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一画千载 两世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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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晚报 作者:孙小宁2018-06-07 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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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马可·波罗》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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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有多位西方人到过中国,而马可·波罗是最具传奇性的一位。从曾是古罗马核心辖区的威尼斯来到中国,这艰险一程的两端,正好是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与终点。他的游历,时值宋元交替,几千年文明古国的朝代兴衰,因此有了旁证。传说中他还在元朝任官,回国后写下著名的《马可·波罗行记》。当然,有关他到没到过中国,游记之真真假假,一直存有争论。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无数人借由他的传奇,返身去认识古老中国,在世界的版图上构建自己心中的东方与西方,以及某种人类的愿景。

诗人韦锦,就做了这样的工作。

五月初,在广州大剧院看了由他编剧、德国作曲家作曲,大部分角色由西方演员担纲、并且开口唱中文的歌剧《马可·波罗》,激起了无数思绪。此剧后来又到北京,我又得到了他的原创剧本。读剧本的感觉,不同于改编后的舞台呈现,情节的构思更缜密,唱词的表达更中国,且更能表达一个中国诗人对这个传奇人物的开掘与想象。

尽管歌剧是作为一门声乐艺术在被观众欣赏,但是,我还是有兴趣通过一个剧作家的创作,去了解这中间的心路历程,以及由此感悟到的历史与文明之思。

创作缘起

当你深入了解西域的时候,那条路必然通到罗马

孙小宁(以下简称孙):从广州观剧回来,一直还在想着这个剧。加上最近它又到北京演出了一轮,激起了很多歌剧方面的话题。但我个人想从剧本角度来切入。一方面是读过您的剧本后,深感原作和舞台呈现有较多出入。而作为中国观众,我个人觉得,原剧本对马可·波罗这个人物身上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开掘得更到位,同时更能看到现代人对历史的反思。所以想跟诗人剧作家聊一聊。你是个诗人,如何这次又做起了歌剧的剧本创作来。是什么契机,让你与马可·波罗相遇?

韦锦(以下简称韦):从剧本谈从容些。演出囿于场次、舞台时间,容易流于一次性观赏。而剧本至少能让你停下来,凝视、打量、审视这里面可能蕴含的东西。

至于缘起,和我的第一部诗剧有关。2013年10月下旬,我和几位朋友去楼兰古城采风。横穿整个罗布泊,又走了非常艰难的一大段道路才终于到了楼兰,看到了佛塔。在佛塔前,我不由自主地跪下,抬头凝视它半身坍塌面目斑驳的脸。心好像被一下子掏空,一种有如天启的东西注满体内,从未有过的虔诚让我的仰望定格在空中。饱经沧桑的佛塔,依旧巍峨,端严,遍布周身的裂口仿佛都在说话。“辉煌不再的文明找到了遥隔千载的耳朵。一种不甘消逝的流淌试图重新激荡。”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记述当时的感觉。

回到住地若羌,吃完饭已经很晚,还是忍不住和刘亚伟、王自亮等朋友围着楼兰博物馆一圈圈打转。我用沙哑的嗓音即兴朗诵,心像储满水的池塘,关于楼兰消失的千古之谜,突然有了全然不同的结局。从库尔勒回北京的飞机上,一部诗剧的整体构思有了雏形,然后是几个昼夜的连番写作,从未涉足戏剧的我一口气写出两千多行。一个失踪千年的古国,跃然来到笔端。楼兰成为楼和兰,“楼”化身为国王,“兰”化身为王后,奇异的场景,奇异的人物,奇异的故事和结局,电光石火般噼啪作响。

诗剧《楼和兰》试图以诗的方式解答楼兰消失之谜的同时,更多是想把楼兰作为人类文明一种独特的存在方式加以咏叹。

有的东西不因它消逝就不存在,反而更让人向往和留恋。《楼和兰》的结局,是一种文明在万难处境中关乎尊严和存续质量的抉择。它是一个人的写作到达某一节点后,才能对来自岁月深处的召唤做出的呼应。诗剧结尾,楼兰王为自己的都城规划的命运,是让岁月停在美的顶端。

写完,朋友们反应热烈,也曾同行的杨匡满先生还想译成阿尔巴尼亚语。我说不急,让我慢慢完善。要完善,就不能停留在对西域朦朦胧胧的认知上,必须了解更多。而真投入进去了解,通向西域的路,必然通向罗马,涉及的不仅是张骞、班超,也有马可·波罗。

诗剧《楼和兰》后来发在沈苇主编的《西部》杂志上,得到了很多朋友鼓励,使我对诗剧这门样式越来越着迷,打算写一系列历史人物,田横、屈原、辛弃疾、徐光启、黄宗羲、梁启超……以诗剧的方式向这些境界高远、生命卓越的人致敬。

而就在这期间,中国对外文化集团酝酿做一部以马可·波罗为题材的原创歌剧。集团里一位专家读过我的诗剧,所以就推荐我,我说如果让我来写,我不想仅把他写成旅行家、冒险家,也不想拘泥于游记所述,更不想陷于其人其事的真假争论中。马可·波罗,如果把他看成一个文化符号的话,他应该是东西方文明相遇时,撞击、影响、彼此改变与融合的象征。宋元之争,我也不想仅仅看成汉蒙之间的冲突,而定位成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之矛盾冲突,是既定社会秩序和渴望建立新秩序者的冲突。

这样的构思,得到认可后,我就动手创作。2015年的10月份写出了第一稿,拿给当时推荐我的专家看。他那时刚做完视网膜修复手术,双眼蒙着厚厚的纱布,人也只能趴在医院的病床上。我只好读给他听。从头到尾,他就那样听了三四个小时,样子既狼狈,又令人感动。

国内采风

就这样一站一站相遇马可·波罗

孙:听说你后来还为进一步修改去了与马可·波罗有关的一些地方。所遇所想又是怎样?

韦:我对剧本是这样想的,一开始先做加法,让内容尽可能饱满,戏剧冲突足够激烈。所以越改,结构规模越大。这时我想,应该四处走走了。国外且不说,至少到国内和主人公有关的地方去一下,听听当地朋友的看法和认识。

第一站杭州。杭州是马可·波罗在游记中盛赞的地方。当地朋友、诗人王自亮陪我到过杭州的史志馆,博物馆,陶瓷博物馆,官窑遗迹等,后来他又引见了陈东的后人。

现代人对陈东认识得太少,他在历史上其实很重要。作为臣子,他一直主张励精图治,抗击侵略,保卫家国,发挥军事将领与普通百姓的作用。这样一个人却因奸臣陷害而被赵构所杀,开了大宋朝杀大臣的先例。大宋王朝的历史开始逆转。

我从陈东的后人陈桂秋那里了解到他先辈一些事。据说后来赵构还很后悔,下了罪己诏。这让我很吃惊,宋朝的皇帝,有时糊涂到极点,有时可爱到极点。因而越发感到,宋朝的灭亡,不能简单来看。提到它,亡国之悲当然深重,但重要的还是要全面审视。而马可·波罗担当的一个任务就是,与宋元两个阵营的人对话。

孙:马可·波罗某种程度也代表你,你的审视。如果说你因此对一个朝代的理解加深,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韦:华夏文明在宋代达到的程度非常高。无论政治、文化、经济,还加上海上丝绸之路。即使失掉汴梁、偏安一隅,它也又持续了150来年。江南依旧那么富饶、美丽、繁荣。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这一判断对我认识宋朝有导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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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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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布罗乔·洛伦采蒂《好政府的功效》,意大利锡耶纳市政府厅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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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忽哥赤摹南宋楼璹《耕稼图》局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两图对照,不难看出,由于丝绸之路的交流,类似《耕稼图》这样的中国画被带到了西方,并影响到了西方的画家。

在杭州的探访中,有一幕令我深深记住,王自亮兄陪我在雨中的西湖边坐了整整一天。那一天冷而潮湿,我们坐在一家茶馆的廊檐下,有话了说会儿话,没话了就看着西湖。我的心里,一直在翻腾宋元这些事。万千思绪,就如那不停不歇的雨。我感觉,杭州的山水彻底进入了我的心里。关于杭州,我在《马可·波罗》剧本里写了很多唱词:这是白居易的江南、苏东坡的江南、林和靖的江南……演出稿没用,但我写时很激动。好像宿命似的,在我端详杭州的山水时,马可·波罗仿佛就站在我身后。

孙:听说杭州,乃至扬州还有一些和马可·波罗行迹更密切的地方吧?

韦:有是有。但对于我,对于一个诗人来说,那些并不重要。我不喜欢那些带传说意味的地方,要么特实,要么就特俗。我出来走,更多是想从一种氛围中获得一种感受。一种历史感、某种文化氛围,我相信它们对创作更有内在推动力。

对这部以历史人物为主线的歌剧,或者说诗剧,我更喜欢悬空写作。这可以和克罗齐那个论断“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呼应。

比如这个剧中还有崖山之战的戏,我写的时候想到了公元前波希战争中的温泉关之战。当年希腊方的斯巴达国王,仅仅带着自己的300勇士,迎战几十倍于他的波斯强敌。失败时波斯人问那些被俘的斯巴达人:你们只有这么少的人来打仗,其他人做什么去了?士兵回答说:都参加运动会去了。波斯人问:那能得到什么呢?俘虏自豪地说,获胜者可以得到橄榄枝编成的花冠。

在波斯人看来,这都是些什么人啊。他们竟然不是为了金钱,而为如此虚无的、不存在的东西竞技。这种存活的价值和意义,真是不可思议。

但是,真的如此吗?崖山海战之后,有句著名的论断:崖山之后无中华。

孙:崖山之战是在广州新会。你在这里跳了地方哈。杭州之后您去了那里?

韦:之后去的是泉州。啊,过一会儿再说崖山。泉州有个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我在这里获得了一些知识性的信息。但真正有意义的是到了福州,当地一个朋友介绍我认识了刚退休的文广新局局长胡楠。从他那里,感受到人们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巨大热情,以及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贯通后产生的意义。

丝绸之路的形成首先是由于商贸,但这之外,还有东方对西方的好奇,西方对东方的好奇。人类总是生活在此地,心向远方。所以丝绸之路也是一条心灵之路。这也就是剧作尾声,马可·波罗讲完他的经历后,我要让卢斯提加洛说一声:谢谢你,马可·波罗。当马可·波罗问为什么要感谢我呢?我让卢唱出:这世上有许多路,你让我看到一条丝绸铺成的路,它连起炊烟,集市,榷场和桑田,连起一条又一条河,一座又一座山,连起近在眼前的近,远在天边的远。众人合唱:那是源源不绝的智慧,百折不挠的刚强。那是文明走到文明的路上,心找到心的故乡……

泉州之后才到广州。广州的北京路,有宋城遗址,我不止一次到过那里,但这一次,感觉又不一样。六七百年过去,宋城的街道已经在地下,尘土积了一两米厚。我隔着玻璃罩看它,想象当时丝绸之路带来了怎样的繁荣。要知道那时的南宋,要支撑那么长时间的战争,还要给金人纳贡,这都得靠雄厚的经济基础维持。

崖山海战纪念馆是第二天去的。崖山海战是宋元之间的最后一役。仗打了三个来月。背后山河破碎,但陆秀夫、张世杰还是拥立杨皇后和小皇帝,建皇宫、扎营帐,充满了大宋再兴的雄心。陆秀夫天天给小皇帝上课,讲经邦治世之道。他们在海上迎战元人,惨败后,陆秀夫抱着小皇帝蹈海。而这全部的经过,被囚禁在元人船上的文天祥又是一直眼睁睁看着,他心中的苦痛可想而知。

在崖山海战纪念馆,我有几个小时,都呆在那里,几乎走不动。不仅因为我是华夏民族的一员,而是在那里,谁都会痛彻心肺地感受到一种文明的崩溃,沉浸在一群不屈者被扼杀后的悲悼中。

我们说,一个朝代的灭亡,肯定有很多原因。但当时的宋人,他们觉得自己活得像人,是人,有人的尊严。人的尊严体现在好多方面,我们可以从一些文人作品中看出来,那种在经济繁荣之上形成的东西,思想和情感空间之大、文明程度之高,都令人景仰。你看宋代的陶瓷,精美、敦实,朴素中透着尊贵。你看宋代建筑那种审美层次,都能感到宋人的生存有什么样的质量。而这时,面临北方游牧民族的统治,生活方式、生活水平都将有巨大落差。他们宁肯赴死的行为,乃是保持一个信念,不能像人那样活,就不活。

也就是在这一刻,我决定回来做重大修改。有了歌剧中唱的那句:崖山二十万,二十万田横、二十万屈原……

马可·波罗与文天祥的相遇

宋代文明在这里,有了再审视的可能

孙:你在这出戏里,还写到了马可·波罗与文天祥的相遇。可能很多观众心里会嘀咕,他们有过交集吗?

韦:历史没有记载。事实上,这出剧很多地方都是虚构的,比如马可·波罗在撒马尔罕那场戏。马可·波罗可能压根就没到过撒马尔罕,对我来说,我想让他去,他就去了。

孙:撒马尔罕,也是一个有意味的地方。我注意到,你的几幕戏的场景,都选得很有意味:撒马尔罕——马可·波罗初遇汉女子传云;杭州西湖边——马可·波罗与传云重逢之地;元兵马司监牢——马可·波罗劝降文天祥。西湖边茶楼——传云与马可·波罗再度相遇,并自杀。撒马尔罕、杭州、元大都,这些应该说都是历史空间。尤其一想到撒马尔罕,不由地就想到那本美国汉学家的书《撒马尔罕的金桃》。那些唐代丰富的舶来品后面,也是丝绸之路的佐证。

韦:是。在马可·波罗到达的时候,它是元朝的版图,那里的王子在举行迎亲庆典,却出现了一个汉地来的刺客传云。这样,马可·波罗就不仅和东方的北相遇,也和东方的南相遇了。整个剧中,这些构成最稳定的三角。从中,既能够看到东西文明、南北文明之差异,也能在里面构建矛盾冲突。

孙:其实,在广州看戏的时候,看到一出马可·波罗的歌剧里,有文天祥出现,乍一看还有些不适应呢。他就像我们早已背熟的《正气歌》那样,不容易产生丰富立体的戏剧维度。

韦:崖山回来之后,文天祥在我心中的形象不一样了。我在马可·波罗、真金太子与文天祥的对话场景里,表达了一些更多元的审视。比如当文天祥言语滔滔表拒降之意的时候,真金太子说了一句:切不可意气用事,误及家国,祸及百姓。你能感到,此时作为元太子的真金,对汉文明,是有他的理解的。也就是,新生力量崛起,有它的必然性,他对对方的文化有了解。而反过来宋朝人对作为敌方的元朝,又了解多少呢?

这里我还想把话题岔开一下,谈谈我过去的经历。

在来中国对外文化集团以前,我有两个17年,是工作在中石油系统的,在那里做过很多种工作,现代管理理念对我启发很大。尤其是里面的系统论,让我看待问题时,不会从单一层面去看。一个朝代也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有好多要素,循环往复,在循环中增长,在增长中循环,但增长有极限。这时就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怎样不断完善突破极限,另一种是再造系统。我想生活在南宋的人,大多抱着完善的愿望。而在大元眼里,大宋这个系统已经没有完善的可能,需要再造。

文天祥被俘后,马可·波罗和狱中的他有一场对话。我给他们竖了一个陡峭的梯子。一层层递进。先是马可·波罗劝文天祥,大元一统天下,正是你施展抱负的时机啊。文天祥回应说,在这个时候,别人能做的,未必是我要做的。别人不屑于做的,不敢去做的,是我所要做的。他想做什么呢?就是担当起维护人格尊严的重任。

马可·波罗问,你在宋亡之后的这三年,想过大宋灭亡的原因吗?文天祥受了触动,说愿闻其详。当马可·波罗说完,他惊讶:一个西方人怎会有这样的见解。马可·波罗说:你别忘了我是真金太子的挚友啊。他对你们可是细细打量,你们可曾打量过他们?

再高的文明,也需要有自我反省力。你可以认为自己在文明的中心,但并不意味着,别的文明不需要打量。

而当忽必烈得知劝降不成,便对文天祥勃然大怒,你要为大宋殉葬,那我就让你的亲人及无数的大宋子民浩浩荡荡为你殉葬。

矛盾到了极端。这时我让马可·波罗发挥作用,以智慧、勇气和对人性的洞察,说服忽必烈,制止他滥杀无辜的冲动,并在文天祥赴死之时,令人选址建造文丞相祠。元人为文天祥立碑,文天祥就不仅是宋朝的忠烈,也是大元的忠烈,天下人的忠烈。

当你把英雄托举到天上的时候,你的手也在云端。

我想这样写忽必烈,更能突显,宋元之争,不是族群冲突,而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间的冲突,新旧势力的冲突。忽必烈能最终实现南北统一,不仅是武功,还有襟怀、视野等诸多文化因素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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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马可·波罗》创作团队合影。一次跨越国界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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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13—16世纪中国与意大利的跨文化交流》

当中国诗人遇到德国作曲家

双方都要有突破文明障碍的兴趣与勇气,才能做得完美

孙:这部戏里,马可·波罗与东方女子传云发生了一场爱情。这场跨越东西的爱情,以传云的自杀而结束。你是怎样设想传云这个人物的?

韦:一个17岁的青年,当他听了父亲、叔父的讲述后前往东方,他对东方的想象,“像烧红的铁”。在撒马尔罕,见到传云这样身世复杂而又美丽刚毅的东方女子,他当然会被吸引。

这一刻,单从两个生命来做对比的话,马可·波罗单纯的像个小马驹,传云则复杂得一塌糊涂,她是负有使命的刺客,间谍,辛弃疾的后裔……她身上充满了国仇家恨,兴亡之耻,是个被仇恨喂大的女子。而马可·波罗,从遥远的西方而来,最后又决意奔元朝而去。所以她对马可·波罗的爱,内心肯定充满矛盾。

最后,也是在西湖边,作为大宋子民的传云,重逢了马可·波罗。为什么这时她要杀死自己呢?因为惟有一死,可以让她超越种族和种族、朝代和朝代、西方和东方的仇恨。更因为,她从马可·波罗身上感受到另外的光亮,感觉他就像闯进暗夜的灯火。马可·波罗在她眼里,寄托了她对人的希望。此刻他是不是西方人已不重要,关键是他是一个充满人性的人。一个从灵魂和精神的维度看让人珍惜的人。

传云最终放弃杀人而选择自杀,乃是实现对美好事物的守护。这一行为,也感染了马可·波罗。所以在尾声,他在热那亚监狱,才会为了其他的面临厄运的人,不惧监狱长的淫威,和众多狱囚一起唱出:“我们要一起生,我们要一起活”。这既是对生命的尊重,也是对未来的信念。

孙:我也是在广州大剧院的舞台,第一次看外国人用中文演唱歌剧。应该说,舞美设计有非常中国的地方,但剧情脉络做了太多压缩、删减与调整,还包括唱词。有些专家说音乐很美,但看了剧本之后,深感那些丰富优美的诗化语言,在其中流失了不少。

韦:看演出时,也觉得和初衷有很大区别。我愿意将此理解为,导演、作曲更多是从舞台呈现、音乐效果,甚至商业演出的角度来做的取舍。有好多让我佩服的地方,起码动作性更强了,戏的沉闷感少了。制作团队肯定有他们的道理。但我觉得,这毕竟是一个跨国家、跨地域的合作,中间肯定还有需要再磨合的地方,而我们之间的交流时间太短了。

我是一个对母语极度迷恋的创作者,所以会觉得,汉语的某些内在节奏与意象美,无法翻译。

但这里面,是否也有文化与文明认同的障碍呢?我感觉,有些我认为很重要的东西,像马可·波罗向往、赞美东方文明的桥段和唱词,他们删掉了。不能说不是遗憾。

孙:但这恰恰和当年马可·波罗来到中国这件事一样令人悬想,东方与西方的理解与认知,中间必定有自己的认知模式在起作用。

韦:有种说法,一出歌剧,音乐好就是很大的成功。但纵观歌剧史,几乎所有成功的例子,都是音乐又好、本子又好,像《费加罗的婚礼》《卡门》《浮士德》《尼伯龙根的指环》《托斯卡》《艺术家的生涯》《蝴蝶夫人》等。为什么不向剧本与音乐相得益彰这一最好的方向努力呢?这样一个国际性题材,国际性合作班底,双方都应有突破文明障碍的兴趣和勇气。我一直非常看重这一点。