嵌银。金花银背镜嵌的是银片,但在其主要装饰部位镀金银片。

那么,唐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特种工艺镜?除去唐人的日常运用外,唐人还用镜子装饰建筑。九世纪(825年),长安城里添了一处新的宫殿群“清思殿”,《新唐书》《旧唐书》《册府元龟》都有记载,称清思殿修建好后,“用铜做镜子”,有说用了“三千金铜”,有说用了“三千片铜镜”,镜子还用了“金银薄十万番”。后来得到考古学的证实,清思殿遗址果然出土了大量铜镜残片。

金银平脱镜

如果说,宫殿张挂铜镜仅为装饰,那么在寺院,还是信徒的供养。9世纪上半期,日本有位僧人圆仁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把自己的见闻用日记形式写下来。在圆仁从扬州去长安的路上,他拐道去了五台山,看到大华严寺里面挂了很多铜镜,说:“宝装之镜大小不知其数。”这句话非常重要,从中可以判断,它们是镜背朝外,挂在墙上的。因为,东洋的和尚是来朝山观礼的,绝不会走到墙边,翻转铜镜,由此可见,铜镜的装饰面是朝外挂的。

唐代金银器中的华美

唐以前,中国金银器虽然制造时间很长了,但水平一直不是很高,数量也不多,唐代才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是量上的增加,而且艺术也很快达到巅峰,以后再没有做过这么好的了。当然,我主要说的是容器。金器分为两类,一类是饰件,中国一直做得不错,但器皿的制作一直不发达,数量很少,直到唐代,才大批出现,并达到了顶峰。

金银器 · 鎏金容器

鎏金容器

鎏金容器

唐以来,对酒器、带饰、马具的材质有等级的限制,玉最高,金次之,银又次之。由于等级越高,人群越小,兼以黄金纯度越高,材质越软,制成器皿,易于碰扁,因此,金银器皿之中,永远是银器多、金器少。为追求富丽的效果,唐代的银器常常鎏金。鎏金的做法有两种,一个是通体鎏金,时称“金涂”或“金镀”,一个是在主要的装饰部位鎏金,做成“金花银器”。前者虽用金较多,但制作简便,后者虽用金较少,但制作繁难,同时,前者虽金光灿灿,但毕竟仅只一色,显得单调,后者却金银交辉,华丽异常。显然出于对彩色的爱恋,唐代金花银器远远多于通体鎏金者。

金花银樱桃笼

法门寺有个银丝编成的器物,时称“结条”,花纹是用金丝编的。由于出土在法门寺,专家多以为它们与茶事有关,是烘焙茶或盛放茶饼的器具。但在唐代诗文里面,有两次提到过这种器物,杜甫在《往在》里写道“赤墀樱桃枝,隐映银丝笼”;令狐楚《进金花银樱桃笼等状》里的“每闻采撷,须有提携。以其鲜红,宜此洁白。前件银笼并煎茶具,庆等羡余旧物,销炼新成”。因此,它们最有可能还用于采摘、提携、盛贮樱桃。器物本身非常华丽,银笼之上,金花灿灿,已经华艳、美妙至极,若置放新鲜樱桃,红樱桃再连带绿枝叶,那色彩便更加华美绝伦。这也给了我们一个提示,因为现在的很多设计只考虑其本身是否漂亮,不考虑使用中的效果,而这就是使用中产生华美效果的一个典范。

象牙器、玉器、玛瑙与木器

唐代富足,造作常常取用高档材料,如象牙、如美玉、如名木。高档材料的质地必定极其美妙,在其他时代,为彰显材质之美,常常不在其表面施加遮蔽性装饰。唐代则不然,对华美彩色的渴求时时压倒了对美妙质地的向往,为展现彩色,常常附加装饰。

拨镂象牙尺

以象牙器来说,就有很多装饰手法,比如拨镂,做法就是先染色再刻花纹,花纹里面有时还填色。有些做成围棋子、尺子。唐代少府监下面有五个署,包括中尚、左上、右上、织染、掌冶,都是做工艺美术品的。中尚署每年都向皇帝献尺子,皇帝再将尺子赏赐给大臣。赐尺的意图并不在为他们添加美丽的物件,而是要取其象征的意义,要借此勉励臣僚明察精鉴、行合规矩等。而警示臣僚的器物居然也如此色彩炳焕,足以证明唐代喜爱用色。

美玉历来备受推崇,其材质之美发人遐想,引人赞叹,但在出土的唐代玉器中,有嵌金的、有金装的,还有宝钿的,都是把彩色装饰施之于优雅的白玉。中国古代是一个等级社会,在这里面,人们的使用品、服饰都受着严格的等级限制。唐人在服饰上,特别看重玉带的装饰。

窦皦(597-627年)墓中出土的金玉宝钿带饰 

今见制作最精美、色彩最灿烂的是长安窦皦墓(627)玉带,它共十五块,除带扣外,带饰皆以镂空的羊脂玉做框缘,玉下衬金板,又有铜板托垫,金板上,金板上面掐丝嵌珠宝。大唐有起梁宝钿玉带,是三品以上武官和仪卫官公服的组成部分,窦皦便是这等人物。按唐人小说的描述折算,一副华美玉带的价格相当于长安城里十五所中等宅院。

而说到玛瑙,中国人认为玛瑙一定要红,“玛瑙不红一世穷”,但是玛瑙又不能全红,全红反而很贱。好玛瑙应该身子主要是红的,但上面有透纹。古人把有透纹的玛瑙叫作缠丝玛瑙,视为最好的。早期的好玛瑙材料都来自外国,唐代文献就多次记录从西方或日本来的高级玛瑙器或玛瑙材料。

紫檀木螺钿琵琶,右侧为琵琶背面

紫檀木色沉稳,纹理优美,手感极佳。清朝家具采用甚多,通常的做法是任其裸露,以尽显其美,但唐代常常再附加绚丽的彩色装饰。最著名的是螺钿五弦琵琶和木画棋局,它们珍藏于日本奈良正仓院的北仓。

琵琶的正面不仅有朵朵团花,捍拨(贴在正面的偏下部,用以捍护琵琶腔)以玳瑁为地,螺钿弹琵琶的骑驼人物等。背面则满饰花鸟,花心、叶心饰以红绿彩色和泥金描绘,并以琥珀、玳瑁覆盖,在深浅不同的透明中,显示纹彩的华美,极其妍丽工巧。值得一提的是,唐代琵琶分两类,五弦和四弦,五弦从印度传来,四弦从波斯传来,现在使用的都是四弦。正仓院的这面琵琶,实物是五弦的,但捍拨装饰中所见的琵琶却是四弦的。

丝绸与服饰

在唐代工艺品中,最能体现色彩品味的无疑属丝绸。丝绸最大的用途是制为服装,服装要穿给别人看,其面料最具展示性。同时,在古代,无论是政治上(等级、身份的区分),还是经济上,丝绸都是最重要的工艺美术门类。

丝绸 · 锦

工艺美术里面不大重视丝绸是因为它容易腐烂、难保存,所以早期丝绸很少,大家的研究兴趣也就不是很高。现在做工艺美术的人,做丝绸的极少,大部分都做陶瓷,古人反倒不大看重陶瓷。

中国的丝绸发明的很早,大约是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传到了西方。但西方丝绸褪色非常严重,而唐代的丝绸却不怎么褪色,中国古代主要是植物染料,虽取自植物的根、茎、叶、果实等,颜色却比较牢固。

联珠四骑猎狮纹锦局部(唐,原长250,宽134厘米)。在今见唐锦中,此作最精美。图案则“洋”风扑面:猎手胡相、马生双翼、奇异的花树、中国不生的狮子。 

唐代丝绸的用色最富典型意义,其色彩鲜丽华美。丝绸有很多品类,比较轻薄的有纱以及若干罗。纱本来是没有花纹的,后面可以加工上去,比如染、点金。罗的颜色可以很浓烈,也可以很柔和。

丝绸里面最高级别的,早期是锦,后来是锻。锦是彩色提花,表面颜色很丰富,但是唐以前的锦很少超过五色,唐以后有了很大变化,经常会有十几色。唐人也用很多诗文去描述、赞美、称颂锦……

唐代丝绸里有一种典型叫“繝”,织法可以是锦,也可以是绫,织物表面排列着一个一个的彩条,有时会有花纹,但只是彩色的点缀,主要是为了炫耀其绚丽。

敦煌藏经洞蹙金彩绣袋

印染方式很多,唐代最典型的是夹缬。关于夹缬的制作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用两块镂空的花板夹住来印丝绸。那是怎么张挂的呢?就是把织物对折悬挂起来,用花板夹住,用完一板再用下一板。夹缬一般为两色,唐代经常有彩色的,成匹卖给人家做衣服。元稹有句诗就谴责当年妇女衣服的配色,说是“尤剧怪艳”。而唐代,除了女人,一些特别爱张扬的男人也爱穿这样的。

光用彩线绣不够,还会用金线、银线绣。蹙金、蹙银的做法其实也比较简单,就是把金线钉到绣地儿上去,还可以钉珍珠、钉瑟瑟,林梅村认为瑟瑟就是青金石。同时,唐代刺绣因为绣法的变化增多,特别是平绣的出现,更是增加了其颜色的丰富性。

唐妇女衣服的配色“尤剧怪艳”

在文献记载中,古人的衣服颜色和社会等级有关。虽然并非等级越高,衣服颜色就越好看,但会造成社会心理上的“漂亮”。在唐代都市的大街上,人们直接穿高级衣服的会被抓住,因是僭越。所以人们就在外面穿一个符合本人身份的颜色的衣服,里面露一点出来。出城后就没人管了,衣服一脱,颜色就露出来了。

当时中西方联系很多,要派使臣,去大国的使臣就派大官,去小国的使臣就派小官,身份不一样。但是派小官给人家,对方会认为对自己不重视。因此会借小使臣大官穿的衣服出使,以显示地位和重要性,这便是“以壮行色”。但也出现过使臣回来后赖着不还衣服,逼得皇帝下诏书讨要。

总结:

在描述了大致的现象后,对于“唐人好色”,可以以下认识:

时代风气的兴起总得有个引领。这引领者是谁呢?在我看来是统治集团,早期色彩艳丽的东西都和皇室或者官府有关。在我们展示的作品里,窦皦墓玉带最早,是627年的随葬品。三彩年代也比较早,是皇家给宗亲和高官的葬具,唐高宗时期开始出现,唐玄宗时候最流行,但开元二十九年以后,一下子衰落了,这跟唐玄宗有很大的关系。唐玄宗曾下过诏书,宣布丧葬不得再使用华丽的葬具,都用“素瓦为之”,素瓦说的就是陶俑。同时,三彩的例子也证明了唐人对色彩的追求贯穿今生来世,彩色既涵盖日用器,也涵盖明器。

其次,唐代工艺美术对造型及花纹的追求有明显区别。唐代早期的造型比较挺拔,后来变得圆柔;早期花纹与晚期也有明显变化,但对颜色的追求却始终如一。

疑问:

关于唐人好色,有的能够解说,有的则不能,这其中,有两点目前还不得而知:

第一个就是,工艺美术品里,丝绸是典型,色彩繁丽的丝绸,莫过于锦。可是为什么汉人穿锦、对服锦的热情远远不及少数民族,特别是不如西北的少数民族?这个原因我不能解释。中国人织锦织得最好,可是服锦的热情却比胡人低了很多。

《步辇图(局部)》

用图来进一步说说我的疑惑。阎立本《步辇图》表现的是松赞干布派丞相禄东赞向唐太宗提亲的场景,画上有十几个人物,穿锦的只有禄东赞,是西南胡人。现在关于《步辇图》有很多说法,有说不是唐代而是宋人所画。对绘画鉴定我不敢乱说,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范本属唐代前期。禄东赞衣服上联珠圈里面用的是单独图案,而当时中国内地用的常是对称图案,而且早在8世纪初,这种连珠纹就退出了中国装饰的主流。这是当代考古学提供的新知识,这样的细节宋人绝对不了解。

第二个就是,唐代对色彩的追求一下子表现得这么明显,受了谁影响,或是受了什么影响?可以推测出和中亚、西亚的交流有关系,但目前并没有得到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